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限制难民入境，《安妮日记》作者一家也曾被拒进入美国

1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下的行政令引发巨大震动，内容包括：冻结美国难民收容项目，暂时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普通公民入境美国，对叙利亚公民无限期停发签证和停止难民庇护申请处理。

这一特朗普“新政”立即引发各界抗议，除了雇佣了大量外籍员工的硅谷， 美国各大机场一度也被抗议人群挤满。这一事件如何发酵，将影响美国的一系列内外政策。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开始将叙利亚难民被拒入境与二战欧洲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处境作类比。其中，写下《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和她的家庭就曾被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最后安妮·弗兰克死在了集中营。1月28日，《华盛顿邮报》在Twitter上重新推荐了2015年11月24日刊登在该报上的一篇文章，该文介绍了美国当年拒绝安妮·弗兰克一家入境始末。

安妮出生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是奥托·弗兰克一家的小女儿，家中还有母亲艾迪斯·弗兰克和姐姐玛戈特·弗兰克。2007年，美国大学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布莱特曼在发现安妮申请美国签证的材料档案后写道：“这个家庭最后绝望的挣扎，是那些逃离德战区犹太人的缩影，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的求生欲望，与战争时期美国旨在保护国家安全的移民政策猛烈碰撞。”

如果安妮当时的难民申请被通过，她现在可能是个生活在波士顿的77岁老太太，也许是个作家。现在我们都知道，她15岁就死在了德国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安妮的父亲奥托一直在试图获得美国签证，犹太历史研究所披露的一份将近80页的申请材料显示，要想获得难民签证相当复杂困难，即使是奥拓在美国商界、政界的关系都不能确保他的家庭获得这把保护伞。

“从这份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欧洲与美国的书信交流十分不便，当安妮一家收到书面要求时，信息又往往过时了。他们不断证明着自己的价值：资产证明、保证赞助一些项目、宣誓进入美国对这个国家有好处。每当克服一个行政障碍时，另一个又出现了。”

1938年，弗兰克一家从德国逃往荷兰。在1941年4月纳粹还未对荷兰实施最严苛的禁令之前，弗兰克一家在荷兰还算顺利，奥托的工作也稳定。理查德·布莱特曼教授认为，从资料来看，在荷兰的三年时间里，奥拓对申请入境美国的意愿降低了，或许是认为荷兰是暂时安全的。然而1940年5月，德军入侵并迅速占领荷兰，新成立的亲纳粹政府开始通过差别对待及严格的执法迫害犹太人。

“我们不得不移民，美国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去的地方，”1941年4月奥拓写信给他的一位老朋友内森·施特拉斯，信中写道，“你可能还记得我的两个女儿，主要就是为了孩子，我必须保护她们，我们自己的命运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奥拓请求他的朋友借他5000美元来支付签证的押金，“你已经是我唯一能开口请求帮助的人了。”

内森·施特拉斯是个关键人物，他是梅西百货公司合伙人的儿子、也是美国房管局的头头。根据《时代》周刊当时的调查，内森·施特拉斯与埃莉诺·罗斯福也交情匪浅（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的妻子）。施特拉斯与妻子一直在呼吁移民局帮助这些犹太难民。

安妮的母亲艾迪斯·弗兰克有一个兄弟，早前已经移民美国，在波士顿当工人。他愿意为弗兰克一家移民做听证支持，由于担心移民官员质疑普通工人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弗兰克一家，这位兄弟所在工厂的雇主还帮忙提交了家庭经济支持的证词。

申请依然未被通过。

根据统计，到1939年已经有超过30万犹太人在排队等待获得美国的移民签证。1941年6月，德占区的美国领事馆均已关闭。当年7月，美国国务院启动了一个新部门接管签证预审，这意味着所有的申请材料均要重来。

此外，美国新的移民条例规定，如果申请人有任何近亲在德国，将直接否决申请。美国政府害怕德国当局迫使难民亲属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

1940年的美国对古巴大使乔治·S·梅瑟史密斯曾在档案中写道：“确实有许多德国人、意大利人因为政党的迫害而离开自己的国家，但是在涌入美国的难民中，其中有不少人是他们政府的代理人。”

在进入美国无望后，奥托将希望转向古巴，古巴也是个避难所，一些欧洲犹太人设法进入古巴，在那里等待美国签证。但在1941年7月，美国也收紧了古巴来美国的旅游签证。美国大使告诉古巴，难民拿到的旅游签证并不适用于移民政策。古巴也随之加强了移民政策。

尽管困难重重，奥托还是在1941年12月拿到了一张古巴签证。但是十天后，德、意对美宣战，弗兰克的签证被取消。弗兰克一家东躲西藏到1944年，直至当年8月纳粹突袭他们的藏身处。

故事的结尾，只有奥托活了下来，其他人均死于集中营。而历史似乎又在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