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读》专稿｜帕慕克与伊斯坦布尔的忧愁

在帕慕克的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伊斯坦布尔是主角：一座被无尽地爱着、诅咒、恐惧、哀悼和重新发现的城市。对于出生、成长和依旧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帕慕克来说，这已不是他第一次把整本著作献给这个激励和定义着他的城市。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这座城在一个不寻常的人物视角中现身：一个街头商贩。卖钵扎（boza，一种传统土耳其饮料）的麦夫鲁特终身混迹街头，用双脚丈量一个个街区。当他与这座城市日渐亲密时，一件怪事发生了：他不再能够分辨他的梦和他的现实生活。他与伊斯坦布尔混为一体。

奥尔罕·帕慕克

伊斯坦布尔的漫游人

对城市的痴迷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通症。它们传递着敬慕、排斥、恐惧等混合的情感，而最终，除了他们讲述的城市，波德莱尔的巴黎、瓦尔特·本雅明的柏林、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卡佛的亚历山大港、张爱玲的香港和乔伊斯的都柏林，无他处可栖。类似地，奥尔罕·帕慕克被归入了这一类。他们都把都市经验作为人类的终极故事。实际上，伊斯坦布尔在他的几部小说（《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寂静的房子》《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中无处不在。此外，他还写了一套回忆录合集，黑白相片配图，叫《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讲述他在城市的成长经历。

帕慕克无疑是一个称职的伊斯坦布尔人，他符合所有的标准：家里拥有位于伊斯坦布尔老城的一整栋楼房，如今他依旧生活在儿时的寓所内。伊斯坦布尔是他的成长之地，也是他开始成名之地。同时，颇为独特的是，也是在这里，他回馈了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爱——他创立了一家博物馆，一家完全由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所激想出来，并歌颂伊斯坦布尔都市文化之成熟老练的博物馆。

带着一股百科全书编撰者的热情，帕慕克历年来广泛收集家具、箱包、瓷器、灯具、衣衫、玩具、黑白照片和钟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伊斯坦布尔生活遗存。他忠实地重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氛围。美籍土耳其裔作家艾力夫·柏克曼（Elif Batuman）参观完博物馆后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帕慕克的博物馆复存了量产时代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独特性，把数量转化为质量。一个中产阶层拥有的一幅名画复制品比它无价的原作更具魔力，正是因为它曾随处可见。”

博物馆的参观者在发现藏品各种细节（细如一个烟蒂）时，就像经历一次受洗一样。小说中也是同样，从一个贫困村新迁来伊斯坦布尔的青年麦夫鲁特，正聆听父亲讲述他作为一个老伊斯坦布尔人的经验。“看着他儿子如视智人般望着他，把他视作能够讲述这座城市的独特语言的人，这个小男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座城市的秘密。”这些给了麦夫鲁特父亲足够的骄傲资本，他说：“你会很快就学到这些……你会在你被发现之前就看过一切。你会听见一切，虽然你假装没有……你会一天走路十小时，虽然你感觉从没走过。”

细节是核心，同样核心的也包括一些飞速消逝的特定词语——它们所描述的数百年历史的现实存在，也一同被城市现代化的无情推土机侵蚀。出现在小说第一个句子里的“钵扎”算一个。小说主人公麦夫鲁特正是一位卖钵扎的人。作为都市人类学家的帕慕克现身解说：“可能我需要向外国读者和未来二十年内将要忘记这一切的下一代土耳其读者说明一下，钵扎是一种传统亚洲饮料，由发酵的小麦制成，通体厚重，深黄色，带少量酒精。自从德国啤酒成为替代品，钵扎就只出现在冬天街头商贩的销售车内了。”

另一个词，是诞生于危险的都市化进程中的“格色孔度（gecekondu）”。在土耳其语中，“gece”是“夜”，而“kondu”是“放置”，来自动词“konmak”。再一次，帕慕克又不禁讲起这个术语背后的故事，“据传，格色孔度（安置的过夜）来自一个叫俄辛肯（Erzincan）的泥瓦匠——他在一夜之间建好12间住宅，供人们过夜，当他在盛年离世，数以千计的民众去他墓前缅怀”。

帕慕克作为漫游人的天资，体现在他能把难以觉察的场景描述得异常细致，以至于把它当成微缩景观。以下这段是麦夫鲁特对晚餐汤的记忆，汤是青年时候的他与父亲在伊斯坦布尔的“格色孔度”贫民窟晚餐的主食，也是唯一的食物——“土豆小粒和红萝卜螺旋盘在一个怪物状的东西身上，在火上烤——你几乎可以听见它们在痛苦中哭泣的声音——然后会有突然的类似火山喷发的喷涌，胡萝卜和芹菜会升起来，靠近麦夫鲁特的鼻子。”

麦夫鲁特甚至观察到显微事件：“在一个楼房露台下的阴凉处，麦夫鲁特和一个西瓜摊贩砍价，一边用手指拍打不同的西瓜，揣测它们里面有多红。一只蚂蚁在一个西瓜上爬行。每当麦夫鲁特把手中的水果反转过来，那蚂蚁也就倒立过来，但它从不掉下去，它不断继续游走，直到重新回到西瓜顶上。”正是这种瞬间细节的特写添加了生活的诗意和意义：“麦夫鲁特不愿离开摊档，这让他难以抽身回家进入厨房，因而大多数想买冰淇淋的家庭会派用人过来，他们通常拿镶银边或珍珠母的托盘，或拉一条拴着篮子的绳，篮子里放着一打低腰小茶杯和一张纸，纸上写满对口味偏好的要求。很快，麦夫鲁特发现，在这样的路灯下接单、交货如同做药店药剂师的工作一样困难。”

最终，收集珍贵的细节——无论是小说里的字句还是博物馆内的遗存，是帕慕克得以成功营造他所说的“感官体验”的方法，他在论述小说艺术的文章合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里解释过：“通过捕捉我们日常生活中可以观察到的和自己感到熟悉的细节和事件，小说呈现给我们它许诺的秘密的真相。简单说来，我们姑且把每一个这样的观察称为感官体验。”接着，他补充道：“一个小说家的所有作品就像一个星座，他或者她提供成千上万个关于生活的细致观察——也就是基于个人感官的生活体验。”他最后总结：“重点是他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真，而非故事主角的个性和道德。”在帕慕克的世界里，有一个词概括了这一特定的本真：忧愁。

伊斯坦布尔的本真色彩

忧愁（hüzün）是带一个阿拉伯语词根的土耳其单词，意指忧伤，是基于失去某些人、事的伤痛和悲恸。根据帕慕克本人的说法，在当代土耳其，这词还带有失败感，自身能动性的缺失和逃入自身内在的趋向等意思。在英语中，与忧愁部分相对应的词是“陌生（Strangness）”——帕慕克引用自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诗作《前奏》（The Prelude）的一个术语。帕慕克正是以这首诗开始他的小说：

我带着忧愁的思绪……

一种陌生在我内心，

一种心不在此间的感觉，

同样也不在此处。

麦夫鲁特经历了一轮又一轮体现他自身命运的忧愁，这情节贯穿小说通篇：从贫困农村出来帮他父亲——一个成熟的伊斯坦布尔钵扎销售商，他自小就发现了钵扎销售的秘密，然后毅然决然地退学以辅助父亲；此间他学习成为一个全职街头商贩。最终，他与同村的雷伊哈结婚并育有两个小孩。然而，他的人生并非愉快的结局：他需要不断转换苦力工作来挣钱养家糊口，他遭受悲剧和背叛。他承认陌生感自孩童时代就已成为他的一部分，这也是他的命，“还是孩童和青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懂得混迹街头所发现的各种怪异之事其实是他自身的念想。那时，他已经有意识地展开各种遐想”。

异质感伴随了他的人生——他不属此处。“我内心有种陌生感，”麦夫鲁特说，“无论干什么，我都感觉我在这世上独自一人”。“如今我们在一起，你不会再有这种孤单感。”雷伊哈说着抱紧了他，麦夫鲁特看着妻子映在茶馆窗上如梦般的影子，他知道他不会忘记这一刻。

最终，当忧愁渐渐吞噬他的生活，麦夫鲁特惊觉他内心和伊斯坦布尔其实是同一的：“这是麦夫鲁特体会到这一真相的过程，其实部分的他早就察觉到了：夜间在城市街头行走，让他觉得他其实游走在自己脑袋里。这正是为什么每当他对墙壁、广告、影子和其他看不见的离奇古怪的神秘物体讲话时，他总感觉是在与自己对话。”

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帕慕克写道，比小说主角的性格更具决定性的是这些角色设置如何融入周围的景致、事件和背景。小说中主人公性格特点的形成与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中养成自身性格的道理一致：通过他生活的场景和事件。麦夫鲁特正是如此达到终极融合：“每次喊‘钵——扎’，他都感受到由他的嘴衍生出的那幅画在内心冉冉升起，如同漫画书里框住讲话内容的泡泡，在它还没如雾气般在疲倦的街道里消散前。每个词都是一物件，每个物件又都是一幅画。他感到他卖钵扎的街道在夜里与他的内在小宇宙合一。”

混合互不相容的碎片

即使内心抱有怀旧情结，帕慕克还是一位真正的现代作家。写作时，他把所有工具为己所用：东方和西方，现实和虚构，经验和想象，历史研究和梦幻，散文和诗歌，线性和轮回时间。今时今日，无人比肩、风格多元的大师级写法让他的小说作品成为博物馆：他多年来收集回来的物件被贴上标签，好像它们本身就属于小说《纯真博物馆》里的主人公。然而，众所周知，故事、人物和情节都是由帕慕克虚构的，物件则是历史的、真实的。

这正是《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所体现的对各种元素的折中性混合。小说里，麦夫鲁特总是以第三人称被描述，但包括他的家人亲戚在内的很多其他角色则被赋予纠正叙述者观点的机会，他们可以不同意，甚至通过插嘴来修正官方描述。每当从麦夫鲁特的视角讲述故事，帕慕克都在那段开头用一个特殊的标志，以区分其他不同角色所发出的短评，而且这些角色名字都被标粗。叙述者有时也扯大嗓门来与读者或其他角色争辩。所有这些组合在一块，呈现出一个万花筒般的讲故事的手法——人、事、物都从不同角度被解读，然而没有一个角度被偏好，就好像博物馆内的数百件藏品各自讲着自己的故事——不仅关于小说本身，也关于伊斯坦布尔1970年代以来的变形记。

伊斯坦布尔并非一个诙谐之地：它是一个被社会、宗教和政治严格划分的城市。就如麦夫鲁特父亲曾警戒他儿子：“莫因富人而含羞耻。他们与我们的唯一区别就是他们先于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并开始挣钱营生。”

任何东西都可质疑：表面上天真无邪如钵扎的饮料却可以揭露与社会的深层矛盾，就如麦夫鲁特和他堂兄弟苏莱曼的对话所展现的：

钵扎是神圣的。

噢，滚开，钵扎只是用来让穆斯林可以喝到酒；它是伪装了的酒——大家都知道。

在贩卖钵扎的十六年里头，麦夫鲁特向两类人撒了这个谎：

1.思想保守的顾客——想喝钵扎，也需要获得这并不罪恶的确认；

2.世俗、西化的顾客——想喝钵扎，也想居高临下启蒙贩卖这个的乡巴佬。这类顾客中的聪明人会明白钵扎内含酒精，但他们还想羞辱一下这个为挣钱而撒谎、持宗教信仰却狡猾的农民。

最终，这种分裂定义了伊斯坦布尔。正如苏莱曼说的：“谎言是文化礼仪的一部分，并不是说我们撒谎就不真诚了。我们理解彼此的私人动机，同时也确保跟随公共规矩。无论如何，这些空洞言语只不过是主戏上演的前奏。”

在这个分裂的社会图景中，麦夫鲁特的独特技能让他摆平所有冲突，也是向伊斯坦布尔多元融合的赞美：你的真诚和纯真是你与这座城市——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相处的最大资产：“麦夫鲁特，你成功驾驭了人们内心所想和他们公开言辞之间的鸿沟。你让这个国家被看清楚了。”

通过街头贩卖钵扎，麦夫鲁特实际上已经认清了伊斯坦布尔的隐性逻辑：“对酸奶的需求逐渐衰退之时，夜间街头买钵扎的人数则在稳步增加。民族主义者和武装分子的频繁冲突亦与此相关。人们害怕外出，即使在周六，他们也偏向于往窗外张望，找寻街道上钵扎商贩的身影，等待他们到来，然后才能喝着钵扎，聆听内心的呼唤，正如他们以前的老时光。”

帕慕克与麦夫鲁特无异：在他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座城市》里，他透露了阅读这座城市的关键：“伊斯坦布尔的忧愁并不只是由它的音乐和诗歌唤起的情绪，它还是一种让我们所有纠缠一起的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单是精神层面的，还是一种最终同时肯定和否定我们生活的内在心境。忧愁在让伊斯坦布尔的栖居者瘫痪的同时，也给予了他们瘫痪的诗意明证。”

本文刊于《单读·013：消失的作家》，原题为《伊斯坦布尔的忧愁》，林蔼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