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进国：闽台两地妈祖庙联谊，促进乡贤参与农村慈善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的泉州永春，有一条叫碧溪的清澈小河，从一个叫外碧的古老村落蜿蜒而过。这是生我养我的远方。几十年来，我因长期在外游学，特别是北漂燕京之后，故乡于我，似乎也变得更为迷离了。记得读博士时，经常要翻闽南的族谱，总会看到一首《迁流诗》，其中印象最深的诗句是：“骏马登程往异方，任从胜地立纲常。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处他乡是故乡。”因生计而迁流，进而落地生根，似乎是闽南人骨子里附着的文化基因，不因时代而迁流。

缘于一个偶然的原因，这几年我和故乡又有了一些远距离的莫名的牵连。依旧是若即若离的情绪，仿佛五月的梅子依旧尚未熟也，因此也不知其真正的酸味。大约是2011年1月，我因携妻子归家认祖，便顺路去拜访了家屋对面的境主庙——陈坂宫，也因此与几位庙首结了一段剪不断的因缘。一则碍于熟悉人粘贴上的“脸面”，二则多少有文化反哺的一时冲动，我甚至衍生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创意，居然返其道而行之，帮忙从台湾的新港奉天宫分灵了一尊妈祖圣像。从此，这个山村便凭空创生出了一个“开永妈祖庙”，域内外的乡贤乡友们，也被渐渐地搅动起来了，不时地参与乡村的慈善和敬老，乃至跨境的游神，甚至亲自跑到遥远的海峡对岸进香。

乡村的悠远的历史渊源和种种民俗记忆，也因我的历史博士出身而变得越发清晰起来了。而定居于田中聚落的陈氏宗亲，更因我的一个大胆的建议，而开展了海内外的磋商，共同献出了自家的祖厝，开始忙碌起“乡土记忆馆”的资料搜集工作。最近，陈氏祖厝的大学“调研基地”和“儒学社区”的招牌，也悄然挂了起来。而我的学术野心已被悄然地激发，期许来日，能为地方父老，写写碧溪两岸的迁流史、精神史。

我渐渐愿意将故乡这些岁月的“渐变”，视为一种“文治构建”的尝试，虽然乡村的“斯文”之气脉，自古就藏存在每一家族或宗姓的祖厝、祖坟和宗祠里，藏存在每一座古庙小庵的签诗、对联和石碑里，藏存在年复一年庆祝的岁时节日里和日复一日传颂的俗语歌谣里。从长长的海峡对岸，牵一根长长的红线，在碧溪边上盖一座妈祖庙，只不过是在旧有的“斯文”土壤中，添种一粒新的“文化种子”罢了，她能否生根、发芽，能否成长为一棵可以荫凉的树，却只能凭依于这片土地之土层的厚度和在地人群的呵护了。而引种的人，既然身处他乡，哪怕倦倦不舍，终究要坦然地离去，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古人云，乡里者，良人之所也、宾客之所也。乡村中国，大抵因二千年以来的“书同文、车同轨”的文明规制，她总是低调地伏藏着自己的生机，默默地送走自己的游子，而任由自然的雨水和野草，又将故宅和旧坟的记忆无情地掩去。然而，甘于清贫的乡村却固执地保存着关于文字的种种固执的眷念，诸如小的不起眼的惜字亭、诸如漫漶不清的故碑、诸如婚丧喜庆祭用的古奥的表文……

因此，凡是涉及乡村文字的刻录事宜，不免就带上了端整严肃的丰碑性，平素衣冠不整的礼（理）生和道（师）公，也仿佛一下子“斯文”起来，平时不常用甚至念不明白的繁体字、一板一眼的书法，特别是“之乎者也”的古体文，也一下子“复活”起来了。其实，真正的“斯文在兹”，只是远方的我们在城市中汗漫惯了，久陷于优等生的自满而不知也。而一旦你不能适度地表达“斯文”，你恐怕也将“有辱斯文”，甚至“斯文扫地”了。这或许是乡村底层之“斯文传统”最为固执的一面吧，因为乡村人同样念兹在兹，如何因述而作，让共在的时间沉淀为集体的历史。

于是乎，在闽南乡村添设一座庙宇，不只是简单地倡议、表率，其实如何撰写“又繁（体）又古（体）”的碑文，以表彰有德者、有功者、有言者，藉以“尊其贤，褒其行，崇其德”云云，更是一件神圣的使命。盖因我乃妈祖庙的始作分灵者，加上学点中国历史，刻写集体记忆的任务便也非我莫属了。这样的“古雅”差事，对于乡民眼中陌生的熟悉人而言，并非什么“大长脸面”，更非“无伤大雅”，而是一面夹杂着乡村人对于丰碑文字的素来敬畏，一面诡谲地检验着你被敬重的“资本”究竟几斤几两。

人们“毕恭毕敬”地奉请乡村的师公或礼生，倒不是因为满心的尊敬，而正因为他们的“斯文”自古有承，有法有度。所以，乡村的“熟人社会”，就是一个“斯文”的“脸面社会”。经常的接触和亲密的感觉，恐怕未必让我们得到费孝通先生所称许的“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的。

细细数来，因为盖一座妈祖庙，我应庙首之盛约，先是勉强编写了几个楹联，诸如庙门之“有缘来此地寝食有安行行且止，无愧入斯门心境无碍坐坐何妨”之类，远非雅俗共赏的境界。而最逃脱不得的事宜，当属于诚惶诚恐地撰写了四个碑文，谨“以神道设教”，实力有未逮焉。一是《福有攸归碑》、二是《德心永远碑》、三是《台湾嘉义新港奉天宫捐赠巡狩仪仗碑记》、四是《台湾新港奉天宫分灵福建永春开永妈祖庙碑记》。

前三碑的内容，记述对岸的台湾人氏如何念摄布施，输送白镪，并捐赠妈祖圣像、巡狩仪仗等圣物，足以垂示后学、昭于后琨云云；最后一碑则总述五年来分灵盖庙的历程，以及衍生而来的乡村文化发展情形等事。至于四碑之文字斟酌，吾之学力，亦仅能勉强摘录古书，牵强成行罢了。

最初刊刻前二碑，石工尚陋。近二年，盖因涉台之事关体大，庙首陈先生忽发奇思，居然按台湾地图之形状重切二石，再刻文于其中。至于文字最多的分灵碑记，则用福建地图为碑石之模板，更独立于庙前，以使来者皆知晓也。陈先生读书不多，素来忠厚寡言，然而他的父亲早年却是被遣送归国的南洋的“马共”（马来西亚共产党），也因为这层复杂的海外关系，陈先生和妻子的身份，已经算是“旅居”中国的“美国人”了。然而，陈君如此用心于碑石造型，官方宣传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统统了然于胸，则大大出乎我之所料。在乡村，世事洞明皆学问，是故我的低头佩服，也是满满的十分。

道门的圣书《阴符经》说过：“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灯下静思，乡村人“盗机”的智慧，经常是不显山露水，游刃有余，恐怕就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种种“观”与种种“察”罢。因此，乡村中国的人情练达，其实是伏藏在骨髓里的，偶尔弥散出些许的不卑不亢的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