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一周书记：“世界城市”的宏大愿景与……城市之殇

英国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的皇皇三巨册、总共近两千页的《文明中的城市》（王志章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的确是一部探讨世界城市发展变迁个案以及城市规划发展观念的巨制，全书由“文化熔炉之城”、“创意环境之城”、“艺术与技术的联姻”、“城市秩序的建立”以及“艺术、技术和机构的结合”五大篇章构成，以二十多个从古到今的城市发展经典案例，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探讨了城市发展与文化创造力、创新能力、社会活力以及城市秩序等几个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有点遗憾的是，该书的译文读起来有费解之处，未知与原著对照起来是否有翻译上的问题。霍尔在本书中以跨学科研究的广阔视野和极为丰富翔实的知识内涵全面地揭示和颂扬了城市发展对人类文明无与伦比的贡献，书后那长达几百页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为此提供了扎实的资料来源。他在书中同时以热情洋溢的乐观精神和深刻远见描绘了城市发展的未来，他说：“本书将颂扬世界伟大城市的持久活力和不断重生的创造力；就像‘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那样；似乎整个过程没有我们可感知和可预见的尽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城市生活如何和为什么能自我更新；确切地说，重新燃烧城市创新活力的火焰具有什么性质。”（31页）

彼得·霍尔

霍尔在书中论述的城市智能创新、文化工业、信息化时代的“世界城市”等中心观念无论从学术创新或是影响现实的角度来看，都具有一种面向他声称正在来临的世界城市黄金时代的强烈推动力量。无怪乎在中国，在讨论中国应如何规划和建设特大城市的各种活动与文章中，彼得·霍尔的名字显然已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多年前他来中国做的讲座门票昂贵，他的观点不断出现在规划官员与开发商的发言文稿上，从他那里传达出来的关于“世界城市”的声音似乎总是那么鼓舞人心。问题是，在中国语境中的城市化发展中出现“城市之殇”的复杂性与解决难度远非外来专家所能马上洞悉的，比如霍尔曾预计中国的住房政策应该是通过公众自助的方式把非正规的建筑改造成为高质量的中产阶级居民区，当然这只能让人无语。在“世界城市”的宏大愿景与人们早已身受的“城市之殇”之间，权力、资本与公众利益诉求的差异性总是难以消除的。

还是回到《文明中的城市》。人类历史上为什么会出现伟大的城市及其黄金时代？为什么那些熊熊燃烧的创新火焰只出现在城市而不是乡村？而且，为什么那些城市的黄金时代总是在历史上惊鸿一瞥之后难以复现？从前五世纪的雅典、十四世纪的佛罗伦萨、十六世纪的伦敦、十八至十九世纪的维也纳、十九世纪末的巴黎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柏林，霍尔在第一篇“文化熔炉之城”中以这些人们最为熟悉的城市讲述文化或艺术创造力如何打造着它们的黄金时代的故事。其实，霍尔在这里所讲述的不仅仅是城市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文学、艺术等精神文明的故事；而且由于是从城市的角度切入，远比一般的文学史、艺术史叙事更具有空间感和历史感。比如，为什么1870-1910年的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在霍尔的笔下，卢浮宫、蒙马特、蒙帕纳斯、巴比松镇一个不能少，中世纪的街道、贫民窟、酒吧、咖啡店、廉价公寓、塞纳河岸也一个不能少；政府对艺术的资助与“几代年轻艺术家在抗争国家高压统治中所取得的胜利”也同样是不可缺少。“年轻的画家由于贫穷和孤独，在咖啡馆、酒店、河边以及沙龙周边紧密的联络网，互相扶持着生活。他们透过这个联络网了解新动向以维持生计。”（325页）听起来似乎就是我们的圆明园艺术村的前世版本。

魏玛包豪斯博物馆

关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柏林，霍尔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更加怦然心跳的故事：自由开明以及非传统的精神，吸引了很多具有鲜明政治观点的艺术家，一流的乐团、一百二十家报纸和四十间剧院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巨大的舞台；革命经验首先通过戏剧获得直接的表达，反对战争的艺术从来没有像在这里这样获得社会的热烈关注，左翼艺术与现代主义、性革命与政治和艺术的激进主义都是比翼齐飞；更有意思的是在柏林与莫斯科之间上演的艺术交流双城记，艺术的政治化与俄国革命对德国产生的巨大影响比比皆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艺术家越接受来自莫斯科的文化引导；19世纪20年代的激进‘无产阶级’文化在欧洲其他国家绝无这样的反响”（370页）。还有皮斯卡托与布莱希特的戏剧、格罗兹的绘画、德国表现主义与德国达达主义以及包豪斯设计等等，霍尔认为：“与之前任何时期、任何地域的艺术不同的是，他们的艺术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他们的目的在于开拓国人眼界，扯破梦幻面纱，揭示现实，疏远受众；当然，还有振聋发聩。……曾经发生过的革命还是有意义的，哪怕那是失败的革命；这些人正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艺术来触发一场革命。”但由于1920年代末苏联的转变结束了所有试验，“就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历史片段：即使左翼艺术家的革命取得了成功，他们仍然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局”（387页）。而魏玛柏林的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霍尔从纳粹上台后的电影中看到对魏玛柏林的批判和清洗：它被看作是道德沦丧的、被外国势力渗透侵蚀的，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拯救柏林。

作为讲述这部城市故事的理论基础，霍尔自称：“我们的导航工具极其简陋：有的来自马克思主义，有的来自丹纳的创意生活圈理论，其次还有来自瑞典的某种新理论以及纯粹偶然事件理论。”（389页）他说的丹纳就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伊波利特·丹纳，他在《艺术哲学》中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霍尔还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解释近代历史方面是“比较有用的”，而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他明确表示它们“都没能很好地帮助我们”，因为它们只是“一些与事实不相干的论点”，更“不能解决文化或艺术创新的中心问题”（19页）。

在书中，霍尔对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规划思想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应该说，如果从日后的城市发展趋势来看，芒福德的理论的确被事实否定，从特大城市到“世界城市”的概念与实践的确远远超出了芒福德当年的设想。正如霍尔所说，在芒福德发表《城市的文化》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我们非但没有见证大型城市的毁灭，相反，它们变身成为全球城市，不同程度地吸引了能够指挥和控制全球新经济的组织，还有能辅助它们的专家服务代理；同样意义上，它继续吸引有雄心壮志的人才；正因如此，它仍然是创造力的独特熔炉”（第8页）。但在观点争议之外，他对芒福德还说了这么一句：“尽管他学识广博，芒福德说到底只是一个有才的好辩记者，而非学者。”而我们知道，虽然从在体制内的地位和影响而言芒福德远逊于霍尔，但是他早在1930年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讲师，1951年后陆续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城市规划教授、研究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教授，曾十余次获得重要的研究奖和学术创作奖，其学者的身份毋庸置疑。问题在于，芒福德的贡献和影响远远超出城市规划和城市史研究的领域，而在哲学、历史、社会、文化、法律、人类学、文学批评等人文领域也产生广泛影响，霍尔那句的确过分尖刻而且与事实不符的表述或许只是某种情绪的流露？

最后，霍尔关于新加坡建设全信息社会的评述或许值得我们思考。他指出：“信息可能成为潘多拉的盒子，政府希望他们能够控制它，但却发现完全无能为力。”（1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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