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大众传媒时代的宗教

哈光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人类学博士后

2017-02-08 14:3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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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与总统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体的。国会所对应的,是作为整体的国民和作为群体的阶级;总统所对应的,则是作为个体的公民。这样的制度几乎天生就是为大众传媒而生,而且几乎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实现它自身。在结构上,它与宗教有着极为类似的特征。总统面前的个体就是上帝面前的个体,人们与上帝的单线亲密关系和人们与总统的单线亲密关系是同构的。而特朗普几乎用大众传媒将这个内在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自己只是一个“使者”(messenger),他只负责传递信息。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泰国,出现过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帮人家通灵通神的巫师们,本来可以在神灵附体以后用自己的嘴来传述鬼神的话,但突然一时间,上了身、附了体的神灵却不说话了。跳着大神、进入状态的巫师们事后很尴尬,但又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因为鬼神照样附体,它们还是像之前那样从另外的世界降临我们的世界。但是它们来了以后却一言不发──从巫师嘴里冒出来的,不再是可以被理解的指示,甚至不再是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语言。巫师就那么整天怪叫着,好像变成了一台坏掉的收音机,哇啦哇啦嚷着,而听众除了噪音却什么也听不到了。这还不是最糟的──没过多久,神灵连身也不上了。它们开始绕过巫师,与聆听者零距离接触。请神的人开始从空空的屋子里直接听到它们的声音。这个声音似近又远,似有似无,就那么飘荡在空气中。人们环顾四周,看到不到任何魅影。而这声音也不是诉说,不是指示,还一样是毫无意义的“噪音”。似乎神灵在故意捉弄人们。人们不再知道神灵在说什么,人们只知道,神灵“到了”,神灵“在”这里。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带来的,反倒是神灵空前的在场。
这一幕被人类学家莫里斯(Rosalind Morris)写进了她的一篇文章里,文章的名字就叫“空室之声”(A Room with a Voice)。她说这是大众传媒时代的通灵。而如果要理解这个说法背后的道理,以及大众传媒时代的媒体具备什么样的特质,甚至与特朗普的崛起、与政治的极右转向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得先搞清楚,泰国的这一幕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结构性的变迁。
相信大家都在网络上看到过这样一类无聊的照片:有的人会发出来一张看似平淡无奇的合照,然后说,妈妈蜜啊,吓死我了,你们仔细看看这些人背后橱柜边的那个是什么。技术比较低的一般会PS个浅浅的半人半鬼的像,而真正让人觉得恐怖的,反倒就是最自然的照片上突然由于技术原因、由于特定的感光、特定的胶片条件而出现了奇怪的形状。这个时候就算你知道应该是技术原因造成的,但你的心里还是不免发毛,你还是会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什么别的东西吧。平时肉眼看不见,但是一下子偶然的机会就被相机捕捉到了。尤其是如果这东西在所有人的背后,你就会觉得,不会平时这东西都在我背后的某个地方看着我吧,是不是我每次转身它都跑开?我怎么能证明不是如此?是不是它本来要跑开,结果一不留神被相机捕捉到了(所以鬼神的速度还是没有超过光速,故此大家还是共享同一个宇宙吗)?这东西会不会只能通过胶片的感光被相机捕捉到,而不能被肉眼直接看到?如果这个例子很抽象,大家只需要想想我们中国民间传说的照妖镜的工作原理就好。照妖镜怎么工作?不是你拿个镜子发光把人家照回原型──照妖镜又不是探照灯。照妖镜需要你拿着它在自己的面前,然后从里面看到自己在普通的镜子里看不见的自己的鬼样子。这才叫打回原形。所以才会有王尔德(Oscar Wilde)的名作《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把自己的鬼样子困在镜子──或者画像──里,于是画像外的自己就可以青春永驻了。在这一点上,人类是有共通性的。
那这样的例子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大众传媒的出现,尤其是摄影和收音机以及其他远程交流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与媒体本身的关系。媒体,而不是通过媒体所传递的东西,变成了人们关注的核心,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最能激发人们好奇心、最能搅动人们想像力的,不是照片里的人,不是摄影者和被影者力求表现的东西,而是摄影那一刻所捕捉到的意想不到的东西。人们认为,这种东西只能通过相机来获得──无论是由于相机特殊的感光设置、胶片特殊的化学成分,还是拍照本身对于时间性的特别切割。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南部盛行的隶属基督教新教的神恩复兴派(Pentecostalism)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舌语”(speaking in tongues)之外,他们也同样沉迷于收音机和麦克风的声音效果。电波扰动、信号干扰、电流带来的杂音等等如是,都被看作是圣灵的讯号。如果大声祈祷的时候麦克风突然失灵了,那对所有人而言都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的神圣之旅。
这是一个“内卷”的过程。技术越扩展、远程交流的技术越发达、媒体越去标榜自己的透明,就会有越多的人将媒体本身看作是信息。就好比超导体反倒将电流困在自己内部,或者人们就是会感叹──哎呀,这玻璃擦得真干净,而忘记了,玻璃擦干净是为了让你觉得它不存在的啊。
拉康曾经发展出来这么个理论,他说我们之所以能看见这个世界,原因在于我们在最本质上是暴露在世界的凝视中的。这听起来很抽象,其实不难理解。在这个凝视和被凝视的我们中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屏障,它阻断了一切有效的交流。虽然没有交流,虽然我们与这个凝视不能发生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对话,更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双眼回敬这个凝视,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凝视是“存在”的。或者说,只有在我们知道这个凝视“存在”的时候,我们周遭的世界才能进入我们的视阈。在我们“看”之前,必须要被放置在一个“被看”的位置上,而且永远无法将这个原始的凝视还原为某一个具体的眼神。
如果这个说法还是抽象,那大家可以回头来想一想本文开头的泰国的例子。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就是那道厚厚的屏障,而这絮絮叨叨的神灵就是藏在屏障后面的那个凝视。你不知道神灵在说什么,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只是知道,神灵“在”。而正因为你知道神灵“在”,所以你会高度警觉,你会竖起耳朵继续听。你因此就处在一个永恒的悬置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你周遭世界的一切风吹草动都变成了洪钟大吕,就好像《老友记》里Ross所说的,I’m always aware。
这是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交流得以开启的最初状态,是最原始的状态,但其实也是强度最大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状态中,交流被还原为交流本身,而不再是承载其他信息的媒介。你与神灵的关系在这个时候不但没有被切断,反倒达到了最顶峰。只要神“在”,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会说,大众传媒时代的宗教,或者说经过大众传媒过滤并改变的宗教,是“被还原到了它的最基本”(reduced to its bare minimum)。因此,如果我们稍微染上点历史目的论的遗毒,照猫画虎学学黑格尔的口气,就可以说,宗教只是在大众传媒的时代才真的实现了它自身。宗教是通过大众传媒而变成了它自己,实现了之前潜藏在自己内部但却并未完全释放出来的纯粹的“宗教性”(religiosity)。实际上模仿黑格尔的不仅是我们,连德里达自己也说,媒体所揭示出的宗教形式其实是一个精神现象学(religion of the media is a phenomenology of spirit)。所以蕴藏在宗教中的精神,其实是通过媒体才得以真正实现──而这个迁移不是个纯粹的哲学论断,而是哲学论断在历史中的实际展开。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过去几十年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不是简单的复兴,也不是宗教突破私人领域进入公共政治。这一轮的“宗教复兴”是一种更广泛的“宗教性”的扩张,并且这种宗教性带有大众传媒时代的特质:它意味着神──或者“精神”(spirit)──本身的降临,它意味着“在”的问题超越了“意义”的问题。它意味着交流失去了实质,但交流本身却获得了最大的强度。所以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在相信什么,但却对自己的“信”本身越来越执着。这种“信”来得直接,来得简单粗暴,来得有力,来得让人无法反驳。正是在这样一个“信”的时代,特朗普崛起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信”的时代,特朗普拒绝一切常规媒体,独独钟爱twitter。
人们常说,历史上的民族国家,在权力形式上脱胎于绝对主义国家,是皇权绕过贵族而与普通民众达成联盟的结果。所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国王,却可以与最底层的民众实现结合。正是按照同样的思路,有的人会说,特朗普的崛起,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普通人与国会的关系是间接的,国会内部的任何决定都要经过辩论和权斗,都是妥协的结果。所以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与国会的关系是抽象的,是充满种种中间环节的。而总统则不同。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会觉得,总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选票选出来的,所以在自己和总统之间,存在一个单线的、亲密的联系。在总统面前,每一个人都是个体,与总统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最具体的。国会所对应的,是作为整体的国民和作为群体的阶级;总统所对应的,则是作为个体的公民。
这样的制度几乎天生就是为大众传媒而生,而且几乎只能通过大众传媒实现它自身。在结构上,它与宗教有着极为类似的特征。总统面前的个体就是上帝面前的个体,人们与上帝的单线亲密关系和人们与总统的单线亲密关系是同构的。而特朗普几乎用大众传媒将这个内在的逻辑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他自己只是一个“使者”(messenger),他只负责传递信息。而他始终视之于洪水猛兽的伊斯兰教,信徒皈依的核心就是要口述心认“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穆德,是他的使者”。但不同的是──是否真的如此不同?──对于穆斯林而言,穆罕默德的信来自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感知到的神;而对于特朗普而言,他的信来自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感知无法触摸到的“普通美国人民”。特朗普就是那个阻隔凝视的帐幕,而这个永远无法触及的“美国人民”就是那个永远无法捕捉到的凝视。特朗普的确是个使者,而这个时代是个只属于使者的时代。
弗洛伊德在一百年前发现了人类精神中的“死亡驱力”(death drive),而只是在百年之后的今天,历史才让它真正在结构上成为我们生活的最核心。
这就是历史的终结,我们就是最后的人。
责任编辑:伍勤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精神分析,特朗普,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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