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史景迁《王氏之死》，建构了一种历史叙事

2021年12月27日，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去世，在中国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他被人们誉为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王笛教授关于街头文化、茶馆和袍哥的研究，学术界认为与史景迁的研究风格类似，也是以讲故事而受到关注。王笛在各种场合，也不断推荐史景迁的研究。今年，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那间街角的茶铺》，也是把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的佳作。

今天，我们特发布《那间街角的茶铺》责任编辑李磊对王笛先生就“史学问题”的简单访谈，文字整理如下：

李磊：您的历史评论集《历史的微声》明年即将在人文社出版，其中一篇您评论了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为什么您对《王氏之死》特别看重呢？

王笛：我认为，关于中国历史的微观研究取向的研究，就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了。《王氏之死 》 早在 1978 年就出了英文版 ，此前我已经读了很多遍 ，在美国给本科生开 “中国史 ”课 ，以及在华东师大给研究生讲“大众文化史 ”时 ，我都将本书作为必读书 。

上世纪 70 年代，微观史学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 。现在看这本书也许会觉得很简单，但我们评价和判定一本书，应该放到当时的时代环境里。在上世纪 70 年代，当史学研究的主流还是集中在上层 、国家 、政府 、政治 、精英这些方面，史景迁就将他的研究视野放在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郯城县，这是他眼光非常独特的地方。

史景迁以乡村底层人民的生活为中心，描写了贫穷的山东郯城的生态以及农民的艰苦生活，从一场地震开始，然后看当地的自然状况、疾病、饥荒、暴力、满人征服等。并讨论土地、天气、农业、赋税、人口、行政机构等。史景迁还重点描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例如寡妇如何把儿子抚育成人、地方上的各种争斗等。

因为资料上的困难 ， 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 。王氏是一个已婚妇女 ，跟别人私奔 ，后来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又回到丈夫身边 。丈夫无法容忍她 ， 在一个下雪的晚上将她掐死 。因为与邻居有矛盾 ，为了嫁祸 ，丈夫将王氏的尸体放在邻居家的门口 。黄六鸿在审理案件时 ，才将事情的真相查清 。虽然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的死 ，但当时农村基层社会的全貌却由此都展示出来了 。

研究下层难在资料的缺乏 ，要找有关王氏的资料 ，真的非常难。史景迁通过以下三种基本资料来建构了这本篇幅不大但是非常有创意的著作：

1.三种郯城县志（17 世纪、18 世纪、19 世纪不同时期所编）；

2. 时任郯城县令的黄六鸿撰写的其从政经历的《福惠全书》，其中记录了他从政期间处理的一些案件 ；

3.文学资料 ，主要是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

史景迁能够根据不多的材料，重构几百年前一个贫穷村庄的社会和生活，显示了其运用资料的高度技巧。此外，史景迁的《书的叛逆》，以讲故事的手法，记述了雍正时曾静案和《大义觉迷录》出笼的前因后果，也非常接近微观史的写作手法。

也许，人们会批评作者把蒲松龄的鬼怪故事用作学术研究的材料有失严谨，但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县很近的淄博，小说中虽然不是直接地描写郯城县，但风土人情非常接近，补充了人文环境方面材料的不足。史景迁能从非常有限的资料里建构出山东一个偏僻贫穷的农村下层人民的经历，以及一个普通女人的悲剧，这种方法和思维是非常独特的。我将这本书作为课堂的必读书，目的在于开阔学生们的思维——怎样使用史料，怎样在史料缺乏的情况下进行课题的研究。

李磊：您的《那间街角的茶铺》入选了人文社2021年“年度20大好书”。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作品能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我想主要是体现历史和文学的结合。那么您认为，史学研究的文学性应该怎样体现，您能以史景迁的研究作为例子讲讲吗？

王笛：谢谢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好几次的讲座中都提到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外历史学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形成了一套写作的范式，历史写作逐步趋向一种科学性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干巴巴的了，越来越远离文学。

其实我们知道历史学不是社会科学，是人文学，那么就要有人文关怀。史景迁一直坚持他自己的风格，以人为中心，文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所以他几乎每本书都是有故事的，都是有细节的，而且好多故事和细节都是他从档案中间挖掘的，而不是人人皆知的。

这样的写作在西方、在中国都不是主流。不过，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在西方有了语言学的转向，历史研究逐步回归到人文学，其实微观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出现的，写小人物，注重文学的描述。在中国，史景迁的著作介绍进来以后，很受欢迎，但是真的按这种风格写作历史的还是很少。以后年轻一代会逐渐地接受他的，接受他的这种写作方式。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明确的是，他的这种写作风格不适合于学位论文，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中国，不管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如果写成这个风格的话，那么就很难通过。所以研究生不能轻易地去模仿。因为现在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学位论文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格式，这个格式就是说必须要有导论，阐明观点，要做文献综述，然后再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而史景迁的风格是以故事来展示他的观点。如果一篇学位论文这样写的话，评审委员会就很难通过。

但是我鼓励那些不追求学位的或者已经得到学位的年轻人进行历史写作的探索，不一定模仿史景迁，但是努力找到一种为一般大众读者都喜欢的写作方式来讲述历史。应该提倡各种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让历史学走出学院。

不必担忧“碎片化”

文 | 王笛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1970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但也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为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

最近二十余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但这种倾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其实，我认为，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史家却能从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史家对什么叫研究的价值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这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认为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个意义的理解却是很不相同的。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是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难道我们不认为如果一个研究，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用“局部化”来代替，或许我们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因此，我更倾向于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研究是整体旗帜下的空洞化、重复研究，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一些研究者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宏观问题上去讨论，并不能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所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简单的描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若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作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有这类的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是我们总是应该期望的结果。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作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代瓷瓶的碎片，一个学者对这个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是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一样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我们从中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这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对欧美历史的研究，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较之现有之欧美历史，这方面的缺陷则更为明显。因此，“碎片化”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困惑》《书的叛逆》等，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历史叙事。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他们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繁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它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他们热衷于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我们拼图一样，在碎片缺失时，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我们了解的碎片越多，便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总而言之，在这篇笔谈中，我想指出四点：

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

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共存；

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

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作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

不过这里我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而且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而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毕竟，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建构完全客观的整体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过去的历史就永远过去了，史家力图利用各种途径去重新建构逝去的历史。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多么公正，方法多么正确，资料多么丰富，他建构的历史，也是带有主观性的。兰克所憧憬的所谓客观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历史写作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根据历史资料建构的历史，都是主观性的历史，也即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都是通过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无非是我们眼中或头脑中所反映的历史，因为历史观、方法论、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个人背景、种族、文化、语言、思维习惯等等，无数的因素都制约了我们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写的历史，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本文原发：《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稿件初审：周 贝、李 磊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原标题：《王笛：史景迁《王氏之死》，建构了一种历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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