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返乡之旅

Alexandre Medawar

[编者按] 春节将至，无数人正通过飞机、火车、汽车甚至摩托车踏上了漫漫归乡路。这篇文章讲述的正是一个特别的回家之旅。2006年夏季，日内瓦附近有个男人去世了。他儿子要把他的骨灰带回黎巴嫩的贝鲁特。恰在此时战争爆发，空中与海上的航路都无法通行。儿子决定把骨灰盒放在摩托车行李架上，从瑞士骑到黎巴嫩。5000公里的骑行穿越了意大利、巴尔干半岛国家、土耳其和叙利亚，这是他最后一次与父亲同行。

20x20厘米的方形盒子装着，四公斤多一点重，这就是我父亲火化之后所余的一切。算是挺重的，那位葡萄牙裔殡仪馆管理员说。他把骨灰盒递给我，看起来有点过意不去。几天前——2006年7月2日，在距日内瓦几公里远的法国圣朱利安（Saint-Julien），我父亲去世了。我把骨灰盒夹在胳膊下走出火葬场时，热浪刚开始席卷欧洲。汗水滴答，彻底浸湿了我的衬衫，我正要乘巴士去洛桑，去我母亲家里，还犹豫了下要不要给我父亲也买张车票。

我出生三年后父母就离婚了，我都不怎么记得他俩同在一起的情形。如今我们三个在此重聚，感觉真是再奇怪不过。你尽可以火化一个人的身体，将它变为尘土，但事实上，死者的灵魂总是漂浮在你身边，以骨灰盒为他的形体。他不再存在，但他依然存在。他已属于另一个世界，但他依然是他自己。我和母亲盯着骨灰盒看，记忆开始浮现。

我父亲临终前要求火化遗体。他的遗愿是归葬到家族墓室中，回到父母身边。他活了70岁，父亲是黎凡特人——人们常这样称呼奥斯曼帝国中的基督教徒；母亲是生活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意大利人，他自己则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长大。黎巴嫩被称为“东方瑞士”，却名不副实：1975年到1990年，一场内战摧毁了这个国家。我父亲离开黎巴嫩去瑞士洛桑读大学，正是在这里遇见了我母亲。

因此我必须得去贝鲁特，去大马士革路上那片叙利亚天主教公墓，才能完成父亲最后的愿望。我在巴黎呆了几天，好从黎巴嫩大使馆获得官方文件，让我在贝鲁特要走的行政程序更顺利些；同时海关所需的手续也在办理之中。那天是7月12日，刚出大使馆我就给贝鲁特的堂亲打电话，告知他我这边的情况。他则告诉我机场刚被以色列军队轰炸，而黎巴嫩整个国家都遭受了海上封锁。恰在两天之前，黎巴嫩真主党的两支突击队袭击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巡逻车，俘获两名士兵，杀死三人；以色列方面没多久就开始了反击。那天早上，黎巴嫩人所称的“七月战争”爆发了。

好吧，那么5000多公里的路在前面等着我。我计划骑摩托车，途径米兰、的里雅斯特、贝尔格莱德和伊斯坦布尔，然后沿着地中海海岸前进，直到最终抵达贝鲁特。5000多公里。多少人事分隔了洛桑和贝鲁特，分开了瑞士和黎巴嫩！但对我而言，这两个国家都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像一根绳子终端的两个结，由许多纠结一处的纤维连接起来，随着绳子伸展开，纤维的颜色、气味和质地都千变万化。如果仅是简单地从瑞士飞往黎巴嫩，我们就只能看到两个绳结本身，两个看起来不搭配、全然不同、甚至极度矛盾的极端：一端是洛桑，安静、清洁，属于瑞士新教的小镇，坐落于莱芒湖畔的小丘上，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风光；另一端是贝鲁特，曾是个多宗派的阿拉伯村庄，发展过速，在内战中好几次被占领又摧毁，如今变成了一片喧嚣的都市，永远熙熙攘攘。我希望能慢慢走过那些分隔开这两个极端的道路，见证气候、风景、口音、语言、文化、食物和建筑等方面由小而大的差异，让它们逐渐在我眼前展开。有点像去拜访我的邻居，然后是邻居的邻居……如此尽可能地重复下去。就这样，以从邻居到下一个邻居的方式，我从瑞士走到了黎巴嫩，沿着那条伸平的绳索，不知不觉，却从未停下脚步。

为了这漫长的摩托车之旅，我必须先找辆合适的车。我选择了摩托古兹（Moto Guzzi）V7 Class款的最新版，一辆意大利V型双气缸750cc摩托车，这是为了纪念我父亲对这个牌子的深厚感情，毕竟它源自他母亲的祖国。我叔叔一直是个爱骑摩托车的人，正是他送给了我第一辆车；1967年这款车发行不久他就买了一辆，把那年刚出生的我抱到车上，拍了几张照片。这款车显然不是为了跨国冒险而设计的，也不适合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但要想舒服地骑行过乡下和城市的道路，它是个完美的选择。我添了个行李架，用来放父亲的骨灰盒，以及一个防水袋，装着我的随身物品。我还想过要不要安一台风扇，让高速骑行更舒服些，但打在脸上的气流才是最好的提醒，防止我不自觉间骑得太快；这样我也能吸进一路上所有的空气和每处各种不同的气味。摩托车准备好了，我跟母亲告别，尽力让她安心——是出发的时候了。

7月时节，热浪烤灼着欧洲大部分地区，我顺利离开了洛桑。脚下的高速公路蜿蜒穿越拉沃地区的高地，通往瓦莱州和阿尔卑斯山，一路风景壮丽。我对它们已熟知在心，但绝不会感到厌倦。年轻时，悬垂在斜陡的莱芒湖岸上的葡萄园是我常玩耍之地。阿兰村（Aran）到谢布尔之间的每个村落我都熟悉。我童年以来，这一地区几无变化，因为它是一处文化遗产保护区。此间出产的酒很是出色，只是比不上旅游宣传册里吹捧的拉沃葡萄酒那么出名。不远处是蒙特勒，经过这座小镇时，闻名的爵士音乐节声调昂扬。再远一点，我看到了著名的西庸城堡，全瑞士游客最多的景点之一。空气温暖，发动机轰鸣，我下行驶入罗纳河谷，离开了我童年的疆域。现在真正的旅途开始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轻快地前进，驱入山谷和高耸的阿尔卑斯峰群组成的迷宫。巴提亚兹（Bâtiaz）城堡的塔楼伫立眼前，我知道我已经接近了马蒂尼镇，所以必须赶快做个决定了。有两条道路能带我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南障：我可以继续向东骑过罗纳河谷，直到抵达布里格，然后攀上辛普隆山口（海拔2008米）；或者直接转头南下，去大圣伯纳德山口（2469米）。第二种方式可以让我更快进入意大利，并且唤起若干回忆。我父亲在米兰生活时，他会接我过去共度长周末或假期，我们常驾着跑车开过这条路。时间紧迫的话，我们走穿山隧道；如果时间充裕就往高处开，经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那间教会招待所。冬天里，通往山口的公路会被关闭，进入招待所的入口则由奥古斯丁会的修士们看管，只能滑雪前往。青春期即将结束时，我曾在招待所里度过一个除夕夜。在那里，你可以见到修士们于中世纪培育的、著名的圣伯纳犬，它们被驯养来救援遇难者。还可能遇见某个年轻的徒步者，跟他探索一下法式热吻的奥秘。

传说许多个世纪以前的冬天里，汉尼拔曾率领军队和战象跨过阿尔卑斯山，从背后袭击罗马军团，这些迦太基人来自腓尼基，就是今天的黎巴嫩。看看这些山脉有多么陡峭！汉尼拔真是完成了不可为之事。不过，山口两侧的山谷中，罗马人在石头上开凿出的通路的确仍有若干痕迹清晰可见。1800年，与我同样出生于8月15日的拿破仑·波拿巴也曾取道此处，带着4万名士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通往山口的最后几段急转弯道格外狭窄，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我踏上这漫长旅程才不过一个小时，可不想就这样结束生命，与我过世的父亲一同葬身于此。几分钟后，我来到了瑞士与意大利的边境。

一眨眼就过了海关，没有人检查我，但我还是觉得蛮刺激。父亲在世时一直有违规携带酒类过境的习惯，每次偷运的都远远超出允许的分量。他常警告我要小心海关官员，说他们比警察更有强制力。我在心里想象着，要是哪个官员忽然想到要问我骨灰盒里装了什么，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想好的回答是：“你说盒子里的灰？那是我父亲！我有死亡证明和埋葬许可。我要把他带回黎巴嫩，让他长眠在父母身边。我要借此机会最后与他一起旅行一次。”但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我在意大利停下脚步，品尝一杯真正的、按规矩煮好的espresso，然后带着嘴里的苦味，重新骑上我的古兹。我小心骑过让人头晕眼花的下坡路，抵达奥斯特，然后朝米兰方向继续前行。

意大利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谷在波河平原上一点点展开。平原上风势尤猛，骑行困难，我不得不牢牢操控住手柄，对抗侧面吹来的阵阵强风。这种努力让我大耗体力，直到伊夫雷亚，情况才有所好转。不到一小时后，磕磕绊绊的卵石路带我来到了米兰市中心——这是伦巴第大区的行政中心，也是意大利的经济中心。我进入了另一个国家，开始另一种骑行方式。

这里与瑞士不同，红灯闪耀时，自行车和摩托车们可不会犹豫不决，而是非要钻进停住的车辆间的缝隙里去。在市中心，我见到大教堂广场和旁边的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离这里不远处有一家全国性报纸的总部，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在那里工作，我正约好了要见她。

一年前的黎巴嫩议会选举期间，我和Rolla在一次抗议活动中相识。她是有埃及血统的意大利人，也会说法语，负责中东地区的新闻已有几年了。她的家庭源流与我相似，除此之外，她的健谈、充沛的能量和好奇心也让我立刻喜欢上了她。在米兰的这个晚上，我们一起谈论黎巴嫩正在进行的战争，一起喝Spritz酒。这种酒由Prosecco起泡酒、气泡水和Apérol柳橙利口酒调成，配着橄榄，再加几片当地肉食。第二天，我徒劳地寻找“巨岩”餐馆（Albergo del Gran Sasso），那是一家皮埃德蒙风味的餐厅，我父亲在米兰时常带我来此吃大餐；然而它已经关门很久了。于是我们转而去了“私家菜”小酒馆（Osteria Casa Tua），一家令人愉快的托斯卡纳餐馆，位于罗马门附近。我们吃了奶酪茄合、宽面条、佛罗伦萨牛排和奶冻布丁，但没喝酒，因为下午还得开车去威尼托大区的贝卢诺市。好友相伴，意大利本地菜摆在眼前，真可谓充满魔力的时刻，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我曾经常看着祖母Marinella做饭。她出生于利沃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长大，那座城市里直到1950年代都有大批意大利裔居民。她继承了我们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烹饪技能。回忆完毕，我们大口喝下espresso，付账走人。

穿越波河平原上的农田前往威尼斯的一路是痛苦的。天气热得让人窒息，高速公路笔直铺开，油腻腻的大昆虫粗野地撞在我的头盔面板上，我不得不几次停下来把它们赶走。我和Rolla经过维罗纳、帕多瓦和特雷维索，而后进入通往多罗米蒂山脉的阿尔卑斯走廊。贝卢诺就在眼前；中午没喝成的酒，我打算当天晚上补回来，就在Rolla的朋友Giovanni的婚宴上。

我们来到一间小礼拜堂，恰好赶上典礼。新娘Nella穿着白色婚纱，她的未婚夫全套高山猎装，戴着绿色呢帽，两个人都满面笑容。根据本地传统，曾参过军的意大利人要在结婚仪式上穿制服，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猎人尤其如此。新婚夫妇走出教堂，大家鼓掌庆贺，还朝他们抛撒大米。我利用这段时间跟Giovanni的父亲聊了聊，他收集古兹摩托车，也曾骑行穿越欧洲数次。饭桌上，男人们唱起传统的山歌，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愉快的傍晚过去了，大家继续欢庆直到深夜。第二天我起得很晚。我得花时间思考一下接下来该怎么走，但既然这一天已经过去小半，我就干脆上路前往的里雅斯特，与父亲在意大利再共度一天。

虽然瑞士人没少警告我，但意大利人开起车来其实相当平稳，只是速度快一些罢了。加油站和其中的咖啡店总能让我心情愉快，因为它们使我想起了曾经在意属里维埃拉地区的假日时光，我和父亲前去安科纳或菲诺港的一路上也有这样的休息点。不过最让我喜爱的还是意大利的咖啡和奶油甜点。你要先点单、付款，然后走去吧台，看着咖啡师摆弄金佰利浓缩咖啡机。你能听到液体搅动声和杯勺相撞声，最后，高高的吧台上，一杯不过一英寸高的浓黑液体正等着你。当然啦，你站着就能把这杯咖啡喝完。

开往的里雅斯特的火车沿着海岸行驶，乘客可以看见意大利最受游人欢迎的城堡——米拉马雷城堡。取道公路则正相反，我远离海岸，穿过山脉丘陵。这样走也有个好处：我能于途中一览全城风貌，亚得里亚海在城市面前铺开，海的左边是伊斯特拉半岛，遥远的右边则有威尼斯。的里雅斯特，这座港口城市长久以来都是我梦想拜访的地方。它坐落在亚得里亚海尽头，悬在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边境上，气候并不是地中海式的，橄榄树不能在此处生长。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里雅斯特一直是奥匈帝国通往地中海的港口，奥地利的印记至今仍留在它的建筑和饮食上。奇特的是，实际上有多达三重文化混杂此间：城市属于意大利，城郊却为斯洛文尼亚人占据，而奥匈帝国时代，港口总是迎来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各路商人或行业群体。就这样，的里雅斯特是拉丁文化、斯拉夫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汇集点，不同国家和族群在此相遇，他们时常相互斗争，但又总能重聚一处，让这座城市继续代表着一种快乐的世界主义。

清晨，我坐在Tergesteo咖啡馆内，这家咖啡馆于1863年起开设在证券交易广场附近的一家画廊中。我喝了一杯在此地别称为"capo in B"的玛奇朵，想到所有那些曾拜访的里雅斯特的杰出作家：伊塔洛·斯维沃、西庇阿·斯拉泰伯（Scipio Slataper）、翁贝托·萨巴、詹姆斯·乔伊斯、司汤达、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克劳迪奥·马格里斯……这还仅仅是其中几人而已。像城中许多其他咖啡馆一样，这地方也充溢着历史。早上8点30分，阳光撞进窗玻璃，我读着报纸，好了解黎巴嫩的近况：战火依然肆虐。的里雅斯特强烈地诱惑着我，我想多停留些日子，但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将是漫长的一天，我计划抵达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首都、也是前南斯拉夫的首都，那里也曾战火熊熊。

15年前，正值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之时，南斯拉夫却在一系列变故的余波中陷入了长时间的内战，最终四分五裂。那时我是政治地理学专业的一名年轻学生，由于瑞士生活着许多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包括我彼时的恋人，因此我可以近距离观察战争动态。我在那边也有亲人：我的外祖父曾是南斯拉夫军队中的一名士兵，二战期间，他曾接受瑞士红十字会的治疗。那段时间里，他让我的外祖母意外怀上了我母亲，然后这人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母亲和我都不认识他。

今天，穿越边境完全不是什么大事，斯洛文尼亚已于2004年成为欧盟成员国。我经过科佩尔港，它在意大利语中被称作Capodistria，“伊斯特拉之都”，然后穿越斯洛文尼亚的森林地带，途径卢布尔雅那，抵达萨格勒布。这两座城市我都有所了解，它们是1993年脱离南斯拉夫联邦的两个国家的首都。高速公路沿着萨瓦河弯曲而前，我顺着波黑的边界线，加速朝塞尔维亚边境和贝尔格莱德方向驶去。空气变得干燥起来，大陆性气候的特征愈发明显，撞在我头盔面板上的昆虫也没那么多了。前几天我在意大利吃得太多，当天早上又享用了顿极为丰盛的早餐，因此一日里只是偶尔停车加满油箱，或者稍事休息：连续几小时骑摩托车可说不上惬意，对屁股尤其是种折磨。我一下午都忙于赶路，但在萨格勒布以南的平坦郊野上，沿途村庄的名字还是在路标柱上向我招展，让我想起那些曾在媒体上目睹过的战役。武科瓦尔之外不远就是边境。迅速办好海关手续后，我终于进入了塞尔维亚。好在夏日天长，贝尔格莱德也不算太远。眼见日落西陲，我加速前进。夜幕降临时，我感觉自己仿佛不知不觉间就踏入了另一个世界。

穿过新贝尔格莱德的街区，见过了野兽派风格的建筑和横跨萨瓦河的大桥，然后我停下摩托车给Katarina打电话，想知道如何抵达她的公寓。身边公车、汽车和行人都乱哄哄地挤成一团，气味、噪音，以及人的面孔、衣着和态度都让我意识到，短短一天之内，我已经离开治安良好而有序的西欧了。不用说，尽管离最终目的地还有一段长路，我已经接近了东方世界。20分钟后，Katarina和Mario带着他们的狗走来了。我去他们的公寓放下行李，然后去了一家小酒馆；我们品尝了许多不同种类的rakija酒，那是一种用蒸馏果汁酿成的白兰地。桌上放着Ćevapčići（一种碎肉烤香肠）、ajvar（柿子椒和番茄制成的酱）、烤饼、番茄沙拉、黄瓜、洋葱和磨碎的奶酪。这些食物摆在一起，让我的记忆重新浮现，也把我提前带到了土耳其和阿拉伯文化混杂的中东地区，甚至更远，直到中亚的高加索之外。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曾与奥斯曼帝国融为一体，长达300年里，帝国的疆域一直延伸到波斯。而相反，邻近的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则一直处于奥匈帝国的掌控中。两座城市有点像刚出生就被分开的姐妹俩，说着几乎相同的语言，生长在不同的家庭，一个追随东正教，另一个信仰天主教，但都是斯拉夫人的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两个帝国，把两座城市重新联系在一起，后来又都并入了南斯拉夫联邦。然后是南斯拉夫战争爆发，让它们再入歧路：塞尔维亚被欧洲制裁、被北约军队轰炸，而克罗地亚站在欧洲一方。在今日的贝尔格莱德，旧时分歧的迹象仍有残余。

我们自然而然谈起了正在黎巴嫩打响的战争，谈起我父亲和我接下来将要穿过的地区。随着我们喝下越来越多的rakija酒，谈话的内容逐渐模糊不清：醉酒正如爱情，可以抹平一切界限。Katarina是塞族人，Mario是克罗地亚人，在酒与爱情中，民族间的冲突于我们三人看来真是前所未有的荒谬。我们最终跑到街上，听一支吉普赛乐队起劲地为婚礼或葬礼演奏——谁知道到底是婚礼还是葬礼呢。我跟这对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组成的情侣多呆了几天，一起游览城市，暗中希望能偶然碰见我的某个半血表亲。谁知道我的外祖父是不是这里人呢？我不会介意的，因为我真的喜欢这座交汇了萨瓦河与多瑙河的城市。

多瑙河，这条欧洲大河的源头之一正是瑞士阿尔卑斯山脉，而它一路东流，汇入黑海。像我一样，我也要去伊斯坦布尔了。

听从Katarina和Mario的建议，我放弃了穿越保加利亚的念头。取道保加利亚前往伊斯坦布尔路更近，但贝尔格莱德人总是不信任保加利亚人，虽然后者最近刚刚加入欧盟。我并不想被腐败官员把财产剥个干净，因此决定绕道而南、改走马其顿共和国，途径希腊的塞萨洛斯基城，然后只要一路沿着海岸骑行，直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就可以了。尼什过后，风景骤变，公路在树木覆盖的丘陵间盘旋，路况极糟。我正离科索沃地区不远。我错过了一个加油站，不得不用备用油箱中的油多跑了40公里，我很讨厌这种窘境。等我终于抵达一处休息站时，汽油已经快耗光了。餐馆前停着几辆摩托车，我注意到一队骑手坐在露台上，面前摆着超大罐的啤酒。他们邀请我一起喝，话题最终不可避免地转向摩托车机械技术这方面。这些女士们和先生们（其实只有一位女人说得上有些优雅）要去斯科普里附近参加一场盛大聚会，与其他属于前南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摩托车手们重聚。我在他们中一个人的T恤上认出了切特尼克运动旗帜上的那个骷髅头，这支塞尔维亚民间军事组织曾在波斯尼亚发起屠杀。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和邮箱地址，他们留在这里继续喝掉更多的酒，而我继续上路了。

在边境，马其顿海关官员问我要去哪。我告诉他们说去希腊。他们问我是否见到一队骑摩托车前往斯科普里的人，当然，我说我什么都没看到，也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让我过关了。随后我给那群家伙发了条短信。夜晚已经到来，我不得不骑过瓦尔达尔河谷边上弯弯曲曲的公路，好赶到在韦莱斯预订的一家酒店。显然，这不是什么观赏风景的最佳方式。第二天早上我才终于看清了周边的环境。马其顿是个穷困的农业国家，生活似乎以慢节奏流过，好处是风景也就不会被发展或工业化毁掉。经过德米尔·卡皮亚村不久，公路和瓦尔达尔河一齐陷入了两堵峭壁间狭窄的缝隙。在峡谷尽头，我终于寻回了地中海式的气候和植被。7月末的阳光酷烈，但骑行时的温度尚可忍受。穿过海关，我又重回路上。老旧的收费站被弃置不用，成为一道奇景。不久我就看见了大海，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沿海公路，直到最终抵达贝鲁特。

由于在伊斯坦布尔有约，除了过夜以外，我没在希腊多做停留。穿过塞萨洛斯基北部城郊的工业区，从严重的交通堵塞中脱身后，我置身一条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它打着转避开色雷斯平原上的山丘，平原铺开在罗彼多山脉和爱琴海之间。许多个世纪中，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这一地区混居，直到1923年，洛桑条约（没错，正是我出发的那个洛桑）确定了两国如今的疆界，并引发了一场人口和文化的灾难：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不得不根据新疆域迁徙、分离。我不想半夜抵达伊斯坦布尔，也不想在郊外露天而眠，就在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城停脚，它的名字也包含了我的名字：“亚历山大”。当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小亚细亚，他的名字也为人取用。日落时分，我在海水中沐浴，真是劳累一天之后应得的享受。

第二天，我在前去土耳其的道路上多花了些时间。穿过马里查河上的小桥时，我注意到边防哨所上空飘扬的巨幅红色星月旗——我真的离开了欧洲，来到了穆斯林的土地上。海关官员们在我的护照上注明“骑摩托车入境”，并极为严格地核对了我的文件。出发去伊斯坦布尔之前，我端起小玻璃杯，第一次愉快地喝下了茶炊煮出来的那种甜茶。

重新骑上摩托车，我朝东北方驶去，公路穿过一片宽广的农田，笔直而乏味。路边一闪而过的土耳其村庄都很相似，每遇见一个，先闯入眼中的永远是主高速公路两旁一幢彼此完全相同的建筑；公路的十字路口处偶尔可见红绿灯。不再有山间蜿蜒的路径了。遇上天然路障，直路就来上一个急转弯，有坑洞的地方就干脆抬高路基，像浪潮一般上下起伏。此地土木工程师们的建筑风格真是与众不同，颇为奇怪，似乎希望一切都用直线解决，不喜欢任何曲线。这倒是有助于驾驶者一路上集中注意力观察前方，但同时也失掉了不少行路乐趣。几小时后，我看见伊斯坦布尔的郊区，告诉自己：就快到了。

我相当熟悉这座城市，就在拥挤的城区里寻找地标建筑的踪迹。郊区似乎大得无边无际，高速公路扩展成了六车道，交通变得越来越拥挤。我犯了个可怕的错误，居然在下午抵达，正值所有人都忙着回家的时刻，换句话说，我如堕地狱。每登上一座小丘顶端，城市的一个新片段就在我眼前铺展出来，但我还是没看见市中心，没看见拜占庭的城墙、加拉达石塔、金角湾、蓝色清真寺的尖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穹顶，或者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文化与经济之都，它拥有1500万居民，并强烈吸引着更多本国人移居至此；内陆和周边的乡村居民纷纷到来，很快将这座城市变成一堆乱糟糟的村子，盖满标志性的彩色小院，每一座都好像是用同一款计算机软件设计出来的。我或许还在土耳其属于欧洲的一侧，但亚洲已经悄然潜入了。

夜幕低垂时，我终于抵达了Milia家里，她是我的朋友，也是黎巴嫩籍的时尚设计师，在伊斯坦布尔的缝纫工作室里创作自己的作品。她不在家，我提着包，胳膊下夹着父亲的骨灰盒，去Istiklal街上的一家酒吧找她。大厅深处，Baba Zula，一支融合了迷幻摇滚、巴尔干吉普赛音乐和巴洛克朋克的怪诞乐队开始演奏。我们聊天、喝啤酒时，演奏会以一种魔鬼般的节奏重新开始。气氛热烈起来，鼓手离开了座位，在舞台上比手画脚，好像身上着了火似的。我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了舞台边上，于是他开始用鼓槌敲击它，演奏音乐。我犹豫着要不要阻止他，但还是告诉自己说，我父亲肯定会乐意积极参与到一场后现代派对中，唯一的遗憾在于，他在骨灰盒里，恐怕没法打听女招待的名字了。

我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两个星期，为Milia的一个项目工作，并且时常去遛个弯，让自己头脑清醒些。黎巴嫩的战争仍在继续，战事激烈，却毫无结果；境内时有伤亡，但也没有什么大动作。一天终了时，我为了活动腿脚，常常在贝伊奥卢区的楼梯上走上走下，穿过Cihangir区和Tophane区，走到卡拉柯伊街区的码头。我看着一艘艘渡轮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亚两岸间穿梭，同时吃掉一个新鲜的烤鱼三明治。我喜欢这种日常生活，喜欢世界各处来的人们聚集而成的喧嚣，每次散步时，都会被新发现的城市隐秘之地而震惊。有天晚上，新闻上说黎巴嫩停火了，以色列即将撤军，一切又要恢复原样。那么，现在是我重新上路、在我的古兹上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了——它正光荣地停在一间废弃的老舞厅里。

为了一直沿着海岸走，我南下前往达达尼尔海峡方向，避开马尔马拉海漫长的海岸线；越过海峡就是加里波利半岛上的恰纳卡莱小镇。在这里，我寻回了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松树和橡树林，以及橄榄树，并花了点时间拜访一些历史遗迹。时时亲近大海鼓舞了我的精神，我想象着曾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北溯海峡、驶向黑海的希腊船队，特洛伊战争，奥德修斯和他著名的木马，以及在加里波利之战中，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战胜了英法联军，而穆斯塔法·凯末尔在战役里崭露头角，后来成为土耳其独立战争的领导者。然而，尽管见证了澎湃的历史，我周围的风景却是平静的。我穿过成荫的树林时，热气蒸腾，松树鲜明的气息愈发强烈。在发动机的轰鸣中，我仍能听到蟋蟀在歌唱。显然，我正处于一条老路上，它曲折而美丽，能让人看见壮丽的海滨景色，峭壁直插入海浪中。不用多久，我就记起了从前与父亲一起在这片海岸上度假的光景。我开始想象和我的父亲——我的乘客的谈话，想象他作为父亲给儿子的建议（并不总是明智的）、他对于我们一路见闻的评论，仿佛一同走过的这数千公里已经是最后的契机，让我能回首一些过往。终有一刻再不会有任何声音于我们之间响起。

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线颇为漫长。海与山之间的路途曲折陡峭，在悬崖间忽上忽下，途经农田或紧挨海滩时才变得笔直平坦。骑摩托车旅行的好处是，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停靠路边，或改走小路探索一些汽车难以抵达的地方，造访一些少有人至的考古遗迹，在几被遗弃的村庄里歇脚，吃些面包、奶酪、蔬菜、烤肉串或炸鱼，通常还配着一杯烫嘴的茶。几天之间，我都以这样的节奏生活，白天骑车，晚上睡在家庭旅馆里。在伊兹密尔，一位金发碧眼的土耳其技工修好了我的引擎，他曾在法兰克福的本田公司工作十年。当晚，我被隔壁妓女和客人发出的声响吵醒，而这家旅馆还是旅游指导手册上推荐的呢。那天是8月14日，我还得知黎巴嫩的战争终告结束：这算是个提早一天到来的生日礼物。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先后经过马尔马里斯、费特希耶、卡什、安塔利亚，最终抵达阿拉尼亚，这座城市里工业旅游无处不在。自从进入土耳其以来，一路上吃的东西就没什么变化，但这里餐馆的菜单竟是用15种语言写的，甚至包括瑞典语和挪威语。在阿拉尼亚，一个名叫Nikos的骑行者建议我们一起骑去黎巴嫩，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度假中的希腊警察。我们一同骑过阿纳穆尔、锡夫利凯、梅尔辛和阿达纳。我在土耳其的最后一夜于伊斯肯德伦度过，它是亚历山大大帝远征亚洲时建造的，因而与其他城市不同。第二天近中午时，我们抵达位于叙利亚卡萨布的边防哨所，不得不极为耐心地办好海关手续。我对我的旅伴解释，这里的海关官员都腐败成性，而他作为一个希腊人，仅仅表现出了一点惊讶。不过在前去拉塔基亚的路上，我们穿过了一片自然保护区，优美风景让我们觉得先前的麻烦差不多可以抵消了。

我已跨越遥远的距离，从瑞士来到了中东，但这倒数第二次穿越边境的经历最吸引我。直到1900年奥斯曼帝国沦亡前，这里整个地区都有着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国境线两侧，社会习俗、饮食习惯和环境几乎都相同，为了商业贸易，两边都愉快地讲着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甚至亚美尼亚语的大杂烩。然而两国发展情况的鲜明对比让人震惊，尤其是我在路上见到的基础设施和人们的态度可谓是天壤之别。叙利亚曾是奥斯曼帝国重要而富裕的一部分，如今却似乎为人遗弃，为贫穷所苦；相反，我们身后几公里远的土耳其则像是和平、秩序和良好组织的港湾，虽然表面遮掩下的事实也远非如此。叙利亚一看就是充斥着疏忽和各自为政、缺乏合作的国度。至少当你由此进入阿拉伯世界时，你得到的印象就是如此。

我们只用几个小时就走完了叙利亚的海岸线，和在海关办手续的时间一样长。不用说，这样v的延误都是钱的问题。那些无畏的官员们对我车上的小盒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完全不感兴趣，甚至不肯装模作样询问一下。我们在塔尔图斯最后停留了一刻，加满油箱，面前通往黎巴嫩的道路和之前那段十分相似，只是黎巴嫩海关官员的专业度和效率都比叙利亚人强得多。我本以为我们已经安全抵达，但又不得不面对黎巴嫩蛮横的交通拥堵，尤其是进入北部大城市——的黎波里城时，一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就在道边。布满车辙的道路，军事关卡，混乱，尖叫声、喇叭声交汇的噪音污染，和街边撒满垃圾、污水明沟的视觉污染……一切让空气简直难以呼吸。欢迎来到地狱！哦，我简直开始怀念叙利亚了。

夜色渐深，我们转开目光，不愿再看黎巴嫩海边那些被毁坏的房屋。然而沿着一条我熟记在心的路逐渐靠近贝鲁特时，我还是注意到以色列军的轰炸给这一带造成的严重损害。我们不得不两次绕开被炸毁的桥梁那幽灵般的残迹。经历过更多战争的黎巴嫩人的复原能力一直让我震惊，说真的，每次看到人们在和平时期也要努力彼此伤害的样子，惹人厌烦的轰炸也不过是小菜一碟了，毕竟他们在这个混乱的国家中已经经受过太多的苦难，国内没有像样的政府，也无力为公民提供哪怕最简单的服务。我的父亲并不理解为何我完成学业后选择住在黎巴嫩，他总是对我说，这个国家没有未来。显然我从不赞同他的观点。当然啦，黎巴嫩是个生活艰难的地方，然而它开放、自由，给那些想要工作的人、有进取精神和热爱冒险的人提供了许多机会。我和Nikos在Tornio Express酒吧坐下，酒吧的名字是意大利文，老板却是个德国人。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喝着清凉的阿尔马萨啤酒。就这样，我从瑞士到黎巴嫩的长途骑行终于划上了休止符。明天，Nikos将继续朝约旦沙漠前进。我想说服他在雪松的故乡呆上几天，但他觉得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太像他的祖国了。他急着要去瓦地伦沙漠沐浴阳光呢。

一周之后，我与父亲最后一次骑摩托车同行。在大马士革路上的叙利亚天主教公墓里，我们安排了一次仅属于亲友的小仪式。在场的有我的姑妈、叔伯堂亲和朋友们。家族墓室打开了，准备迎接我父亲的骨灰盒。神父亲切地嘟囔了一句，我没怎么听懂；大家沉默着聚集一处。终于他们开口问我，我的父亲在哪里，而我装在包里的又是什么？在黎巴嫩，无论人们信仰哪种宗教（官方承认的教派足有18种之多），火化死者都是违法的。20年来第一次，我父亲的兄弟姐妹站在他面前，站在装有他骨灰的小盒子面前。大家纷纷动容后，最后告别的时刻到了，我的旅程也就此完结。他又回到了他的故乡，躺在父母身旁，像我答应过他的一样。他去而复返，一生终了，归乡的长路也是他最后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