刘师培推崇世界语，试图借统一语言来解决“世界争端”

清季，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逐渐为知识分子认可，而围绕怎样改革文字及是否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等问题，当时思想界有很多的论争，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弃中文改用万国新语，章太炎则极力反对废弃汉字中文。论争各方虽有许多分歧，但大体上对于改革国语、“讲求世界新学”和学习西方语言都没有异议。

事实上，在对待世界语（万国新语）方面，章太炎、刘师培都有一个变化过程，有属于主动因应形势的立场改变，也有属于被论敌逼迫出来的表态；有属于章刘之间的惺惺相惜，自然亦有两人之间的暗中较劲。以下就先从刘师培政治立场的转变说起，重点围绕刘师培与章太炎的关系展开。

19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信仰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不再满足于只讲反满，“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的做法。他在政治立场与文化取向上已经日显激进，主张颠覆清朝后在中国实行无政府主义，尽管在私人关系及对待中国传统学术的立场上仍然与章太炎走得较近，不过在接纳所谓万国新语和无政府主义的态度上，政治态度日趋激烈的刘师培明显更偏向《新世纪》杂志和吴稚晖的立场，这通过日后他一系列关于世界语的论述即可得知。

明治维新后，日本知识界掀起学习外语的热潮，一些知识分子在1880年代末期开始注意到世界语，丘浅次郎在1891年最早开始学习世界语。之后，如吉野作造、樋口斟治郎、中目觉、安孙子贞次郎、浅田荣次等日本激进知识分子都对研习世界语产生了兴趣，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如长谷川二叶亭、田川大吉、堺利彦、大杉荣等对世界语尤其热衷，其中大杉荣对后来者学习世界语的影响最大。1906年，横须贺与东京相继成立世界语协会，6月，世界语协会还在神田青年馆召开了第一次大会，多位世界语学习者发表了演讲，大会还决定在日本各地设立“支部”或“分会”，8月，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世界语》杂志创办，并发行了第1卷第1号，从10月起每月发行一期，借以宣传推广世界语。之后，大阪、横滨、京都等地也纷纷成立了世界语协会支部。村木达三、长谷川辰之助、丸山顺太郎、加藤节等人也相继编写出版了一批世界语教材和介绍性书籍。在这样的集体努力下，左翼色彩甚为浓厚的世界语运动在日本声势颇为浩大，一度吸引了不少学习者，其中就包括当时在日本留学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

受到日本激进知识分子倡导世界语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受到吴稚晖等人创办的《新世纪》杂志的影响，人在东京的刘师培至少从1907年下半年起就已经开始学习世界语了，所以才能在1908年3月出版的《天义》报上发表《ESPEARNTO词例通释》一文，公开鼓吹世界语（即Esperanto）。在这篇文章中，刘师培认为自古及今，世界上只有两种争端：“一由生计而生，一由感情而起。”由于生计造成的争端是“财产不平均”，感情造成的争端，其原因在于“语言不统一”。要解决这两个争端，有两个办法：“一为平均财产，一为统一语言。欲平均财产，必推行共产制度；欲统一语言，必采用Esperanto之文。”可以看出，刘师培之所以推崇世界语，重视其作用，是由于他受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识到财产的不平等是矛盾的根源，冀图借平均财产和统一语言的方法来解决“世界争端”。进而在刘师培看来，中国境内争端的肇因也是各地的语言隔阂与语言差异，“语言统一，则竞争自息。此非惟一国为然，即推至世界，又何独弗然也？”这里刘师培将因为语言导致的人类矛盾夸大，又将语言的作用无限放大，希望借语言的统一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这个所谓统一的语言即“人为之文字”——世界语：“欲期世界之统一，不得不统一言文。欲期言文之统一，又不得不创人为之文字。所谓人为之文字者，即Esperanto是也。”

在刘师培看来，世界语不仅是解决世界统一的法宝，也是类似于中国官话的语言，“其作用与中国官话等”，中国人如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必首习Esperanto”。学习世界语比仅学习任何一种外国语言文字为优胜，因为未来的世界，世界语“必为世界普行之语”，这从当下世界语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受到欢迎的情况即可推知。而世界语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其构造简单、文法简明，所以能在20年间，“推行几遍于世界”。加之世界语的构造法，“恒与中国之文字相符”，故也“适宜于中国人民”，让中国人肄习起来“至为便易”。假若中国人要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一定要学习世界语，学成之后益处众多：

盖欧美各国，团体林立。每一团体必有Esperanto文所刊之报。虽下至速记、写真各业，莫不皆然。至于新译各书，则哲学（如康德诸人之著述）、文学（如荷士比、杜尔斯德及波兰Prus、法国Vallienne之书）、科学（以医学为尤众）、历史之属，以及诗歌、韵文，凡欧美人士称为名著者，均有刊行之本。近则新刊各书，岁增数倍。是学成之后，不患无可阅之书报也。

即便不以读西文书报、增广学识为目的，而以留学和游历为目的，懂得世界语亦可为学习者提供方便。“欧洲各国，凡商店、旅馆，其招待之员均通Esperanto，入其国境，即未悉其本国语言，若谙悉Esperanto，其所应用与通其本国语言者相同（日本人之游历欧洲者，或仅通英、德之文，不谙法语，然身至法国即改操Esperanto语，于社会交际至为利便）。”之后随着世界语的日益流行，学习者所获益处就会更多，“听收之效亦愈巨”，比起那些仅仅懂得一两国文字的人，收效也更为明显。

进一步，刘师培认为，英、法、俄、德各国文字繁杂难学，学习者需要花费多年苦功才能见效，相比起来，世界语只需“记悉语言数千则，明晰文法十余条”，有大约一年工夫，便“于会话、译书、通信、作文，均可从事”。中国人学习世界语的难度与学习日本语相当，可所得收益，比熟悉欧美数国文字的好处还要大。“其便利略与肄习日本语相同，而所收之益，则较通欧美数国文字者为尤巨。”所以，世界语在未来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

对刘师培来讲，世界语就是中国迅速融入世界、学习西方的终南捷径，通过它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还可由世界语“期世界之统一”，实现世界主义的梦想。不过刘师培也认识到，学习世界语虽然有诸多好处，但眼下的中国还不能如吴稚晖所主张的废除中国的语言文字。“然当今之世，骤废绝中国语言文字，代以Esperanto，亦属甚难。”由于外在条件并不具备，各专门学堂、各学校无法开设世界语课，中国也非常缺乏世界语教师和教材，故不能一蹴而就。对此困难，刘师培并不沮丧，“以竭力传布为天职”，并提出改变的对策与应付诸的行动：

吾等对此问题计有二策：一则开设传习所于东京，延日人为讲师，并由上海同志开班教授，以为养成教师之豫备；一则编辑字典、文法书及读本，字典一书系用汉、Es、英三本合璧式；读本一书系按学级编定，已由同志编辑，不日告成；而文法之书，名曰《Esperanto词例通释》，则由鄙人编纂，以备中国人士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