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罗志田谈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张江波 陈乙燊 莫婉娟

2017-02-13 09:5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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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罗志田先生,1950年代生人,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1986年底留学美国,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外关系史,著有《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近期罗教授接受山东大学学生专访,谈及读书经历、治学方法、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知识分子研究等。《上海书评》将分三篇刊出此次访谈,本文是第二篇,内容集中于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在罗教授看来,西方并非一个同质的、固定的、没有变化的概念。所谓“全球”或“世界”的概念在很多地方都是后来才产生的。
罗志田像(澎湃新闻 刘筝 绘)
澎湃新闻:您经历了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这样一个有中有西的求学历程。能否请您谈谈您所理解的中西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在人才培养上的不同?
罗志田:其实在我看来,二者倒也没有特别的不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用一个学校来指代某一国家或者某一“方”,是很武断且危险的做法。当初我们念书的时代同你们现在已大不一样,从今日眼光看来,既然都是求学,自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我在国内读的本科,在美国读的则是研究生,两者上课的规模有差别。对我而言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川大念书时一般都是上大课,所以我经常逃课;而美国则以小课居多,若是逃课就会很容易被发现,所以基本上不太能逃。
不过,中美之间在研究生人才培养上还是有些不同,特别在对学生的要求上,二者很不一样。美国对博士研究生的要求,包括了就业层面的考虑。一般而言,学生需要修一门主科、两门副科,有的学校甚至要求修两门主科、两门副科。这样一来,多一些技艺,对学生将来的工作会很有帮助。例如博士生毕业在大学里谋得教职,学校会要求老师上好几门课,不能说只会讲某一门课。若是自己念书时没多学几科,这就不容易做到了。中国至少现在是一进去就在一个固定的专门科目里用功,好处是用在专业上的时间更多,不妙的就是可能眼光窄一些,要开出别的课更需要付出很多的预备时间。
普林斯顿大学
美国对博士研究生要求之严格,是世界公认的。研究生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阅读量之大,全世界可能都少有),还要撰写各种小论文(他们称为paper)或书评。他们几乎把学生逼到要发疯的程度,所以我觉得美国的研究生早就该搞学生运动了。我的一位朋友先在英国的牛津大学读硕士,后来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博士,对此就有很深的感触。牛津大学的教育方式比较像中国式的师徒制,用功与否主要靠自己。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则截然不同,它会强迫你用功。
所以,在美国念研究生要比在中国要求更多、压力更大。目前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虽然效法西方开设各种课程,但尚未脱离师徒制。举例而言,美国研究生做博士论文,会有一个由三位老师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每一位委员都要参与指导论文的全过程,都会对学生严格要求。我们中国虽然也有论文指导委员会,但除了导师以外,其他老师一般是不过问的。我也担任过别人学生的指导委员,但几乎没有学生来问我应该做什么。别的老师做我学生的委员,也基本不过问我学生的论文。而且我们的许多学校还要搞什么预答辩(如北京的一些高校就有),据说是让其他老师帮助导师把关,等于暗示导师可以不那么负责任。在我看来,这已达到荒谬的程度了。
澎湃新闻:那您赴美读书时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磨砺过程?
罗志田:这是想要拿到学位的学生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当年韩书瑞(Susan Naquin)教授来普林斯顿大学临时教一年书,和我共用一间屋子。有一天她碰到我,问道:“这就是你的桌子吗?”我说:“是啊。”她说:“我以为是三个人用的桌子!”因为我那时要念三门课,需要读三种不同的书,每一种都不少,所以她以为我的书桌是三个人用的。
詹森的著作
我曾跟詹森(Marius Jansen)老师读了一门中日关系史,每周要看相当于两本半的书(也就是两本书加上其他一些论文),看完以后还要撰写书评,而且还得和老师共同讨论。这是所谓“一对一”的课,詹森师会和我讨论书中讲述的任何具体内容,所以那种只看一本书的引言和结论就写出书评的方式是无用的,必须通读,一页都不能放过。那一门课上了十五周,一共交了十五篇书评。到第十六周以为这样的辛苦会结束了,但老师笑着说,再写一篇论文如何?詹森老师是君子,所以指令也用询问口吻,但那当然不是商量的意思。那时大家在私下里称詹森师为“明治天皇”。跟“明治天皇”念书,简直就是要命的事!因为只剩两三周的时间学期就结束了,所以写论文的时候真的可以说是拼命。论文完成后,詹森师的批语说,修改一下可以发表。后来这篇文章被Modern Asian Stuies接受发表了。学生写的文章能发表在这种级别的刊物上并不容易,所以说被严格要求虽然很辛苦,也是很有收获的。
别的课可能不到这样严苛的程度,但也都不轻松。那时候一学期三门课,时间安排得很紧,根本没有烦恼的时间,所以也不容易抑郁。他们的理念在于逼出学生的极限,能够适应这种高强度要求的学生就继续,不过也有一些学生承受不了而放弃。凡是能够坚持到底的学生,也往往比较能出成绩。美国招研究生,一个系可能在入学时录取十五名学生,到第二年只剩下十三人,第三年则剩十一人,真正能毕业的人可能就只有十个左右了。他们的理念是自然淘汰,我们则似乎是尽量不让一个被淘汰,用今天的套话说就是比他们更“人性化”。
澎湃新闻:从近代历史来看,中国已经日益成为“世界”意义上的中国,您在先前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西方在华存在”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我们应如何评估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研治近代史时如何树立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罗志田: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所谓的“西方”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其中有分享的共同价值观,但西方内部其实也是风格迥异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近代国人在认识西方之初,先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解,后来又慢慢深入。比如陈独秀写了篇《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上,就是一种具体表现。以前国人的话语中基本上都是欧罗巴文明或者西方文明,现在得知西方有法兰西文明,还有德意志文明或英格兰文明,等等。我们需要明确西方文化只是一个复合体,而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对我们从事史学研究的人来说,更应该认识到十九至二十世纪是西方文明自身变化极其剧烈的时期,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同质的西方,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西方。
因此,所谓“全球”或“世界”的概念在很多地方都是后来才产生的。正如格鲁金斯基教授在山东大学所讲的“世界”和“全球”的差异,就说明“世界”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含义,而想要用“全球”来表明与“世界”的不同。我念书的时代,美国比较大的几个电视台,每晚都会播出“世界新闻”,可是那世界新闻里基本上以美国居多,没有多少世界。以前他们有时还会指责一下中国,但是可能一个月也不会出现一次,现在多起来了。欧洲的出镜率同样也不怎么高,只有和美国关系紧密时,或者出了大问题时才会出现。
所以说在美国人心目中,世界史和美国史并非泾渭分明。其实美国以前基本上也没有世界史的说法,后来提出做世界史的学者,实际上就是要做美国和欧洲以外的历史。再到全球史概念的提出,本质上就是要进一步淡化西方中心主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所谓西方中心主义里还有美国中心主义。美国只有顶尖大学历史系里的欧洲史很强,其他绝大部分所谓一流大学所教基本上均是美国史。假如一个系里有五十个人,其中差不多有三十五人在做美国史研究,这便是美国中心主义的表现。不过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欧洲史教授超过了美国史,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要想对西方有一个更为精确的了解,就是要知道它不是同质的、固化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不断变化的。
以大西洋为中心的世界地图
进而言之,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同样不足。近代以来,国人在对外关系的取向上暗中变得势利起来。我们是有选择性地想要加入那个“富强”的理想世界,并不想加入穷的世界。那个有钱的、发达的世界则是我们钟情的对象,但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可惜人家不要你”。到现在为止,我们对非洲、拉丁美洲都所知甚少。而我们大学的历史系里,有多少老师能讲拉丁美洲的历史呢,又有多少老师在讲拉丁美洲的历史呢?如今我们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在你一流大学的历史系中,“世界”竟然暗指西方,这样一种无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真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依我浅见,多讲一些关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内容,才能称之为“世界”或者“全球”。倘若我们的“全球”叙事始终处于某一个中心的阴影之下,不管你有意与否,都不能称之为“全球”。
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讲述世界史的时候刻意将中国排除,就已经有些荒谬了。如今的世界史研究基本不包括中国研究,而各大学成立的世界史教研室也基本上没有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加入。这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但是别人的世界史里有中国,而我们的世界史中却丝毫不见自己的身影,等于我们中国将自己开除出了世界,说来是件很惭愧的事情。因此我们需要有一种真正的全局性关怀,而不是西方中心的言说方式。我们不一定非要从中国的眼光看过去,也大可不必以西方为中心来看世界。不可否认,西方在现代世界仍然起着核心作用。但所谓世界史或全球史,还是要同时了解非西方的部分,才有可能树立起所谓的全球视野与世界眼光。
同时还要再强调一遍,西方并非一个同质的、固定的、没有变化的概念。中西相遇的十九至二十世纪恰恰是西方变化最为激烈的时期,在这一二百年历史当中,西方几乎已变得面目全非。时至今日,这种变化仍未放慢步伐。可以试想一下,连举办欧洲杯这样的区域性体育赛事都变得人人自危,安保措施无比严厉,可知人们生活在怎样的惶恐之中。我想,如今特别不好的一件事就是,过于凸显仇恨,将爱、和平等这些善意慢慢地弱化了。以前也有文化差异甚至文化歧视,但没有这么严重。虽然坐飞机的安检也不那么轻松,但现在美国坐飞机还要透视,真不啻霄壤之别。
澎湃新闻:说到安全问题,美国的枪击案常常引发关注和讨论。
罗志田:现在美国、欧洲的发展确有很多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我们学历史的人,应该学会从多个角度看问题。美国当前可是有一两亿支枪在民间,如果换成其他地方,如果一半以上的人口持有枪械,很难想象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就美国的枪击事件而言,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美国之所以允许民间持有这样多的枪械,主要还在于他们的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有造反的权利,这是民主的基础。一般抨击美国的枪支问题时,总会将矛头指向美国枪支协会一类所谓利益集团。虽然不可否认确有枪支制造业等利益集团在从中作梗,但不敢禁枪也有保留人民革命权利的基本考量。从历史的视角看来,美国的枪支与人口比例实际呈下降趋势,只不过枪击案增多了,涉案枪支的杀伤力增强了,且损害规模也扩大了。但是短期内在美国全面禁枪又几乎没有可能,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让人们的心情平静下来,放下过多的仇恨与抱怨。
很抱歉我的回答集中到后一个问题了,前面“西方在华存在”以及如何评估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完全没涉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与此前中国一个最大的不同。对此我们仍然要尽可能从多个角度看问题,不宜仅仅就中国言中国,还要认识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

延伸阅读: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美国博士生,师徒制,世界史,美国史,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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