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从《乡土中国》中理解中国社会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做客清华“学堂开讲啦”，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出发，讲述了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质与治理秩序，强调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内生性的互惠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费孝通晚年对中国从地方性走向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及其对全世界贡献的思考。以下讲座内容摘编自主办方提供的现场录音稿，经讲演人审定并授权发布。

赵旭东在讲座现场

《乡土中国》开篇的一句话讲到一个概念叫做“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关于“乡土中国”的“乡土本色”，费孝通先生曾做过一个判断，即“从基层社会来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的核心含义是乡土社会所讨论的不是由精英所主导的上层社会，而是在最普通的大众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一旦乡土性的社会发生了改变，一些乡土性的东西也就不复存在了。费孝通生于1910年，于2005年过世，在他生活的近一百年里恰恰是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巨变的百年，也是乡土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百年。

1948年初版《乡土中国》

作为一本完成于1947年前后、讨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书，《乡土中国》之所以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是因为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乡村发生了巨变，但是许多乡土的、乡村的或者说基于人际关系的属于中国人特有的东西在城乡之间似乎都还存在，比如我们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集体性的生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实际上这些都与乡土社会原有的共同体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今天重读《乡土中国》，无形中就可以去认识变化前的乡土中国，然后再去理解如今变化后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传统中国社会做了三点总结：

首先，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传统的乡土中国之所以被称为“乡土”是因为人与土地之间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中国农业社会的特点，强调从土地里去谋求生活的种种来源。粮食种植、家庭的劳动力、代际的传承、家族的延续等实际上都与人和土地的紧密联系有一种，称之为“天然的依附和转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传统农业社会聚族而居的共同体。其次，是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正是建立在人与土地之间的紧密联系的基础上，人不可能随时随地离开土地，于是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与人之间就变得非常熟悉，这种乡土的熟悉性被称为“结构性熟悉”，由此带来了一些文化上的特点，比如在这样一种熟悉社会里，有语言但是不一定有文字，因为事情都可以面对面地说清楚。再次，是对私人关系、人情关系的强调。关于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提出了“差序格局”的概念，即越是自己熟悉的人关系越强，然后逐渐向外一层层疏远，最终是没什么关系的陌生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大家总能感觉到有人情味，就是因为在这样一种差序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许多事情都是在这种差距格局的网络里慢慢展开的。

除此之外，费孝通还强调了乡土中国的一些基本特征。除了刚才提到的“差序格局”，还包括了皇权和绅权的概念，也就是在乡土社会里权力和组织运作的模式。在封建社会，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国土辽阔的国家，皇权自上而下的影响力是无法去统摄到帝国所有角落的，于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上有皇权，下有绅权，甚至是乡绅统治的地方自治模式，也就是皇权不需要有太多的作为就可以使地方一方平安，而地方的安定实际上是依靠那些看起来没有一官半职，但曾经参加过科举考试，在皇权的中心做过官、退休返乡的人，因为他们在乡村社会是有声望的。费正清在书中说：“在一个世纪以前的4亿多中国人口当中，皇帝任命的官员实际上不足2万人，但却有大约1.25亿的参加过科举考试有学问的乡绅在基层处理。”如今有人提出乡贤的复兴，其实质就是在地方社会要依赖于一些学问、道德和做派都比较正直的人，由他们去维持地方的公益和秩序。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乡村的精英人物实际上控制了乡村生活。直到今天，乡村社会依然有三类精英发挥着各自价值。第一类是村干部，他们是在国家政务的科层体制上，将国家的政策、福利上传下达，落实到基层去，因此他们是无法避开的中介人物。第二类是企业家，这些富人虽然在社会的顶端，但是他们有无形的义务去帮助村里的同一个家族、同一个院子、同一个姓氏的穷人。过去往往是一个家族里学习不错的穷人家孩子会被富人资助，然后出去读书，以此来培养家族里面的精英，在未来对接济过他们的富人也会给予帮助。第三类是一些民间信仰的权威，在许多中国乡村里都有庙宇和民间祭祀的空间，那些权威有点像韦伯所说的“卡理斯马”权威，因为他们能够与神沟通，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许多民间纠纷和日常矛盾，甚至是夫妻之间吵架了要闹离婚，有的都要先到庙里去烧香，然后再看要不要继续跑到城里去办离婚手续，因此可以说庙宇起到了调解缓和的作用，这也就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讲的“无讼的理想”。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不是什么事情都必须走法律程序，因为打官司要有成本，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双方都会有损失，所以大家宁可私了或者是和解也不寻求官方的诉讼。正如王士晋在《得一录·宗祠条规》写道：

太平百姓，完赋役，无争讼，便是天堂世界。盖讼事有害无利：要盘缠，要奔走；若造机关，又坏心术；且无论官府如何廉明，到城市便被歇家捉弄，到衙门便受胥造呵斥，伺候几朝夕方得见官。理直犹可，理曲到底吃亏；受笞杖，受罪罚，甚至破家。忘身辱亲，冤冤相报害及子孙。

许多乡村的宗族条规都将无讼理想潜移默化带入到老百姓的生活里，让大家把打官司看成是不很好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对于传统中国社会是没有效率的，维持乡村秩序、治理乡村事务依靠的是一种“礼”的传统，即所谓的习俗传下来的规矩，或者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习惯法”，这可以说是乡土中国的第三个特征。“礼俗”之所以在乡村社会中起作用是因为在熟悉社会里不强调变化，千百年来都一样，那些规矩和习俗从祖上传下来一代代都会牢记在心里。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依据这些习俗去处理。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的校友瞿同祖将其称之为“中华帝国时期法律的儒家化”，也就是在基层乡村社会的矛盾冲突化解中，用礼俗的秩序去代替法律的那些遥远的、或者说是不起作用的规则。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熟悉社会被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所取代，人与人之间不清楚彼此的底系，所以才产生了法律契约的关系。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理解费孝通当初写作《乡土中国》的初衷。这本书是在1948年出版的，当时大家所面临的是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未来的新中国和旧中国究竟怎么不一样，新中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费孝通当然是在思考像这样的关乎未来中国走向的大问题。他强调了当现代国家建立后，必须要把一个原本是内生性的互惠关系放到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使得一些公共利益转化成了私人的交换。这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没有完全讨论到的，但却是在今天的社会里需要注意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也在强化这样的一个互惠原则，比如我们国家所提出的“共同富裕”就是要避免某一方的资产或所得变成独享的，而是社会的一个合理存在，就是要有相互性的往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与此同时，在现代国家里同样解体的还有双轨政治，费孝通在《乡土重建》里强调了双轨政治，也就是理解中国政治的两条轨道：一条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轨道，另一条的民间自发的自治轨道。当国家力量过于强大，一直深入到基层社会后，因为很多时候不熟悉地方的生活特征，所以就会带来一些特征性的转化，如今我们对基层的改造也面临乡村治理如何能够真正落实和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未来可能变得会更加突出。所有的乡村改造或者乡村振兴如果不能使基层百姓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让他们发挥力量，那么就会很可能造成一种可持续性的危机，所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讲到的自治性隐含了给予乡村社会自我发展空间的一种期许。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乡村治理的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当国家过度下沉到乡村以后，可能会带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样的一些问题。

事实上，费孝通在晚年就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完全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面对当今世界性的文化转型，乡土社会也正在经历一种转变。他强调说：“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这个“由之”的状态就是乡土社会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不用去问为什么都是按习俗规定的。但是今天的世界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就是“知之”的状态，这与个人权利、公共利益等许多方面都是有关的。所以费孝通说：“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这是他在1997年前后所说的话，但你会发现如今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世界性的，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规则是如何难于达成。这也就是说从原来的乡土社会到如今的全球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简单概念就能解决的，而是要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所以这也促成了他在晚年从一个早期关注乡土社会的乡土结构，转换到对文化价值的讨论上。

当今的中国已经选择了从一个自我封闭起来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世界，通过诸如“一带一路”等不同文化、文明互鉴的举措，试图用中国曾经的文化逻辑服务于世界文明，从而寻求在走向世界性的过程中化解矛盾的可能性。因此，人类学、社会学应当注意基于互惠社会的研究价值对未来中国走向世界所具有的指导价值，基于这种互惠原则，未来中国将从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存在变成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存在。这其中会遭遇许多挑战，也会有许多博弈，但中国如何做出自己的贡献是非常重要的。费孝通曾经讲过，“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得到了今天许多人的赞同，从中可以看出他已经跳出了原来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关注到从乡土社会进入到世界社会之后大家如何相处的一些原则，这四句话无形当中也把中国推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