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清代官场文化与拜年习俗——王振忠说门簿①

王振忠

2017-01-27 12:2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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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为《王振忠说门簿》的上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图片都由作者提供。
“门簿”之设置,原本是传统政治体制中严防奔竞干谒的一种制度设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不仅在许多场合成了一种摆设,而且,一般民众的年节习俗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海内外现存的“门簿”实物,是研究传统政治文化、民间习俗嬗变和商业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料。
(一)新年设门簿,大概是清代全国性的风俗
拜年一向是新春佳节的一道风景,而中国人拜年的方式可谓与时俱进。现在,除了见面拜年外,还可电话问候,或通过寄送贺年片、电子邮件等。特别是随着手机的普及,短信或微信拜年更为便捷。当然,上述这些只是最近数十年的变化而已。在清代,不少殷实人家,则是在门口摆放一册让人签到的“门簿”。
关于“门簿”,清代嘉道年间,苏州人顾禄曾这样描述: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门首设籍,书姓氏,号为“门簿”。
《清嘉录》卷一“正月·拜年”条,和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上述的这段文字,见于顾禄所编的《清嘉录》。其主要内容是说,拜年是按亲疏关系,有的是亲自去,有的则派子弟前往。平常没有什么见面机会的,也乘这个时候相互前往对方府上拜年。通常情况下,在门首设一簿册,这就是“门簿”。
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是清代嘉庆、道光时人,他所编撰的《清嘉录》,生动展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江南风俗。当时,这种正月于门首设“门簿”的做法,在东南一带颇为普遍。例如,在杭州,民间也有设“门簿”的做法:
贺客沓至,设门簿书姓名,簿签标曰“留芳”,或曰“题凤”。铺家设籍门外,以红笺束葱茎、松段压之,取葱茏松茂之意云。
该段记录出自清人舒绍言等所撰的《武林新年杂咏》,其中指出,门簿上的题签为“留芳”或“题凤”。并且说,商人店铺还以红色纸笺捆束葱茎和松段压在门簿上面,取其“葱茏松茂”之寓意。
在《武林新年杂咏》中,另一位杭州人姚思璋,也写了一首《门簿》诗:
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
金兰从簿点,凡鸟到门题。
家有一编置,名应千佛齐。
还看飞帖在,彩笔未曾提。

原诗“千佛齐”后小注曰:“亦谓之题名录。”显然,“门簿”也叫“门籍”,亦称“题名录”。“奔走真如织,涂东又抹西”,是指四处拜年颇为忙碌。末了提及的“飞帖”,则指以红色名刺答拜。关于这一点,顾禄在《清嘉录》中指出:“有遣仆投红单刺至戚若友家者,多不亲往;答拜者亦如之,谓之‘飞帖’。”这是江南的情形。而在江北,真州(即今江苏仪征)一带,也有新年设门簿的做法:
主人高第纵深闳,讵比慈恩寺里行。
底事薰风吹若醉,认来塔下自题名。

上述这首诗出自惕斋主人(厉秀芳,1794-1867)的《真州竹枝词》,反映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仪征风俗。真州位于江淮之间,在清代,此处是淮盐转运的重要码头,侨寓当地的富商巨贾望衡对宇。作者看到新年时人们奔走拜年的场景,不禁感慨系之——究竟是什么事让人如痴如醉?就像是雁塔题名般的,纷纷在门簿上留名。
晚清的门簿(上海图书馆藏《沈氏门簿》)
不仅南方如此,北方亦有类似的风俗。清人李静山的《增补都门杂咏·风俗门》中,有一首拜年诗这样写道:
家家名柬贺新年,门簿书来住址全。
惟有工商尤简便,全从门隙递红笺。

这是说在北京,人们往往用名柬相互祝贺新年。在门簿上,除了个人的名字之外,也将自己的住址写得相当完整。只有那些工商之家特别简单,全是从门缝里塞进一纸红笺以示问候。
北京的这种新年习俗,至迟自十八世纪中叶起便已蔚然成风。清人翟灝在《通俗编》中,专列有“门簿”条:
京师风俗,每正旦,主人皆出贺,惟置白纸簿并笔、研于几,贺客至,书其名,无迎送也。
翟灏字晴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乙丑(1745)进士,官终金华教授。其人所编的《通俗编》,有清乾隆十六年(1751)刻本。文后有一按语称:“今谓之门簿,其风到处皆然。”可见,新年设门簿,大概是当时全国性的风俗。
(二)门簿的目的是为了杜绝奔竞干谒之风
新年时在门簿上书写姓名、地址的做法,究竟始于何时不得而知。不过,“门簿”一词至迟到宋代就已出现,及至明代,更是屡见于文献。嘉靖年间的著名官僚海瑞就曾指出:“仰各府、州、县官各立门簿一扇,凡乡官举监生员等,入门并差人投递书柬者,把门人即行登记,执簿随行,逐一填注对官言语……”根据他的规定,府、州、县各置门簿,诸生每日有入公门者,记其姓名及相关的对话言语,到年终时上缴,以便稽考。之所以这么做,目的是为了杜绝奔竞干谒之风。
此外,一些官员的私宅亦设有门簿。譬如,稍晚于海瑞的著名戏剧家汤显祖即曾吟诗曰:“昼长门簿添过客,夜短窗纱减侍人。”可见,过客来往,都会在门簿上留下姓名。另外,他在“临川四梦”之一的《紫钗记》中,亦设计了“昨日开榜,有个陇西李益中了状元,细查门簿,并无此人姓名”的台词。细绎其意,上述这些,皆是指其时的官宦人家特设门簿,客人晋见入门时,门簿上会留下相关的题名记录。这与清代拜年时的做法颇相仿佛,只是前者是为官家私宅所用而已。
及至清代前期,根据黄六鸿《福惠全书》等的记载,督学使者置立循环门簿下发州县,由门斗负责,记录诸生秀才进出衙门的言行,其目的也是禁止“好事者以奔竞为才华”。此一做法,与明代官场的制度如出一辙。至于官员私宅,同样也有门簿之设。乾嘉时代的著名诗人张问陶曾指出:门簿,“宾客簿也,官京朝者户有之”。乾隆晚期,张氏于翰林院散馆后,官授检讨(从七品),在北京的清水衙门过着闲散的生活。其间,他作有《自题门簿》诗:
当关气不扬,门簿殊草草。草草书客名,客名亦何少!
主人日高卧,几不辨昏晓。偶然闻剥啄,竟以客为宝。

由于官位卑下,交游未广,所以门簿上的来客记录相当有限。对此,张问陶自我调侃说:为使门簿上的客人看起来多一点,他“今日书其名,明日书其字”,藉此以壮观瞻。天长日久,也就逐渐习惯了冷清的京官生涯。当然,他认为自己虽比上不足,但比下尚且有余——有的京官门可罗雀,门簿虽备却只能束之高阁。
稍早于张问陶的绍兴人金埴,在其所撰的《不下带编》中记载:
庚子夏,埴再抵燕,见朝彦群公,遍粘公约一纸于邸馆门左,云:同朝僚友,夙夜在公,焉有余闲应酬往返。自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岁元旦为始,不贺岁,不祝寿,不拜客。有蒙赐顾者,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至于四方亲友,或谒进,或游学,或觅馆,来京枉顾者,亦概不接帖,不登门簿,亦不答拜,统希原谅,云云。下书:“九卿、六部、詹事、翰林、科道等衙门公启。”
文中的“庚子”,应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对此一“公约”出台的背景,究竟是京官一度对来往答拜不胜其烦,还是朝廷严令整顿文坛官场、禁止干谒奔竞?因我们对前后历史发展不甚了解而难以确知,不过,揆情度理,此一“公约”怎么看都像是官员廉洁自律的群体性宣示,做秀的成分居多,在人情社会的中国究竟能坚持多久,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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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石伟杰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门簿,江南风俗,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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