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20年｜张人凤谈祖父张元济：他不准儿子进商务

张人凤出生于1940年。他记得小时候，每年总有那么几个下午，家里突然迎来许多老先生，上上下下便忙着招待客人。长大后才知道，那是商务印书馆在他家里开董事会。

他的祖父张元济（1867-1959），从34岁到92岁都在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带领商务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印刷作坊成长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出版巨擘。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手上发展到员工四千多人、分馆四十余家，出版经典无数。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唯一横跨三个世纪的出版社，2017年2月11日是其创立120周年纪念日。

张人凤在祖父身边长大，共同生活了19年。他记得祖父80多岁仍然很忙，每天上午商务印书馆的通讯员骑车送来厚厚的文件给他处理，自己在一旁玩耍时“不得喧闹”；祖父很严肃，但对孩子的教育格外上心，教他认字、看地图、编写《历代世纪歌》让他学习历史，家里用商务出版的《复兴教科书》。

张人凤的父亲张树年毕业时曾考虑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被祖父一口回绝，理由是“对你不利、对我不利、对公司不利”。张人凤认为祖父很有些先进的想法，在家族企业盛行的时代表示“我的事业不传代”，自己到了60岁则退休，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并不常见。“他是清末翰林出身，但学西方的企业管理，引进最新的印刷技术，思路跟得上时代。他甚至还懂点金融，人家报告今天美元便宜，他就买，让资金要保值增值。”

1980年代末，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等人提议整理张元济的资料，待有条件时出版全集。于是，在银行工作了一辈子的张树年，和在大学讲台上教微积分的张人凤，“半路出家”做起了史料工作。张人凤起初是父亲的助手，后来扛起重任，也钻研出了兴趣。“学数学的人是客观的”，张人凤觉得自己做史料整理挺合适，“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研究张元济，祖孙感情退居其次，还是让史料说话。”

1991年《张元济年谱》出版，2006年增补至180万字，10卷本《张元济全集》也在他们的父子接力中于2007-2010年陆续面世，张人凤很是欣慰。但资料似乎难以穷尽，张元济交游广阔，除了日记、文稿，还有大量书信散落各处。最近有人在拍卖广告上看到张元济与杭州一家旧书店老板的往来书信，复印给张人凤，他又如获至宝地整理出来。张人凤说，近几年又积累了近20万字新史料，希望能尽快出个《张元济全集补遗》，“我也就算完成历史使命了。”

张人凤，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曾任上海市杨浦区业余大学校长，其祖父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的奠基人张元济。2017年2月11日是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周年纪念日，今年也是张元济先生诞辰150周年。

澎湃新闻：张元济是翰林出身，1902年加盟商务印书馆之前在南洋公学，突然跳槽去一家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印刷厂，在一个讲究“士、农、工、商”的社会里是不是有些令人意外？

张人凤：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只有做官一条路，“非官即隐”。到张元济生活的时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客观上，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被革职，被迫离开朝廷；海盐老家也没有祖产可以坐吃山空，“官”和“隐”这两条路都走不通了。但时代也变了，他在与好朋友汪康年（当时在上海主持《时务报》）的通信中了解到了上海的近代都市风貌。事实上戊戌维新时期张元济就注意到教育，在北京创办过通艺学堂，而汪康年正是为他的通艺学堂购买教科书、挂图。于是他在通信中了解到上海有繁荣的图书和出版市场，这也正是他的志趣所在，就到上海来谋生。

李鸿章当时觉得这个年轻人肯干，就介绍他到上海交大的前身，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工作，开始做出版。四年后遇到机构变动、经费困难，这时他认识了夏瑞芳。这个人很能干，但是文化水平不高，他在业务中碰到张元济，邀请他加盟。

我在盛宣怀档案中看到一则资料很有意思，张元济在1899年的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当前上海的印刷以商务印书馆为最。那时商务印书馆才成立两年，他已经注意到了。

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去商务的时候，人家都想不通，你是一个官办高等院校的中层干部，地位相当高，为什么要加入一帮初中毕业的工人？

事实上在南洋公学这段时间，他对教育的看法有一个大的转变。过去在北京办通艺学堂，主要是为了培养有新知识的官吏，相当于“精英教育”，而他在南洋公学读到不少国外的教育书籍，意识到应该做普及教育。所以他进了商务印书馆，很快就开始做教科书。

所以他由儒到商、由官到民的这个转变过程非常有意思。用我们学数学的语言来说，这里有两条曲线：他对出版事业的热爱程度是越来越高，对政治的热衷程度却是由高到低的。

1953年，张元济（中），张人凤（右），沈钧儒（左）

澎湃新闻：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纂的教科书大获成功，这套教科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张人凤：清政府新政兴办新学，当时《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旧式教材已经不适用，社会上已有的教材也都不合时宜。

1903年商务和日本金港堂合资经营，有一次会议记录记载，日本人打算做一套《蒙学课本》，对商务方面就说你们按照日本的模式，加上一些“支那”的古人的故事就行了，这个事情请张君，就是张元济去办。

《蒋维乔日记》里记载，张元济找到蒋维乔，说世界各国的教科书都是由浅入深，但是对于中国教科书来说要做到这一点特别难，我们要好好研究，过去的模式都要推倒重来。

随后1903年年底，我们看到就是张元济主持教科书编纂，合作者是蒋维乔、高梦旦。1904年《最新教科书》出版，很快销售一空，就成功了。现代研究教科书的专家就称这是中国近现代第一套成功的、有完整体系的教科书。我注意过，这套教科书第一册国文课本里出现的方块字，平均笔画数是8笔。在繁体字时代这是非常难得的，可以说确实是做到了由浅入深的设想。

澎湃新闻：商务还推出过哪些具有影响力的出版物？

张人凤：首先教科书是不断地在更新，从清末到民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抗战中商务印书馆被日本的飞机轰炸，王云五他们赶紧推出一套了《复兴教科书》，一直用到1949年。最近两年我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里还看到不少商务出版的华侨版教科书，当时编好在香港印刷，直接销往南洋，有一百五十几种，相当多。这个收藏在国内极为少见，非常珍贵。

《共和国教科书》，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套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首版于1912年，其后十年间，共销售七千万至八千万册之多。

辞典工具书也受到商务的重视，而且是商务的一个重要品牌，可以说是蔚为壮观。直到现在商务印书馆的辞典出版仍然了不得。

1906年商务印书馆请来辞书编纂家陆尔奎，高梦旦认识他，向张元济汇报后张马上就同意了。中国讲“字”的书历史悠久，但《辞源》第一次提出了“辞书”的概念，这是划时代的。陆尔奎先生编完这部书后几近失明。

这部《辞源》发行量一直非常大，1915年出版以后一版再版，中间有一些小的修改，但是修改不多。我记得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有些旧书又可以拿出来在书店里面卖的时候，《辞源》最初就被拿出来了，因为是工具书，大家都要用。

1915年版《辞源》

还有中外文辞典。1905年，张元济认识了圣约翰大学的华籍教授颜惠庆，请他编英汉字典。后来颜惠庆做了民国政府的外交官，把字典带到国外和朋友一起编完，出了两大本，大约有六万八千个英文单词。非但是中英文双解、有图，还有一个特点是自然科学类的词汇多。比如当时电器是最先进的科学技术，“Electro”打头的字就很多。还有些也蛮有趣的，比如化学元素，当时中文字还没有规范，氯气就用“绿”，氧气就用“养”，氢气就用“轻”，等等。

此外还有专业辞典。杜亚泉编的动物学辞典、植物学辞典等，在中国出版史上都是有开创性的。还有中国人名大字典，出版于1921年，一直到19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主要的参考资料还是商务这个版本的人名大字典。

再一类是名著。早期大多是翻译的著作，严复翻译的社会科学作品八种，林纾翻译的小说，还有一位翻译家叫伍光建，翻译了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小说，张元济鼓励他用白话文翻译《三个火枪手》。他和张元济是好朋友，一直在上海。要好到什么程度呢？1940年张元济生病，要动手术，有危险性，要立遗嘱，遗嘱的证人就是伍光建。当然后来手术成功，遗嘱就作废了。遗嘱内容我父亲都不知道，只有伍光建知道。此外还有蔡元培自己的著作翻译的伦理学方面的著作。张元济自己主持出版了一套日本法规大全，学习日本的立法，对于中国引进现代法律作用很大。

到1920年代以后，中国新一代作家成长起来了，包括冰心、老舍等等，他们是新文化的一代，著作就更多了。

还有一类是古籍，这也是张元济本人的学术专长和兴趣。起初做古籍只是为了增加商务的一个营业品种，慢慢地它就成为一种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张元济的思想认识就转变到这上面了。

商务引进新的技术，比如摄影、制版，影印版古籍能保持它原来的面貌，做得很成功，就逐步发展，到1915年打算做《四部丛刊》。张元济在古籍藏书方面人脉丰富，他约请25位藏书家联名写了一个序，说明《四部丛刊》的缘起。好多名家的藏书他都想办法借来影印。《四部丛刊》从1919年开始出版初编，1923年出完，1930年代再出版续编、三编，这三套书评价非常高。为什么呢？过去这种大型古籍都是由皇家力量来做，到清末连皇家都做不了，民国时期由一个人、一家单位做起来，把古籍影印出版，让更多学人可以看到书的原貌。《百衲本二十四史》也是这样。

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古籍出版成果。

还有期刊，比如《东方杂志》。编译所会议记录里显示是张元济、夏瑞芳两人共同提出创办《东方杂志》的建议。这是综合性的时事政治文学刊物，1949年以前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杂志，影响很大。其他还有如《妇女杂志》、《少儿杂志》、《英语杂志》、《小说月报》等等，品种不多但影响很大。

此外艺术类的书也不少。张元济很喜欢绘画，他自己不会画，但出了不少画册。

商务出版的孟德斯鸠名著

澎湃新闻：您提到了不少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商务印书馆是不是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张人凤：上海社科院的学者周武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说当时的商务印书馆是这样一个体系：最外围是读者，里面一层是馆外作者，再是编译所的专家，核心是张元济。

馆内专家的力量就很强大，最早有高梦旦、蒋维乔等人，他们是张元济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发展到三百多人，有一个名册（包括夏曾佑、郑振铎、赵元任、周予同、陶希圣、顾颉刚等人）。这些专家都是各个学科的顶尖人物。

馆外专家就更多了，蔡元培就是，还有严复等等。

后来冰心写过回忆录，说她青年时期觉得商务印书馆是一个很崇高的地方，里面都是大家，后来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在商务出版她觉得很光荣。当时商务就有这样一个崇高的社会地位。

澎湃新闻：1932年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被付之一炬，这对商务的打击有多大？

张人凤：可以说是致命的。后来的商务再也无法恢复原貌。

惨到什么程度呢，我在1980年代访问过当时八十岁的一位老人，他说被轰炸以后下水道挖出的都是铅块，铅字烧融化以后流进下水道凝固了，可见大火烈到什么程度。张元济对东方图书馆被毁感到特别痛心。机器可以再买，厂房可以再建，钱银行里还有一些，但是当时搜集的几十万册藏书、中外古籍被毁，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后来整个经营情况都没有再恢复。

随着战争深入，形势越来越糟，商务印书馆很难再开张。有说法说是王云五为了对付工人运动把这些工人解散了，这种说法太过分，不是这么回事。那时候工人是受苦最深的，他们家都在工厂周围，也烧了，他们却奋不顾身地去救商务，说如果没有商务，我们的饭碗也没了。只是火太大了，实在救不了。

张元济晚年中风以后都还在做《涵芬楼烬余书录》。实际上1930年代就在编，但是有些内容当时不便公开，起初是担心日本人要收购这些珍贵的古籍善本，后来他们占领了上海就更危险了。抗战胜利后，1948年左右才逐步定稿。这部书的原稿在上海图书馆有。后来请顾廷龙先生帮助他做一点整理，最后定稿于1951年出版。

1932年，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

澎湃新闻：上海成为“孤岛”沦陷以后、商务恢复之前，张元济在上海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

张人凤：当时生活很拮据，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支招对张元济说，你写书法，凭你的书法，凭你的名望，肯定卖得出去。后来果真，加上商务各分馆推销，能够自食其力。蒋维乔也给张元济介绍过不少生意。

当时有两个日本人来找过他，递来名片，我父亲去见的。张元济收到后在名片后面写了八个字：两国交兵，不便接谈。日本人看了以后笑笑就走了。

后来我父亲这段回忆有点偏差，他说是那两个人是文化特务，我估计不一定是，我看到1959年张元济去世后香港商务有人写文章，说这两位实际上是日本汉学家，早期跟张元济有点交情。如果真是特务来找他，恐怕是没这么容易打发的。

澎湃新闻：张元济先生一生涉足了很多领域，从政、出版、教育、商业、古文献……您觉得什么样的角色最能定义他？

张人凤：他主要的心血还是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家是首位的。他做出版最初就是为了教育，他和夏瑞芳说好，出版的目的是“扶助教育为己任”。出版的目的是搞教育，不单是赚钱，他后来和总经理高凤池一直有些矛盾，就是因为高凤池还是希望多赚点钱股东多分点钱，这也很正常，是商人的思路。张元济还是以文化教育为主。所以他是出版家、教育家。

他是文献学家。他出版了几部大型丛书，在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这方面成就是很突出的。1948年他被国民政府评为第一批“中研院院士”，主要成果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整理出版。

不能说他是政治家，但他关心政治。他倾向于和平，戊戌变法他是维新派，辛亥革命中他是君主立宪派，他希望变革中能减少流血。但辛亥革命成功后他也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包括出版共和国教科书。后来他主张抗日，新中国成立拥护新中国，他的思想是跟上时代的。他不是政治家，但他关心国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