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下阿蒙”领跑法国左派初选，“不工作也发钱”成政纲主轴

1月22日，法国社会党为首的左派阵营举行初选首轮投票。此前并不被看好的前教育部长布诺瓦•阿蒙（Benoît Hamon，法语中H不发音）出人意料地拔得头筹，和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进入下一轮，而且从得票形势来看出线前景光明。

和对手共和党相比，社会党的初选可谓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原因是此前确定日程时有意配合总统奥朗德的表态。按照后者当时的说法，他在12月初作出决定是否参选。因此初选及其辩论的组织工作都不可能更早。这样一来，就比政治对手的节奏晚了一个半月。12月1日，奥朗德正式宣布不寻求连任，于是党内初选就成为群雄并起的混战。

最终，左派初选共有七名候选人参加，其中四人来自社会党，分别是瓦尔斯、阿蒙、前经济与生产振兴部长阿诺德•蒙特布（Arnaud Montebourg）和前教育部长文森•佩永（Vincent Peillon）。其他三人则来自左翼小党，分别是前住房部长西尔维亚•皮内尔（Sylvia Pinel）、生态党主席弗朗索瓦•德•鲁吉（François de Rugy）和民主阵线党主席让-吕克•本纳米亚斯（Jean-Luc Bennahmias）。

左派阵营初选规则和中右阵营大体相同：投票者须具备法国国籍，已经在选民册上登记，每人交付一欧元（中右阵营初选为两欧元，虽然面值都微不足道，但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两大阵营在门槛设置上的差异），并签署一份表示认同左派价值观的宪章，即可进行投票。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从第一轮投票来看，左派这场名为“大众美好联盟”（Belle Alliance Populaire）的初选，恰恰是这一名称的对立面：它既不够“大众”——仅有160万人投票，远低于本党2011年的水平，和此前中右阵营初选的400万人相比更显得气势低迷；也不够“美好“——几乎所有民调都认定社会党将遭受惨败，因此各方竞选活动都被失败气氛笼罩；还不够“联盟”——党内路线之争达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以至于多位候选人明确声称将推动废除本党政府此前的重要立法。

民调混战中的输家与赢家

以英国退欧、意大利公投失败、特朗普当选为标志，欧美政治普遍呈现右倾化趋势。此前法国中右阵营初选中，赢得角逐的也是代表保守价值观的菲永（François Fillon），但此次社会党初选格局中，重心仍然明显偏左。多数候选人立场属于左派中的左派，瓦尔斯是几乎唯一一个走偏右路线的候选人。在此前进行的三场初选辩论中，对垒格局逐渐清晰，形成三强鼎立的局面，即左翼的蒙特布和阿蒙对抗右翼的瓦尔斯。

首轮投票前后最富有戏剧性的一点，是民调再次显露混沌本色。选前一周时间里，不同渠道的民调口径相当混乱。Harris公司在1月16日的调查显示，蒙特布和瓦尔斯将晋级，并且前者力压后者出线。两天之后，BVA公司的调查则显示瓦尔斯有较大优势，蒙特布和阿蒙不相上下。与此同时，Elabe公司却表示阿蒙上升势头强劲，和瓦尔斯并驾齐驱。Opinionway公司的民调也预测，瓦尔斯和阿蒙将是首轮赢家，不过两人的得票之比是37%对28%，瓦尔斯优势明显。

然而首轮投票却令人大跌眼镜。当晚计票刚刚过半，蒙特布就成为最大输家，得票率显著低于阿蒙和瓦尔斯。计票完成大约三分之二时，初选委员会公布初步数据，蒙特布仅获得18.7%的选票，远远低于阿蒙的35%和瓦尔斯的31%，于是，蒙特布公开认输，并呼吁支持者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阿蒙。

最终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官方数据，阿蒙以36.35%的得票率，力压瓦尔斯的31.11%，蒙特布仅得到17.5%，其他几位陪跑的候选人分别得到6%到1%不等的选票。

这一结果多少出人意料，因为这位看上去风度翩翩、踌躇满志的前经济部长蒙特布，近年来不遗余力宣传的政纲之一就是“Made in France（法国制造）”，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强调法国特性，这种民族主义风格多少令人联想到特朗普的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也正因此，观察人士此前认为蒙特布或许能够迎合当下趋势，借助这股潮流更进一步。但事实上和2011年的初选相比，他几乎原地踏步，支持率都停滞在17%左右，成为民调虚张声势的最大受害者。

相比蒙特布，前总理瓦尔斯虽然跻身第二轮，但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输家。从力量格局来看，蒙特布和阿蒙同属党内左翼，立场上有相当大的同质性，前者退选后，大部分选票会转移到后者身上，瓦尔斯很难从中获利。如果从首轮投票结果来简单相加，阿蒙有望在第二轮斩获55%左右的选票，瓦尔斯前景堪忧。

虽然一度被认为是继奥朗德之后的党内不二人选，但瓦尔斯的竞选过程非常不顺利，多次被意外事件扰乱。在12月初的首次竞选集会上，他被一位老妇人当着镜头斥责；在斯特拉斯堡竞选时遭到投掷面粉袭击。更富戏剧性的是，他还在布列塔尼地区遭到一名18岁年轻人的掌掴，虽然肇事者被判监禁三个月（附缓刑），但对于瓦尔斯来说，足以成为这场坎坷选战的缩影。

此外，在竞选造势集会和媒体宣讲方面，瓦尔斯阵营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虽然有前任总理的身份，但并没有能够得到奥朗德班底的输诚，即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先后表示支持瓦尔斯，但政府三号人物、环境部长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和政府发言人、农业部长勒福尔（Stéphane Le Foll）都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更有传言称罗亚尔宁可支持脱党单干的马克龙（Emmanuelle Macron），也不会支持瓦尔斯。曾经的执政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压倒性优势。

在首轮投票当晚，瓦尔斯连说两次他很“高兴”能够晋级初选次轮，但事实上恐怕很难高兴得起来。在这种特定格局下，落后五个百分点是个不小的差距。这让人想起右派初选首轮结束后，前总理阿兰朱佩在普遍看好的情况下，被菲永意外反超，虽然朱佩声称将为次轮“继续战斗”，但满脸都是掩饰不住的失望。而在说完“高兴”之后，瓦尔斯几乎立刻就发起了针对对手的进攻，声称在“确定的失败和可能的胜利之间，选择是非常清楚的”，言下之意是，如果社会党选择阿蒙，将注定面临失败；而选择自己，或许还有一线成功的可能。

在选前多数民调中，阿蒙原本排名第三，但首轮投票结束后出乎意料地领跑晋级，毫无疑问成为大赢家。阿蒙阵营似乎自己也没有料到取得如此之好的成绩，开票结果出炉后，竞选团队在镜头前忘情地欢呼雀跃。随着同属党内左翼的蒙特布表态支持阿蒙，次轮的得票率有望再创新高，如果没有大的意外，阿蒙的胜选前景相当光明。

“吴下阿蒙”的乌托邦理想？

虽然部分民调和政治人物提前做出准确预言，但法国媒体仍然普遍把阿蒙的胜利视为出人意料的结果。的确，尽管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局外人”——他曾经担任过五年的欧洲议会议员、四年的社会党发言人、两年的副部长和四个月的部长，但阿蒙从没有真正进入社会党的权力核心，他担任教育部长仅四个月，就因为与时任总理瓦尔斯意见不合而去职。他身上最显著的色彩，毋宁说是党内左翼“造反派”（Frondeur）的核心人物。这一派别大约包括二三十名社会党成员，虽然人数不多，但对瓦尔斯偏右的“社会民主主义”持反对立场，对政府施政形成有力掣肘。从试图振兴经济的“马克龙法案”到刺激就业市场流动性的新劳动法，以阿蒙为代表的“造反派”都表达了坚决反对态度。

正因如此，这位“吴下阿蒙”如今在初选中领跑，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这场权力游戏中的角色，和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可堪对应：二者都游离于权力核心之外，都属于左派政党中的左派，都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对党内建制派提出了挑战。当然，75岁的桑德斯和49岁的阿蒙完全处于两个世代，前者面对希拉里功亏一篑，而后者力图展示清新色彩，声称自己代表了希望和革新，要为政治生活“翻页”，而且眼下看起来很有掀翻党内“建制派”瓦尔斯的潜力。

在瓦尔斯口中，他自己是“直面国家现实的可靠左派”，而对手阿蒙提出的则是“不现实、财力无法支撑的许诺”。的确，阿蒙的主要政纲集中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大部分诉求有典型的左派福利国色彩，例如提高最低工资、确立“终身教育权利”、废除被认为过度有利于资方的劳动法，向大公司开征新税等等。但这一次最受舆论关注的、则是他提出的“全民普遍收入”（revenu universel）制度。

“全民普遍收入”又称为“无条件基本收入”。指的是在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下，无论是否工作，仅凭借公民身份就可以每月定期领取的基本收入。

在此次选战中，“全民普遍收入”并不是阿蒙的独创，一同参与左派初选的让-吕克•本纳米亚斯，以及此前中右初选的一些候选人都有类似提议，但阿蒙将此作为一张王牌打出来，并成功地把自己的独特性和这个议题捆绑在一起。他的方案是：首先，2017年将法国目前实行的“就业互助补助”（RSA）数额上浮10%，达到600欧元，并覆盖到18至25岁的年轻人；其次，在2018到2020年间继续上浮到750欧元，并覆盖到18岁以上的所有人群。

落实这项“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每年4000到4500亿欧元的巨额资金。这笔钱从何处来？阿蒙的方案试图多管齐下，包括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将此前引起巨大争议的“巨富税”（ISF）改造成统一的财产税、针对取代劳动岗位的机器人和机械设备向雇主征税、加大力度打击偷漏税和避税行为等等。但这些措施是否足够支撑这项庞大计划，在真正落实之前谁也无法确切说清。

“全民普遍收入”并不是一项新的设想，相反，它相当之古老。十六世纪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名著《乌托邦》中就构思了这一制度的雏形，也正因如此，“全民普遍收入”的批评者毫无例外地将其斥之为“乌托邦色彩”。然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今天，讨论“全民普遍收入”似乎已经不再是“白左”的一厢情愿，而成为某种全球性的新兴潮流。

2016年6月，瑞士曾经针对是否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进行过全民公决。根据公决动议，所有瑞士公民无论是否工作，都有权领取一份基本收入，成人2500瑞郎，未成年人625瑞郎。最终，全民公决以72%对24%的压倒性优势，否决了这一动议。中文世界的读者往往将此事视为域外奇闻，解读为瑞士社会的“财大气粗”和公民的“高风亮节”。然而，事情却并不这样简单。

如果说瑞士的相关公投失之于简单粗暴的话，中右政府执政的芬兰从2017年初开始试验的“全民普遍收入”则更具有审慎色彩。根据相关构思，政府随机抽样选择了2000名失业者，年龄在25到58岁之间，每人每月发放560欧元收入。这笔收入可以保障相关人员免于饥馑，但无法体面生活。芬兰政府希望通过这一试验，考察相关制度究竟是能够革新福利制度，还是像外界普遍担心的那样起到“养懒人”的效果。

随着近年来炙手可热的工业4.0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可以预见，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工岗位被取代。随着时间推移，今天看上去不可思议的种种奇思妙想，今后三十到五十年间可能将一一落实，届时既有的工作和福利模式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冲击，一部分人可能无法实现职业转型，沦落到连被剥削价值都没有的地步，而社会又无法任其自生自灭。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左派提出的“全民普遍收入”构想，似乎并不像它表面上看上去那样不可理喻。

结语：生不逢时的议题

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全民普遍收入”目前都不具备大规模推行的条件。对于法国这样一个背负沉重福利负担、财政赤字比例尚未达到欧盟标准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也是在左派初选中，瓦尔斯指责相关构想”不现实、财力无法支撑“的原因。

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受累于奥朗德政府此前五年的低迷表现，社会党处于极端不利的战略位置。无论候选人之间彼此攻讦如何激烈，无论是瓦尔斯还是阿蒙赢得社会党初选，都很可能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获胜者在总统正式选举中都将遭到惨败，进入第二轮的希望微乎其微。

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吴下阿蒙”，还是他所力主的“全民普遍收入”，可能都是昙花一现。欧美左派经常被诟病为凌空蹈虚，而左派中的左派更是如此，但他们所引发的讨论与争执，却并非全无意义。此次初选中的乌托邦色彩话题或许将很快被选民忘记，但它已经汇入了后工业社会的一张新的网络中，或许再过一代人时间，将显出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