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的自我追问："返乡书写"不是在消费农村

“返乡书写”作为一次偶然的话语出场，伴随新媒体语境下的知识生产，已纠结了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清理：回望话题的产生，一个不得不重提的事实是，无论是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还是黄灯的农村儿媳的家史梳理，其实都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两篇文字最开始都是以会议提纲或者会议论文的形式面世，其共同特点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并不如有些论者偏激所言是故意“比惨”，更不是“挑拨城乡矛盾”。但随着“返乡书写”在春节期间的集体发酵，它本身裹挟的流量冲动，事实上已成为各类媒体和媒体人的消费和讨伐对象，去年“江西年夜饭事件”和“东北约炮谣言”，不过是消费返乡话题的一次无底线冒险，今年针对返乡书写的偏激讨伐，更是直接、常见。在确定性极度匮乏的传播语境中，新媒体充分显示了其双刃剑的特征。

如何将乡村的真实处境呈现出来？如何找到解决乡村困境的有效路径？谁有资格表达乡村？知识界如何介入现实难题？这种种问题绝非返乡书写可以解决，对写作主体而言，经验的有效性会使得乡村以典型化面貌呈现，并在媒体的幻觉放大中，成为很多人对乡村的定见；但经验的局限性让人看清，任何一种书写都不可能穷尽丰富的乡村图景，期待一种包罗万象的返乡文本囊括当下乡村的多重面相，并不现实。当下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在话题已经形成的语境下，将讨论有效、深入、严肃认真地推进，真正营构一种理性的对话和交流关系，并将诸如乡村建设这样的“在乡者”建构性话题呈现出来，尽量激活返乡书写蕴含的现实指向和思想活力。

本文是黄灯作为一个返乡书写者的自我追问，相比话题的喧嚣，她不但对自身保持了必要的警惕，对新媒体的复杂和消耗性同样深怀警惕，如何将话题引向更深入的思考，并促使改善乡村面貌的行动落地，是她作为一个文本生产者对返乡书写的基本认知。本文刊载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黄灯老师授权，全网首发，以飨读者。

2016年春节，笔者写作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通过新媒体，再次引起社会对农村话题的关注，使得返乡书写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从表象看，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换言之，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返乡书写，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这种话语实践的背后，需要梳理很多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参与返乡书写的实践者，笔者将从写作主体的角度，结合《乡村图景》的写作、传播、衍变及发酵过程，追问如下问题：第一，我为什么成了返乡书写的实践者？第二，农村从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从我精神成长的载体，变为一个问题的载体？第三，为什么返乡书写在文学已经边缘化的情况下，会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它和写作主体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

我曾经多次谈到，写作《乡村图景》一文的动机来自最直接、最原始的情感冲撞，来自丈夫的家庭在乡村相当典型的生存境遇对我的震动。对于受过学术训练的人而言，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自然会进行这样的理性思考。事实上，直到今天，我都不觉得《乡村图景》写得有多好，也不觉得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文本就已经很成熟。但我得承认，《乡村图景》对我而言特别重要，我不是为写而写，而是契机成熟，非写不可，不吐不快。在我内心，一直有一个更为隐蔽的声音，写作此文时，除了农村儿媳的身份，我始终内置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尽管知识分子这个词在现有语境中语义敏感而又边界模糊，但多年来，我总是不自觉地拿它返观内心，面对丈夫家的情况，在写作《乡村图景》一文时，我同样陷入了这种路径。除了亲历者和亲人的视角，我身后总响起一种更为急切的声音，我会问自己：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和真相，现在已呈现在你眼前，作为一个以写作和文字为生的人，你如何面对所看到的一切？如何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过滤掉其中的情感，将个体的经验和遭遇上升到对更多人的生存境遇的呈现？我得承认，在自己的返乡书写实践中，内心一直听从这种声音的召唤，我对自己的身份始终充满了警惕、内省和纠结。

到底纠结什么？在此我愿意回到内心的真实感受。说近点，真正让我内心纠结的并不单是生存的艰难，以买房为例，对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别的支持，压力很大，内心也会觉得特别沮丧，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事情。让人内心真正痛苦和纠结的，是因为在原来的教育基础上，我们内心还持有很多对知识分子的自我要求，这涉及自我认知及其与实践的关系。这么多年来，我特别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干嘛，不知道哪一种生活是自己的真实生活。

当理性的讨论难以有效进行时，它会以情绪的形式呈现，通过特殊的文本表达出来。王磊光在2015年的返乡笔记里，曾提到知识分子的无力感，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可以说，这个文本之所以引起关注，打动人心，并不单纯来自对农村困境的叙述。事实上，稍微有点生活经验的人，都明白农村的问题出在哪儿，甚至很多小说对此都作了典型的呈现（例如陈应松）。它之所以打动人，正是来自王磊光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反思。《乡村图景》引起无数人的共鸣，原因也在于此，正如前文所言，表面上我以农村儿媳的身份，将自己家庭的情况呈现出来，但实际上，真正支撑我写作的是隐秘的知识分子身份。我以什么视角审视这个家庭，以什么态度对待他们所遭遇的困境？剔除亲人的因素，这里面包含着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最基本的关系。写作时，我时时提醒自己，注意拉紧情绪的缰绳，避免陷入一场悲情的叙述，警惕过多的情绪流露影响到个案叙述的公共意义。

不可忽视的是，返乡书写的写作者之所以能以文学的形式，达成对社会敏感神经的触碰，恰恰源于个人经验对其立场和视角形成的重要作用，对个人经验的正视，让他们从理论语境中暂时逃离，获得了观照现实的感性途径。以我的成长过程为例，在重回校园念研究生以前，恰逢90年代国企改革，我的身份是一名纺织厂的下岗女工。个体命运卷入社会转型的历程，让我彻底改变了观照世界的眼光。我不得不承认，相比后来多年的学院化生活，这种与时代的赤裸裸的关联，对我的影响要大得多，这让我意识到个人的认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发现，在摆脱生存困境，过上期待的学院生活以后，内心的困惑并没有减少半分，不接地气的虚空感特别强烈，好像每天就在文字中觅食，学术的要义仅仅是为了换得生存条件的改善，感觉自己在经历一种飘在空中的生活。我总是忍不住问自己，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让人内心觉得安稳？我没有办法回答。在《破碎的图景：时代巨轮下的卑微叙事》中，我曾说：“这种逃离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在重回校园以后，我才感到此前的生活和此后的生活，因为工厂四年的遭遇，使得我的精神世界一直处于两个不同的场域，这种场域之间的反差让我既没有办法安心于学院的精英和高深，也无法重回过去心安理得的绝望和抱怨。我吃惊地发现在离开工厂以后，那段日子竟然以一种我没有预料到的强度钉进了我的生命，并直接导致了此后我对学院氛围的游离，从而加剧了内心的犹豫和怀疑。”（《天涯》2014年第1期）

这种内心的困惑，同样作用到我的日常生活。因为姻缘，我得以走近丈夫的家庭，接触到了不同于我经验世界的另一种生存场景，当我每次随丈夫回家，看到哥哥、嫂子的生活，看到婆婆的生存环境，而我们又没有足够能力去改变时，返观自己在广州表象光鲜的日子，就会问自己：亲人乡村生活的日常挣扎、困顿，我和丈夫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到底哪一种才是我需要面对的真实？这个时候，是否能够坦诚地审视个体，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对真相的呈现和对自我的接纳，成为我是否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关键。如果没有对自我的真实接纳，认知自我就是一个伪命题，人文学术就会沦为话语层面的智力游戏，从而导致对现实中真正问题的遮蔽，思考自然无法落地。

对我而言，一旦启动个体的生存经验，坦然接纳真实的自我境遇，就会发现来自知识层面的概念和现实世界有着天然隔膜，自然而然，我会对知识、概念、尤其是西方理论产生警惕，并由此开始自我怀疑和反省。我在90年代的国营大厂生活，说到底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化体制下的经验，它对个体的命运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我而言，是一个接通知识和经验的关键点，是否正视这个关键点，决定着我思考问题所依赖的是直接经验，还是二手经验。换言之，在这个背景下，我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的日常生活和学院经验如何建立有效的对接，另一方面，我要选取怎样的视角来清理我的个人经验。这两个方面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背后有一个整体而宏观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说到底，我之所以成为一个返乡书写的实践者，还是和自己对个体经验的清理有关。

二

以我和王磊光为例，近两年返乡书写的写作主体具有如下共同点：在农村长大，有农村生活的切身经历，通过升学来到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甚至拿到博士学位，具备多年城市生活经验。也就是说，尽管返乡书写呈现的是农村问题，但农村作为问题呈现，和城市经验提供的视角密不可分。如何呈现农村，成为写作实践的一个基本问题。

事实上，不管是在王磊光2015年的返乡笔记中，还是在我2016年农村儿媳视角下的乡村图景中，都包含一个基本前提：以前的乡村，对写作主体而言，尚有很多温馨的回忆，很多美好的画面，乡村是作为一个精神寄托的载体而存在的，而今天的乡村，在社会激烈的转型过程中，已是伤痕累累的问题载体。以我的经历为例，祛除童年视角对乡村的美颜效果，现在看来，以前的乡村，确实是一个能被整体观照的对象，一个能自我生长、包孕精神和内在生机的场域，它可以孕育一个孩子，可以教养一个孩子，它本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能量场，可以让一个生命获得内在的自足和圆满。换言之，以前的农村人，他的生命价值不需要城市提供的观念来衡量，他自有一套在生活中行得通的观念。现在看来，尽管从经济指标衡量，以前的乡村也许算得上贫瘠，但人心是安定的。更重要的是，农村出色的孩子，通过读书，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当时的社会提供了这样一条出路。但仅仅十几二十年，农村的状况随着市场经济的铺开，随着城乡互动的增多，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有些地方因地缘或政策优势，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但更多地方，在城市的压力下，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农村越来越处于抽空的状态。尽管从表面上看，农民的房子越盖越高、越盖越新，但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是失去了完整的生活，造成了夫妻分居、留守儿童、老人孤独、环境污染等巨大代价，很多人内心彻底失去了安定感，多年延续下来的稳固的价值观轰然塌陷。

因我自小就和外婆生活在一起，我想以这位老人为例来说明乡村变化带来的冲击。外婆比我大60岁，从两岁到12岁，我一直待在她身边。可以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世界的理解和认知，就来自外公、外婆两位老人，来自他们生活的村庄，来自从小耳濡目染的民风民俗和婚丧嫁娶的日常礼仪。外婆一辈子都没去过城市，从未远离过村庄，一生的活动半径就在30里以内，内心的安定感特别丰盈。但我发现，到90年代后期，老人开始变得焦虑。因为我的表弟，她最器重和喜爱的孙子吸毒了，事实上，到90年代，村庄吸毒、买码（六合彩）、赌博的氛围非常浓厚，影响了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我的表弟当中吸毒的就有两个，吸毒需要毒资，正常渠道行不通，就会进城去干坏事，由此给整个家族带来无穷的困扰。外婆没有办法排解，只能依赖自己的经验去算命，算命的也无法给出一个解释，就说孩子的命运来自他的长相。我印象中，表弟吸毒对外婆精神的刺激，可以和日本入侵家乡给她带来的痛苦相比。因为这些生活经验，有时我会站在一个老人的角度，来理解村庄的变迁，理解传统和今天断裂的程度，理解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对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压力，理解这所有的变化对一个老人内心的冲撞。我会问自己，是什么让一个人心安定的村庄，变得如此颓废？是什么让一个古风犹存的村庄，变得如此狂热地追逐金钱？这种触目惊心的转变，会让我不自觉地想起童年的村庄，想起80年代初期，何士光笔下农民挺直腰杆的形象，想起贾平凹笔下的美好图景，想起童年阶段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由此带来的时空幻灭感和断裂感格外强烈。

我甚至会想，有一天，假如我丈夫那边的兄妹，他们的孩子获得一个机会，具有写作能力，他们笔下的童年会是什么样子？那些留守儿童的经历，那些南下童工的经历，在他们的人生中，会留下怎样的烙印？乡村作为表达的意象，事实上已不可能承载任何浪漫的想象，它的呈现是作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精神载体。乡愁概念，正隐含了乡村昨日的温馨丧失后给人的情感冲击。直面留守村庄的亲人的命运，我不会从乡愁的角度考虑问题，不会因为自己特别喜欢农村，就希望亲人一直留在那里给我营造一个精神家园，我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过得好一点，希望他们不要吸毒，不要赌博，有书读，有机会上大学，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希望农村能够恢复本身的活力和生机，不要仅作为问题的载体而存在。

三

最后，我想追问第三个问题，返乡书写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大？2015年王磊光返乡笔记爆红，我当时就好奇，为什么一个类似会议提纲的文本，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更没想到，2016年，我会成为返乡文本的另一制造者。文本的粗疏和传播效果之间的差异，迫使我从文本以外去寻找原因。从文学批评的经验看，我的第一感觉是，返乡书写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当下文学的无力。返乡书写的喧嚣和热闹，与纯文学的沉默和边缘构成了鲜明对比。返乡书写明确的问题指向、与现实刀光剑影的对接，凸显了当下文学在如何观照现实层面，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此外，与之相关的还有新闻业的整体衰颓。毕竟，在新闻业没有受到新媒体冲击以前，传统的报纸、电视，在介入现实方面，有着天然的便利和优势，能发挥直接的作用。返乡书写的走红，剔除新媒体的传播优势，从大的层面看，与文学表达的无力和传统媒体的失势密不可分。社会问题依然存在，问题的凸显和表达的需求天然依存，这是一种叙述的刚需。文学或新闻如何面对表达现实、凸显问题的需求？返乡书写不过是在两者的低谷期，生逢其时地满足了需要、抓住了机遇而已。近年来，非虚构写作成为文学新贵，从根本上说，也和这一大的语境密不可分，从文体看，返乡书写实践的正是典型的非虚构写作。

当然，除了以上原因，返乡书写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写作主体的情感倾向也分不开。前面曾提到，农村问题对于稍具农村经验的人，其实并不陌生，因此农村图景要通过文字引起广泛关注，是不容易的。我的《乡村图景》一文引起关注后，令我惊讶的是，竟然有很多平时不怎么来往的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以后要对丈夫好一点，因为更能够理解丈夫的选择。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你写的就是我家的情况，我也是农村儿媳，你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这种类似于家长里短式的回应，让我从另一层面看到了写作主体对返乡书写的特殊作用。说到底，返乡书写其实和写作技巧没有关系，更为关键的因素，除了前面提到的知识分子视角，是同写作主体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怀、立场和情感倾向密不可分，谁来写，比写什么更为重要。

从这个层面看，返乡书写可以说是文学的胜利，情感的胜利。一个写作者是否愿意放低姿态，是否愿意卸除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脸具，是否愿意倾听卑微者的声音，并和他们建立一种共同的命运感，这是决定返乡书写质量、质地的根本。结合我和同龄人稍稍不同的人生经验，我得坦率承认，在历经90年代国企下岗的日子后，我对重回校园后的学院生活，始终有另一重的打量和审视。与此相关，我对身份的变化也特别警惕。我会提醒自己放低姿态，去理解他人的无力和卑微，去仔细观照生活，以防在内心长出轻佻的优越感。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网易新闻在转载了《乡村图景》一文后，我浏览网友的留言，第一次感受到网友这个看不见的群体在被文字触摸后，不自觉袒露内心柔软和无力的一面，在和读者的互动中，我返观自身，意识到了很多问题。如果说，在此以前，我也相信文学的边缘化更多来自时代喧嚣的冲击，那么在此以后，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边缘化其实和写作主体对时代和现实，对真实的生活过于疏离大有干系。说到底，如何重构写作和现实的关系，如何破除同质化经验和语境中的写作者与生活的隔膜状态，不但对别人，对我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90年代以来世俗生活合法化，个人主义写作面临困境，如何建构个人和时代的真切关联，激活现实主义正大光明地表达生存困境的活力，成为写作者面临的问题。事实上，近年来，已有不少作者进行了诸多探索。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的《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刘继明的《人境》等作品，都直面真实、宏大的精神难题，并尝试从整体上观照转型期社会运行的逻辑，在推进文学和现实的关联上做了很多努力。非虚构作为近几年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样面临重建个体和时代关联的重任。在我看来，写作主体选择非虚构的形式，本身就暗含了写作者对世界的理解，凸显了写作者的立场和价值判断。非虚构文字的力量，恰恰在现实召唤表达，而文学和新闻反应滞后的大语境下，用一种回到现场的形式，重构现实的图景。

最后，关于新媒体自身，我感觉对此要保持清醒。在新媒体语境下，要警惕返乡书写仅仅沦为社会的热点，在每年春节热闹过后而不了了之。如果不对新媒体巨量的消耗性有所警惕的话，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话题，最后就可能在话语的泡沫和喧嚣中，烟消云散，毫无建树。2016年春节期间出现的“江西年夜饭事件”、“东北约炮事件”，实际上以假新闻的面目，印证了新媒体的消耗性。毕竟以流量、点击率为衡量标准的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同商业运作有更深的渗透关系，在便捷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陷阱。对写作者和读者而言，如何呵护彼此之间的诚信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一场场打摆子般的话语狂欢中，若不能维护两者之间的基本信任，就只会以加速度耗尽新媒体的活力。相对传统媒体的老成持重，新媒体的身姿要快捷和轻便很多，在制造热点话题的速度上也有更高效率。但不能否认，在传播海量信息的同时，新媒体常常泥沙俱下，作为人文工作者，有责任直面新的传媒环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价值理念去激浊扬清，减少社会的戾气，修复社会的裂痕，营构健康而滋养人的文化环境。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有不同的使命，对于老一辈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在建构价值观念、介入现实问题方面，确实有着本能的接纳和担当。今天，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他们所开启的话语方式的边际效应已经递减，如何找到更为切实的言说和行动方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返乡书写毫无疑问可以看做在新的媒体语境下，我们这一代介入社会问题的独特尝试。

事实上，在我的同龄人和更为年轻的朋友中间，越来越多的人已不满足单纯的理论争议，越来越多人走向基层，走向田间农舍，实实在在地从事乡村建设工作。但相比媒体对返乡书写的热议，这些从事实践的庞大群体，是被遮蔽的部分。如果说，在返乡书写上，王磊光挑起了话题，我强化了话题，那么，今天，摆在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话题引向建设性层面，如何写作更成熟、宏大的作品，来推进返乡书写与乡村建设两者之间的关联，将话题引向更深入的思考，并促使改善乡村面貌的行动落地。我希望这些从事一线乡建工作的年轻人，可以更多呈现自己的探索和困惑、实践和思考，希望他们站出来说话，实现话语层面的讨论和建设性行动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