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何欢欢：怀念王尧先生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土得有点不忍说的话，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身在异国的我。今年除夕，在东京，特别想念王尧先生，最敬爱的爷爷！

王先生走了一年多了，沈卫荣等先生主编的《笔发江山气，帐含桃李风——怀念藏学宗师王尧先生》纪念文集也已经出版，而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写下只言片语来告慰王先生的深恩厚德，只在内心无数次地愧疚于自己竟未及报答其一二！

和王先生的缘分要追溯到我的祖父，他们相识于解放前的富阳中学，一人固守在小县城，另一人走遍雪域高原，却神奇地保持着联系，一直到我高考那年。“填志愿”时，祖父说在北京的王教授特别有学问，请教他的意见。电话那头是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上大学一定要来北京！人大的经管法不适合你们家孙女，来民大跟我学藏学吧。”只晓得说话的是大教授爷爷，却全然不知什么是“藏学”，也未曾想喊我去上学的是已经离休多年、不再带学生的“宗师”。

两个月后，高中毕业生怀着对“藏学”的憧憬坐上了进京的火车。不巧的是，王先生整个九月都在国外讲学。十月的某一天，同学跑进宿舍传话：“你爷爷来了！就在门口。”“爷爷？”懵懵地走到宿舍楼前，只见一位身材高挺、气宇轩昂的老先生，“我是王尧，跟我回家吧，奶奶在家呢！”

事实上，早在1988年六十岁生日那天，学校就令王先生办理了离休手续。其时距离他等来自己的“学术春天”——在海外开创中国人研究藏学的卓越声誉——只不过六七年！被礼聘为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被授予“博导”资格招收博士生都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耄耋之年才获学校重视，他不止一次无奈地叹息“力不从心喽！”不难想象，如果王先生能一直坐镇教学，民大必然早已成为世界藏学研究的珠峰，前来求学朝圣者怕是要在中关村南大街排起长队的。中国藏学研究的队伍又岂会羸弱多年，任凭弟子沈卫荣等以独领风骚之姿竭力发扬仍不免青黄难接？

那几年门庭的清寂倒让我有了一人独享尊师的机会。王先生身体健朗，偶尔应邀去港台讲学，自嘲“墙外红花”，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家中，和太太薛纫蘅为伴。二老对我的到来很是欢喜，待我如至亲的孙女。民大家属院四高层的房子虽然改装过两次，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直是最初的那间书房。朝北的小屋，书架上横着竖着挤满了各种语言文字，书架玻璃门上贴夹着一些老照片，桌上也铺满了书，还有一些笔墨纸砚类的文房用品，地上的杂志堆让人有点难以下脚。开始的几个月，王先生不允许我一个人去书房，奶奶说：“那里头全都是他的宝贝，别人碰不得。”故每次都把书拿来客厅，端坐讲解。说到“五胡乱华”，爱举《木兰辞》为例，“唧唧复唧唧”全诗缓缓诵出，我在啧啧称奇之余只默记了几段；讲到“大昭寺”名的来源，模仿古今发音的区别；根本不用书（拿出来是为了让我带回去阅读），掌故今典，全都信手拈来，还老“跑题”——这也是我最感神奇之处，王先生似乎认识所有书的作者，籍贯生平、学术成就，个个如数家珍，配上他那特有的生动丰富的语言，枯燥的学问瞬间都变成了鲜活的故事。

王先生自称“藏语文”专业，其他方面都是业余选手。接到从拉萨来的电话，拿起就说藏语，别人丝毫感觉不到两种语言会话间的切换。他非常强调语言学习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基于语文学的功夫才是扎实的真本事。对我就读于哲学（宗教学）专业并无意见，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是圆融互通、缺一不可的，而且都必须以学好语言为首要。也许是藏学宗师、佛学大家、学界泰斗等名声太过响亮了，大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其实通达文史哲，自许“书生”、“秀才”。

有一次，王先生拿出几本藏历算法书，“今天要考考你”。说完就留我一人在客厅盯着几本书挠头。大概过了半小时，他出来检查，错了一题，敲敲我的脑袋道：“孺子可教也！就是太粗心了。”我只好灰溜溜地进厨房帮忙准备午饭，奶奶却说：“他对几个子女都没这么上心教过，你好福气，要好好学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怠慢了，也总能看到他略带狡黠的笑，有种“孙猴子怎么也翻不出如来佛掌”的得意感。再后来，我就可以自己去书房挑书了，他多会尾随着递过来相关的其他书。记得拿起汉译《吐蕃僧诤记》时，他马上找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原著，我说：“看不懂法文呀！”“先摸摸！以后法语、德语、日语、梵语都要学的。”

翻看王先生的宝贝书时，常常会惊喜地“发现”一些老照片、旧信笺，彼时虽不知它们的珍贵，却如孩童般好奇直率，不管老人家的脸色是轻松还是凝重，每每追问：“这是谁呀？在哪里呢？去干吗了？”回答是第一次进藏之所见所闻时，奶奶悄悄地看了一眼房门有没有上锁；细数过班禅大师的种种遭遇，对他的公务家事都有着真实的理解，说到因出国讲学而未能陪同班禅喇嘛赴拉萨而竟成永别时，潸然泪下，“你奶奶比我有福气，我们去班禅大师家里吃饭，大师亲自削了一个苹果给你奶奶，她自己吃了，我只能把苹果皮包好带回家”。奶奶在旁打趣道：“不就一个苹果嘛，你迷信了多少年了！”王先生则很严肃：“那是班禅大师，可不是迷信！”他把贡嘎上师所赠之金铜佛像、甘露宝丸等法物都恭敬地奉在床头，覆以白绸，不示外人；十七世噶玛巴派使者来京看望时，王先生激动不已，连着几天都感怀当年在贡嘎山求学的情境，未曾想能与两世大宝法王结缘。他把使者送来的正反面各印一世法王照片的坠子挂到我胸前时，动情地嘱咐“要好好珍藏！”

也常听王先生聊到和于道泉、费孝通、冰心、王森、季羡林、斯坦因凯勒等等世俗之恩师挚友的交往，当时的我对这些书本上可见的名字并没有特殊认知，只觉得王先生的人生好丰富、好精彩，已经超越了“历史的见证者”，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历史呀！

这也许仅仅是晚生者的福报，不再是那个“言者有罪、听者株连”的年代。他的一生都与“西藏”两个字紧密相联，用亲身经历讲述着所谓的“问题”，以深厚学养阐释着汉藏和谐与民族友好的重要，虽也曾几多无奈与冤愤，却一直饱含着赤子衷心，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岁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却深深地被这种情怀所感染，也跟着坚信“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立志要学他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

虽离休十余年，但笔耕不辍。王先生常把文稿清楚地誊抄在信纸上，让我录入电脑后再寄打印稿给编辑，后来慢慢变成了他口授我笔录。《两位学术大师：周叔迦与于道泉》《难忘的友情，永远的怀念——追忆罗致德教授》（以“乌衣”为笔名）《写在前面的话》等纪念性、序言性的文章，全都是出口成章、一气呵成的。就连《“钵阐布”考论》《西藏地名释例》这样的学术论文，也仅是修改了两三遍，史料印刻于脑、文章烂熟于胸。他说好文章的一个标准是“别人想抄都没法抄、不敢抄！”如今，盯着电脑里保存着的十余年前录入的文字，不禁泪如雨下，王先生七十多高龄尚且以清畅的记忆和缜密的思维治学以恒，让吾辈如何能不思精进？

报考北大哲学系时，请王先生写推荐信。他签上封印字后交给我并叮嘱：“推荐信是要保密的，不能偷看哦！”过了几天，接到一位自称是姚卫群老师的电话：“王尧教授的推荐信上，‘关系’一栏写着‘监护人’……”我在惶恐中向未来的导师解释了一番。接着就是面试，几位考官看似也都对“监护人”一词兴味盎然，终于有人忍不住直问：“我们都是王尧先生的学生辈，你不好好跟他泰山北斗学，或者请他推荐到国外名校去，为何考北大？”对这个问题，我倒有充分的答案——王先生希望能帮我圆了自小的“北大梦”，从名门严师问学，到真正的大学磨砻砥砺。

大四时，王先生交给我一项光荣的“作业”：季羡林先生正在牵头编写中国文化通史类丛书，藏传佛教史一卷交由我合作，书名拟为《藏传佛教史述论》。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我拿了王先生亲制的目录提纲就开始写。他每周都会仔细批改我的“作文”，用什么参考书、该怎么写都交代得清楚详尽。毕业前夕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他很满意又有点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现在去北大读博士应该不会丢我的脸了。”王先生曾经是希望我能继承衣钵之一二的吧！可少不更事者却对近在咫尺的大学者、真学问逐渐产生了畏惧与疏离之心。他的藏语是如此精湛，他的学识是如此渊博，让我觉得永远都不可能及之百一，退怯的心理日渐浓了起来，终于在梵文的借口下慢慢转向了印度佛学这一他并不专长的领域。

准备出国时，我选择了以梵文与佛教研究著名的东京大学。行前，王先生拿出两个信封，一个装了学费，一个装了信笺，语重心长地说：“跟洋人学习，既要谦虚，又要不卑不亢。记住你是中国人，但要做得了国际性的学问。发达国家比较富裕，尤其要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人格和国格……这几张信纸上写的池田温、山口瑞凤、三友健容、金子英一等几位教授都是我当年的朋友，你拿着我的信去找他们，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这几年在日本、欧美游学，切身体会到了“洋人”学者对王尧这一名字的敬重，我也因此颇受诸多师长礼待。王先生不仅以地道的藏语、精深的学问服人，更以坚挺的骨气与伟岸的精神让国外学者敬仰！他为中国藏学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也为中国学者树立了行走国际学界的模范准则！

喊一声“爷爷”，是远在异乡的至亲；称一声“先生”，是我永远怀念的恩师！幸运如我，十八少年就能亲近于一代宗师门下，熏炙其学问理想与治学津梁，听闻其传奇经历与跌宕人生！一直都觉得王先生身体健康，还可以教导我多年，我也还可以过几年再报恩，可2015年12月17日他竟溘然长逝！我顿失怙主之依，茫然迷失于东京街头……

王尧先生，最敬爱的爷爷，唯祈您乘愿再来，慈悲教化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