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字里行间：在翻译被骂时，如何调整心态

- “你读过这本书吗？”

- “不算亲身读过。”

写出这本The Year of Reading Dangerously（《一年危险阅读》）的人，安迪·米勒（Andy Miller），如果跟我在一个单位的话，恐怕会成为饭搭子。我们不但都认清，“此生无论如何非读不可的书”，恐怕八十辈子都读不完；而且，那些我们骗人家已经读过的书，用余生去补也早已无望了。引用的这句是他在书店上班时候学来的应对之道；原文是“Not personally”。 后来他也去做了编辑，但在儿子出生之后的两年时间里，意识到自己除了工作之外，只读过一本书——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这就很严重了。萨尔曼·拉什迪评价这本书“坏了坏小说的名声（give bad novels a bad name）”。终于有一天，他偶然间读起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看不懂，但决定再坚持一下。最终，他不但读出了这部小说的好，而且那种成就感（“原来我什么书都读得下来啊！”）让他开始了一年“危险”的阅读。

但标题里英国腔的“危险”，亦真亦假：选的书目大多是名著，其实是把时间压在最保险的地方了，但风险就在于：那些“号称已读而未读”的书，多半不好读，弄不好就毁了胃口，觉得通勤地铁上还是玩玩手机数独算了。《一年危险阅读》最好的地方，在于他千方百计地要你相信，好书已经足够好了，你要舍得辛苦。我也认同，阅读的一大销魂之处，是某个从来没有想过要讨好你的作家，在熬到百来页的时候，突然跟你勾肩搭背引为知己，不管你朝哪边看，都是四目相接，不管你怎么跑，都跟他踩在同一个步点上。

“下一期留出版面给我的雷鸣。”

最近还读到一本似乎是为我定制的书，The Feud（《仇敌》），梳理我最喜欢的两个作家埃德蒙·威尔逊和纳博科夫如何在我最在意的事情上反目成仇。纳博科夫当年飘落在美国的海岸，举目无赏识，是那个时候一言九鼎的评论家威尔逊替他打点了一条扬名之路。但《奥涅金》的译本出来，威尔逊在《纽约书评》万字长文痛斥，说他太直译，选词太冷僻；纳博科夫抓起电话就给报纸的编辑撂下了上方的引语。听说读写纵然万难，多少还有些盼头能做成，翻译则注定一败涂地，多翻一句就是多辜负一句原文，而翻译俄语文学，据说，是其中最不近人情的。更何况纳翁还要“作”，认为《奥涅金》译本“只要可读（readable）都是垃圾”；被威尔逊骂了之后，修订，说我那第一版吧，“还不够直译，还不够丑陋（Not literal enough. Not ugly enough.）”。

安迪·米勒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做活动，底下有观众提到纳博科夫，他当即忘情歌颂起来，反复说纳博科夫“擅长一切”。但从这本The Feud出示的证据来看，纳翁至少两件事还有提升空间，一是翻译，二是在翻译被骂时，如何调整心态。我对纳博科夫的热爱不让米勒，但这本书里他的丢人也丝毫没有留给崇拜者为其公关的余地（我甚至已经顾不上我最在意的事——“译观不合”）。话说回来，至少，当年的笔仗，还是一本正经的文人架势。网络时代，连文人相轻这么重大的事都速食化了。那个开了学校教做人（The School of Life）的阿兰·德波顿，2009年一本书拿了个差评，居然到《纽约时报》书评作者的个人博客下面留言，说：“我一直到死都会恨你，对你职业生涯的每一步，我只有诅咒，而且我会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好好欣赏的。”

“我一直替你辩护，说你要是早知道一定就改掉那几行了，可以少死那么多人。”

马上要八十五的罗伯特·戈特利布（Robert Gottlieb）一定是全世界履历最光辉的编辑之一了，新出的回忆录，Avid Reader（《嗜读之人》），大概有九成都是一个伟大书人的励志经历，但是——其实更体现了本读者的格调——读完之后我记住的全是那百分之十的蜚短流长。戈特利布行文做派有点像影视剧里常见的家族老太太，已经活到不用再为谁留面子的阶段了，披露不少会让诸多大牌当事人难堪的细节，但字里行间形象受损最严重的却似乎是作者自己。先是那种假意谦卑的得意劲就很不讨人喜欢，更有趣的是他始终坚信自己是个非常好相处的人。比如，他和罗伯特·卡罗（Robert Caro）改稿，激烈到两人要时不时地轮流出办公室消气。他写道：“卡罗觉得我侮辱人，我觉得我只是在完成我的工作。我们的分歧都是就事论事（nothing personal）。”这种论调张口就来的同事，中午食堂就算没有别人，我们应该也不会坐到一起去。

他最看不惯的作家是拉什迪。《撒旦诗篇》的作者被扣上追杀令之后（这应该是史上最严厉的差评了，而且书评人号称没有读过这本书），他们难得碰到，戈特利布对拉什迪说了引在上面的话。他举这个例子竟是为了证明拉什迪脾气火爆，听了居然生气。拉什迪之前在自己的回忆录Joseph Anton（《约瑟夫·安东》）里，也写过和戈特利布的交往，他写自己到美国第一次觐见大编辑，相谈甚欢之后戈师傅来了句，“我还以为自己不会喜欢穆斯林出身的人呢”。其实，读小说、写小说、改小说，都是一种“共情”的练习，而戈特利布自己就说编辑最重要是对作品要有empathy，而几乎所有曾与他共事的作家都服帖戈特利布是位最细腻、最敏锐的读者，但在现实之中，却是这样一位“共情不足癌”患者。

“书没有错，错的是我们；他们想给的是路标，我们却误当成了终点。”

读完《一年危险阅读》，我乘势完成的第一本书是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一直以为这本书我这辈子排不上了，因为看过电影，觉得不是很有意思；但听了米勒的说法，我想“亲身”去见一见其中那位试图通过看书改变人生的莱纳德·巴斯特，“最后被压死在书架下面”。上面引用的话是小说中另一个角色在批评巴斯特先生。于是很切题地，想到《莫里斯》的主演——休·格兰特1995年在日落大道被抓住和妓女有伤风化，上拉里·金（Larry King）的节目悔罪。老金暗示，你是不是需要一点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格兰特优雅地作如下答复：我一直觉得只要读了足够的好书，人生就不会出大问题了（kinda sorted out in life）。二十年后，读书疗法（bibliotherapy）俨然成了正经买卖。阿兰·德波顿的“做人学校”里，他两位剑桥的同班同学，Ella Berthoud和Susan Elderkin，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推出了The Novel Cure（大陆版叫《小说药丸》）。我对“用读书让自己更好”的企图完全没有意见，但那种以为能定制“读者反应”的野心，并以此牟利的行径——我只是就事论事——都是痴妄甚至不诚实的。听Ella和Susan聊书，有点像春节期间忍受长辈破解文艺。当然我没有看书的亲戚，如果拿影视打比方，他们会以为《霸王别姬》是警告艺人远离毒品；《24小时》是劝大家珍惜时间；《魔戒》是鼓励小个子也可以有大梦想。这样的比方是否简化了《小说药丸》其实用心良苦的简化，或是歪曲了埃、苏两位其实情有可原的歪曲？要不是霍比特人的例子就是书里面的，我还真有些顾虑。

看书是与人长谈。文明史中最有意思的头脑，端了杯茶在你面前坐下，你却急着拿处方问对方讨一颗治疗伤心/失眠/恐惧周一/惦念邻人之妻的药丸。最起码是糟蹋了好意。那些真相信读包法利能改善夫妻生活的人，应该判决他们除了营销号的微信推送之外什么都不许读。有一年也是年末，一位书评人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没有“失望之书”，因为自己珍惜时间，看书之前往往做了足够的调查，不好就不会看了。我只祝愿，这位老师能终有一天体会到阅读真正的乐趣。最值得阅读的书是那本你事先没想到需要读的书。而唯一可称之为有效的“读书疗法”，是疗程结束，你发现自己读的还远远不够。这种可靠的功效只有“上瘾”的药丸，致病可能性更大些，治病就不要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