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何欢欢:怀念王尧先生

何欢欢

2017-02-13 15:2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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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句土得有点不忍说的话,却实实在在地击中了身在异国的我。今年除夕,在东京,特别想念王尧先生,最敬爱的爷爷!
王先生走了一年多了,沈卫荣等先生主编的《笔发江山气,帐含桃李风——怀念藏学宗师王尧先生》纪念文集也已经出版,而我却始终没有勇气写下只言片语来告慰王先生的深恩厚德,只在内心无数次地愧疚于自己竟未及报答其一二!
纪念王尧老师逝世一周年
和王先生的缘分要追溯到我的祖父,他们相识于解放前的富阳中学,一人固守在小县城,另一人走遍雪域高原,却神奇地保持着联系,一直到我高考那年。“填志愿”时,祖父说在北京的王教授特别有学问,请教他的意见。电话那头是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上大学一定要来北京!人大的经管法不适合你们家孙女,来民大跟我学藏学吧。”只晓得说话的是大教授爷爷,却全然不知什么是“藏学”,也未曾想喊我去上学的是已经离休多年、不再带学生的“宗师”。
两个月后,高中毕业生怀着对“藏学”的憧憬坐上了进京的火车。不巧的是,王先生整个九月都在国外讲学。十月的某一天,同学跑进宿舍传话:“你爷爷来了!就在门口。”“爷爷?”懵懵地走到宿舍楼前,只见一位身材高挺、气宇轩昂的老先生,“我是王尧,跟我回家吧,奶奶在家呢!”
事实上,早在1988年六十岁生日那天,学校就令王先生办理了离休手续。其时距离他等来自己的“学术春天”——在海外开创中国人研究藏学的卓越声誉——只不过六七年!被礼聘为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被授予“博导”资格招收博士生都是将近二十年后的事了。耄耋之年才获学校重视,他不止一次无奈地叹息“力不从心喽!”不难想象,如果王先生能一直坐镇教学,民大必然早已成为世界藏学研究的珠峰,前来求学朝圣者怕是要在中关村南大街排起长队的。中国藏学研究的队伍又岂会羸弱多年,任凭弟子沈卫荣等以独领风骚之姿竭力发扬仍不免青黄难接?
纪念王尧老师逝世一周年
那几年门庭的清寂倒让我有了一人独享尊师的机会。王先生身体健朗,偶尔应邀去港台讲学,自嘲“墙外红花”,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家中,和太太薛纫蘅为伴。二老对我的到来很是欢喜,待我如至亲的孙女。民大家属院四高层的房子虽然改装过两次,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直是最初的那间书房。朝北的小屋,书架上横着竖着挤满了各种语言文字,书架玻璃门上贴夹着一些老照片,桌上也铺满了书,还有一些笔墨纸砚类的文房用品,地上的杂志堆让人有点难以下脚。开始的几个月,王先生不允许我一个人去书房,奶奶说:“那里头全都是他的宝贝,别人碰不得。”故每次都把书拿来客厅,端坐讲解。说到“五胡乱华”,爱举《木兰辞》为例,“唧唧复唧唧”全诗缓缓诵出,我在啧啧称奇之余只默记了几段;讲到“大昭寺”名的来源,模仿古今发音的区别;根本不用书(拿出来是为了让我带回去阅读),掌故今典,全都信手拈来,还老“跑题”——这也是我最感神奇之处,王先生似乎认识所有书的作者,籍贯生平、学术成就,个个如数家珍,配上他那特有的生动丰富的语言,枯燥的学问瞬间都变成了鲜活的故事。
王先生自称“藏语文”专业,其他方面都是业余选手。接到从拉萨来的电话,拿起就说藏语,别人丝毫感觉不到两种语言会话间的切换。他非常强调语言学习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基于语文学的功夫才是扎实的真本事。对我就读于哲学(宗教学)专业并无意见,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是圆融互通、缺一不可的,而且都必须以学好语言为首要。也许是藏学宗师、佛学大家、学界泰斗等名声太过响亮了,大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其实通达文史哲,自许“书生”、“秀才”。
有一次,王先生拿出几本藏历算法书,“今天要考考你”。说完就留我一人在客厅盯着几本书挠头。大概过了半小时,他出来检查,错了一题,敲敲我的脑袋道:“孺子可教也!就是太粗心了。”我只好灰溜溜地进厨房帮忙准备午饭,奶奶却说:“他对几个子女都没这么上心教过,你好福气,要好好学啊!”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怠慢了,也总能看到他略带狡黠的笑,有种“孙猴子怎么也翻不出如来佛掌”的得意感。再后来,我就可以自己去书房挑书了,他多会尾随着递过来相关的其他书。记得拿起汉译《吐蕃僧诤记》时,他马上找出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原著,我说:“看不懂法文呀!”“先摸摸!以后法语、德语、日语、梵语都要学的。”
翻看王先生的宝贝书时,常常会惊喜地“发现”一些老照片、旧信笺,彼时虽不知它们的珍贵,却如孩童般好奇直率,不管老人家的脸色是轻松还是凝重,每每追问:“这是谁呀?在哪里呢?去干吗了?”回答是第一次进藏之所见所闻时,奶奶悄悄地看了一眼房门有没有上锁;细数过班禅大师的种种遭遇,对他的公务家事都有着真实的理解,说到因出国讲学而未能陪同班禅喇嘛赴拉萨而竟成永别时,潸然泪下,“你奶奶比我有福气,我们去班禅大师家里吃饭,大师亲自削了一个苹果给你奶奶,她自己吃了,我只能把苹果皮包好带回家”。奶奶在旁打趣道:“不就一个苹果嘛,你迷信了多少年了!”王先生则很严肃:“那是班禅大师,可不是迷信!”他把贡嘎上师所赠之金铜佛像、甘露宝丸等法物都恭敬地奉在床头,覆以白绸,不示外人;十七世噶玛巴派使者来京看望时,王先生激动不已,连着几天都感怀当年在贡嘎山求学的情境,未曾想能与两世大宝法王结缘。他把使者送来的正反面各印一世法王照片的坠子挂到我胸前时,动情地嘱咐“要好好珍藏!”
王尧和夫人薛纫蘅女士
也常听王先生聊到和于道泉、费孝通、冰心、王森、季羡林、斯坦因凯勒等等世俗之恩师挚友的交往,当时的我对这些书本上可见的名字并没有特殊认知,只觉得王先生的人生好丰富、好精彩,已经超越了“历史的见证者”,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历史呀!
这也许仅仅是晚生者的福报,不再是那个“言者有罪、听者株连”的年代。他的一生都与“西藏”两个字紧密相联,用亲身经历讲述着所谓的“问题”,以深厚学养阐释着汉藏和谐与民族友好的重要,虽也曾几多无奈与冤愤,却一直饱含着赤子衷心,践行着自己的信念。二十岁的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却深深地被这种情怀所感染,也跟着坚信“学问乃天下之公器”,立志要学他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者。
虽离休十余年,但笔耕不辍。王先生常把文稿清楚地誊抄在信纸上,让我录入电脑后再寄打印稿给编辑,后来慢慢变成了他口授我笔录。《两位学术大师:周叔迦与于道泉》《难忘的友情,永远的怀念——追忆罗致德教授》(以“乌衣”为笔名)《写在前面的话》等纪念性、序言性的文章,全都是出口成章、一气呵成的。就连《“钵阐布”考论》《西藏地名释例》这样的学术论文,也仅是修改了两三遍,史料印刻于脑、文章烂熟于胸。他说好文章的一个标准是“别人想抄都没法抄、不敢抄!”如今,盯着电脑里保存着的十余年前录入的文字,不禁泪如雨下,王先生七十多高龄尚且以清畅的记忆和缜密的思维治学以恒,让吾辈如何能不思精进?
王尧和挚友张永言教授
报考北大哲学系时,请王先生写推荐信。他签上封印字后交给我并叮嘱:“推荐信是要保密的,不能偷看哦!”过了几天,接到一位自称是姚卫群老师的电话:“王尧教授的推荐信上,‘关系’一栏写着‘监护人’……”我在惶恐中向未来的导师解释了一番。接着就是面试,几位考官看似也都对“监护人”一词兴味盎然,终于有人忍不住直问:“我们都是王尧先生的学生辈,你不好好跟他泰山北斗学,或者请他推荐到国外名校去,为何考北大?”对这个问题,我倒有充分的答案——王先生希望能帮我圆了自小的“北大梦”,从名门严师问学,到真正的大学磨砻砥砺。
大四时,王先生交给我一项光荣的“作业”:季羡林先生正在牵头编写中国文化通史类丛书,藏传佛教史一卷交由我合作,书名拟为《藏传佛教史述论》。借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猛,我拿了王先生亲制的目录提纲就开始写。他每周都会仔细批改我的“作文”,用什么参考书、该怎么写都交代得清楚详尽。毕业前夕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初稿,他很满意又有点不舍地拉着我的手说:“你现在去北大读博士应该不会丢我的脸了。”王先生曾经是希望我能继承衣钵之一二的吧!可少不更事者却对近在咫尺的大学者、真学问逐渐产生了畏惧与疏离之心。他的藏语是如此精湛,他的学识是如此渊博,让我觉得永远都不可能及之百一,退怯的心理日渐浓了起来,终于在梵文的借口下慢慢转向了印度佛学这一他并不专长的领域。
准备出国时,我选择了以梵文与佛教研究著名的东京大学。行前,王先生拿出两个信封,一个装了学费,一个装了信笺,语重心长地说:“跟洋人学习,既要谦虚,又要不卑不亢。记住你是中国人,但要做得了国际性的学问。发达国家比较富裕,尤其要自尊自爱,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了人格和国格……这几张信纸上写的池田温、山口瑞凤、三友健容、金子英一等几位教授都是我当年的朋友,你拿着我的信去找他们,学成后要回来报效祖国。”这几年在日本、欧美游学,切身体会到了“洋人”学者对王尧这一名字的敬重,我也因此颇受诸多师长礼待。王先生不仅以地道的藏语、精深的学问服人,更以坚挺的骨气与伟岸的精神让国外学者敬仰!他为中国藏学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也为中国学者树立了行走国际学界的模范准则!
喊一声“爷爷”,是远在异乡的至亲;称一声“先生”,是我永远怀念的恩师!幸运如我,十八少年就能亲近于一代宗师门下,熏炙其学问理想与治学津梁,听闻其传奇经历与跌宕人生!一直都觉得王先生身体健康,还可以教导我多年,我也还可以过几年再报恩,可2015年12月17日他竟溘然长逝!我顿失怙主之依,茫然迷失于东京街头……
王尧先生,最敬爱的爷爷,唯祈您乘愿再来,慈悲教化愚人!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王尧,藏学,藏语文,班禅,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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