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天使”：蓬勃的援交产业和危险的日本少女

一个名叫小泽理央的日本高中女生通过给有钱人陪睡的方式赚到了不少钱。在校园里，她是人人敬畏三分的“大姐大”；校园外的她，穿着精致的礼服、戴着名贵的首饰、化着成熟的妆，和中年男人吃饭，陪他们过夜。小泽这名援交女孩不仅亲历亲为，还引诱同龄女孩入行，干起中间人和诈骗的生意。

这是电影《天使之恋》（又名《出租天使》）里的剧情，影片讲述的本是小泽理央和男主角小泽光辉之间的纯爱故事，却因剧情里充满援交、堕胎、诈骗、自杀和乱伦，而显得不那么“纯”。然而，和日本现实社会的援交文化比起来，影片的口味还是要清淡许多。

援交又叫“援助交际”（Enjo Kosai），原指大龄男性通过金钱或财物向未成年女孩索取性行为或其它服务的行为。在日本，有大量未成年女孩从事援交活动，联合国甚至声称有超过13%的日本女孩曾做过援交。援交不直接等于卖淫，因为有很多援交女孩并不和客人发生性关系，但在地位和权力不对等的压力面前，性行为很容易成为援交的结果。

一、援交文化与日本1990年代社会危机

很难说清援交文化源于何时。如果非要说一个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中期，当时东京流行电话交友和电视节目交友——类似于在庵野秀明导演的电影《爱与时尚》中的“电话俱乐部”。起初，有很多援交女生是主动选择从事这一行的，她们通过上述交友平台，认识一些陌生男性，和他们聊天、约会、吃饭、发生性关系。

1990年代以后，援交逐渐成为色情产业中灰色地带的代名词。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女孩涉嫌非法性交易，警方却难以取证，因为强奸、卖淫和正常性行为之间的界限，在援交的掩护下变得十分暧昧；另一方面，援交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很多做高中女生生意的人从中大赚了一笔。

大概从同一时间起，日本经济快速衰退，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社会危机。在东京，不同阶层都面临失业和无家可归的境遇。1995年，奥姆真理教创始人麻原彰晃的信徒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导致12人死亡，制造了“奥姆真理教事件”，让1990年代日本的社会危机到达顶峰，颇有世纪末“启示录式”味道。也是在那个时候，日本媒体和政府才开始真正关注援交问题。不久后，两份关于东京地区援交少女的调查报告公布。一份来自政府部门，结果显示东京高中女生中做过援交的比例为4.4%，初中女生为3.8%；另一份数据来自“亚洲女性和平国民基金会”，初高中女学生的援交比例为5%。

“奥姆真理教事件”和援交，看上去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但前者发生在援交进入鼎盛期的同一时间，是因为它们为社会危机提供了一个相关联的历史背景，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人们的焦虑感和挫败感。经济疲软、社会危机一触即发的背景下，性产业迅速发展。实业式微，性产业却蒸蒸日上，生意人也将触手伸向未成年人，准备开发未成年人的身体。

1990年代，日本社会理想的历史宏大叙事轰然崩塌，性产业恰如其分地填补了人们心中的某段空白。援交是去政治化的行动，即将步入社会的未成年人通过援交渠道来远离糟糕的社会现实，是具有象征性的自我放逐行为。

新世纪的女孩仍生活在1990年代社会转型的阴影里。纽约记者西蒙·奥斯特洛夫斯基（Simon Ostrovsky）以东京秋叶原一带的援交女孩为题材，拍摄了题为《日本待售女学生》（Schoolgirls for Sale in Japan, 2015）的纪录片。尽管人们对这部纪录片褒贬不一，但导演确实记录下了许多不寻常的画面。在片中，很多女孩从事援交的理由是家庭不和，自己又无法从学校那里获得信任感。独居、没有依靠、家庭破碎，是这一群体身上常见的特征。

据《日本时报》报道，一个援交女孩告诉记者，她的父亲在1990年代丢了工作，随后和母亲离了婚。多年来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情绪多变的母亲让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自己曾尝试服药自杀，生活看不到希望。未来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眼前的小利就容易把人引上歧途。这个女生是主动选择援交的，她接受自我商品化，尽管常遭客人强暴，但自己仍“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二、“JK生意”与援交文化

在《天使之恋》中，小泽在见客人时的打扮和在校园里截然不同，她脱掉稚嫩的校服，穿上成熟的礼服。但在现实中，大量援交女孩会故意穿着校园制服来吸引客人的注意。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纪录片中，秋叶原的大街两旁，高中生模样的女孩穿着校服招徕生意，有的还举着写有服务项目和价格的招牌。

高中生的校服转化为性和诱惑的象征，有人做起了“JK生意”（JK是Joshi Kosei的缩写，即“高中女学生”）。穿着制服的高中女生出现在流行音乐、动漫及周边、写真杂志、成人电影里，她们的形象被不断复制。演艺公司以高中女生为班底组建青春乐队，也是出自这套逻辑。有的高中女生乐队在演出结束后还会接受歌迷的“慰问”，歌迷只需花几块钱，就能和偶像握手、拥抱甚至接吻，这些歌迷成分很复杂，有大学生、宅男、公司职员、中老年人……但大多数此类乐队的演出场所都不算高级，光顾的客人也都是普通收入者。

“JK生意”和成人产业之间彼此渗透，高中女生的制服文化也成为援交的一部分。据一位化名为“桃”的援交女孩向《东京时报》记者透露，在东京秋叶原和其它闹市区，精心设计的、有组织的卖淫网络无处不在，它们的“星探”出没于地铁站、学校和社交网络，寻找潜在的高中女生，劝说她们入行。她们在工作时，会被要求穿学生装，“装嫩”和“卖萌”成为谋生技能。这些高中女生大多涉世未深，也不像职业妓女那样懂得如何取悦客人；当客人试图更进一步的时候，这些女孩都会表现得局促不安，而这更容易激起客人的欲望。让她们穿着学生制服，突显她们的真实身份，这无疑更具卖点和诱惑力，甚至有一种明确的、乱伦的愉悦感。

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调查，在秋叶原，和一个援交女生聊天半小时需要支付大约3000日元（约177元人民币）的费用。有人真的会在下班后到这里来花钱和女生说半小时话，孤独感可见一斑。除了聊天，援交场所还提供闲逛（osanpo）、按摩（rifure）等服务。时间越长，身体接触越多，费用也就越贵。当然还有很多人希望更进一步，就会留下女生的联系方式。有的蛇头不允许客人和女生私下接触，即便客人想更进一步也需要经过蛇头。如果两人聊天场所比较隐蔽，客人可能当时就会上手，女生几乎不会反抗。做和不做悬于一线，客人甚至乐于享受禁欲的紧张感和破除禁忌一瞬间带来的快感。

三、政府、 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干预

日本的法律规定，无论当事人是否出于自愿，和13岁及以下儿童发生性关系都可定性为强奸。14至18岁的买春行为也是被禁止的。但是，打着“援助交际”或“有偿约会”（compensated dating）旗号的行为很难被侦察取证，也不容易定性，因此14至18岁是援交频发的年龄段。

近两年，随着日本警方加大整顿力度，以性交为目的的援交变得隐蔽许多。据《日本时报》报道，2013年，东京都警视厅集中取缔了一批按摩室，这些按摩室涉嫌雇佣未成年人，并且这些未成年人在服务过程中被客人施以暴力。随后，警方开始调查站街的和陪客人逛街的女学生。尽管如此，援交行业的生意人总能找到更隐蔽的方式笼络少女和客人。比如门面招牌上会写着“算命”作为幌子。

涉嫌未成年色情业的援交服务也引来了国际社会的干预。凡是存在未成年色情业的国家，都会成为色情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诸如泰国、柬埔寨、蒙古、俄罗斯，以及日本。同时，色情行业也容易成为人口诱拐犯罪的温床。其它城市的女孩可能被带到东京从事性产业，其它国家的未成年女孩可能被诱骗到日本，甚至通过日本政府“工业培训和技术实习项目”（Industrial Trainee and Technical Internship Program）这样的正规渠道进入日本。美国政府最新公布的关于人口贩卖的评级报告中，日本连续12年被评为Tier 2国家，几乎是唯一一个获得Tier 2评级的发达国家（Tier 1为人口贩卖最不严重，Tier 3最严重，Tier 2意味着国家没有尽全力抑制这一犯罪）。

近年来，日本本土也兴起了一些帮助援交少女重返社会的组织。Colabo就是东京的一家帮助解救援交少女的民间机构，成立于2011年。创始人仁藤梦乃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纪录片中介绍，援交的内幕比外人想象的更黑暗，也并非如外人所想援交少女都是自愿的。青春期女孩普遍缺乏判断力，且情绪易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同时承担着社会的期许和压力，让情况变得十分复杂。未成年女生被客人要求接吻、脱衣服、发生性关系，甚至强奸、性虐待、拍艳照要挟等状况也时有发生。由于发生性交易的场所较为私密，有时就在客人家里，因此警方往往难以取证、定性。像Colabo这样的组织只得从援交少女自身想办法，劝其脱身，帮助她们回到生活正轨。

据《2015年Colabo活动年报》记录，仅2015年，Colabo就救助了121名援交者，其中包括90名直接受助者和31名转交第三方救助的受助者。从这一年报数据来看，十六七岁的援交者占了多数。值得注意的是，90名直接受助者中，还有6名男孩。这也是援交行业发展的趋势，援交者可能不再只是女孩。成年女性或男同性恋者也会选择援交渠道向未成年男性买春。

Colabo近期年报显示，日本未成年人的援交问题有增无减。在日本庞大的风俗产业中，“性幼龄化”（infantilised sexual culture）现象十分普遍。然而，自愿从事这一行的人实属少数，也并非人人都能通过“傍大款”变得富有，许多女孩被蛇头剥削的同时被客人施以暴力，成为性产业上的底层劳工。那些品尝了援交这颗“苦涩的糖果”的青少年女生，在用一种看似轻松的方式承担日本社会沉重的危机，同时少女的身体和形象又被急速发展的亚文化产业不断复刻，成为开发不尽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