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年子敏到甘慧杰：《宗方小太郎日记》的中译之路

甘慧杰先生译《宗方小太郎日记》（三大册，167万字）近日终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闻之不禁长叹一声……该日记的中译之路前后走了整整一个甲子，结合其翻译的高难度和给学术界留下的长远福祉，笔者将其誉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所以来最重要的翻译成果之一，当不为过。

宗方小太郎（1864—1923年）系日本海军派遣来华的特务，他在华活动达40年之久，历经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与清末民初中国各界均有直接和密切的交往。他还曾多次到中国内地探查山川形势、物产、人口、道路、钱粮、兵备等，因勤于笔耕，留下了大量视角独特、学术价值颇高的手稿，后世称为“宗方小太郎文书”。

大约在1956、1957年之交，即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59年9月起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有关人员即从苏州书肆购得遗留在华的部分宗方文书，并将其装订成20大本，另有照片一包，长期保存在所资料室内。其内容可分为报告、日记、游记、信稿、诗文稿、藏书及杂件等数类。关于当年的购者，目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年子敏，1952至1958年间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秘书，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其二是杨康年，当时系历史研究所资料室成员。究竟是年氏还是杨氏，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尚待进一步的考证。

紧接其后，即1957年4月，历史研究所就将“帝国主义侵华史料的编译整理和研究工作”列为“本年度主要任务”，“日本特务宗方小太郎遗稿（原稿）的编译”即属其中之一，其负责人是时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罗竹风。罗不久便改任上海市出版局局长，所以对宗方小太郎文书的真正翻译，是从1957年下半年吴绳海调入历史所后开始的。

吴绳海，1905年生，1925至1934年间曾留学日本9年，就读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系，回国后曾先后在云南建水县立师范学校、正中书局、上海育才中学工作，著有《太平天国史》，编译有《罗马史》、《意大利史》、《印度民族史》等书。他“精熟日文，尤擅笔译”，可谓是宗方文书的合适译者。他自接受任务后，迅速将一二百万字的文书通读一遍，并制订出了一个摘译规划，名为“关于编译‘宗方小太郎在华特务活动资料’”，曾作为历史研究所图书工作简报第18号油印刊发，时间为1958年4月2日。该规划的大意是，摘译的总字数约21万字， 其中以“报告”为主，约17.2万字，再加“日记”约1万字、“著作及杂记”约2.1万字、“事略资料”约4800字、“函稿”约1000字。这一时期，历史所的若干工作报告表明，至1959年5月，有关宗方文书“已翻译史料十余万，准备在今年出版”，并计划“在1959年10月前完成初稿”。同年12月24日和12月29日历史所的两次编译工作会议又显示，摘译工作已经完毕，并准备在1960年出版。

然而计划中的出版事宜，却并未实施，阻力或来自政治，或来自经济，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但至今不明，译稿亦未知下落。1966年“文革”爆发后，吴绳海遭隔离审查，1971年又被迫退休，直至1978年才回所复职。80年代以后，他显然是心有不甘，又带动起所内一位年轻人——冯正宝与他一同研译所藏宗方小太郎文书。于是，两人合作摘译并刊发了宗方甲午与辛亥时期的部分日记，如《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冯正宝译，吴绳海校阅订正，载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 》 第12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1版），又如《（六）宗方小太郎日记》（冯正宝译，吴绳海校，载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2月第1版）。与此同时，两人还发表了若干研究性的论文。例如：《中日近代关系史中值得注意的人物——宗方小太郎》（吴绳海、冯正宝撰，《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吴绳海、冯正宝撰，载夏良才主编《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宗方小太郎》（冯正宝撰，《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等等。

1985年吴绳海去世，不几年冯正宝离所赴日。初到日本，冯氏利用原在历史所获取的资料，再加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另一半宗方文书，继续从事该专题的研究，陆续用日文发表了《日清戦争·辛亥革命期の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役割につぃての一研究》（《日本歷史》第494号，1989年7月）；《羲和団運動期の宗方小太郎の活動》（《日本歷史》第505号，1990年6月）；《中国残留の宗方小太郎文書につぃて--付，東京大学法学部および国会図書馆憲政資料室所蔵の宗方文書目錄》，（《法学志林》第89卷第3·4号，1992年3月）；《宗方小太郎と新聞事業》（《東瀛求索》第8号，1996年8月）等文，其集大成者为1997年出版的《評伝宗方小太郎：大陸浪人の歴史的役割》（東京：亜紀書房）一书。

这一时期，历史研究所内另有一个年青研究人员也涉足过宗方文书的翻译工作，那就是承载译《关于中国的政党结社》（载汤志钧编著《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惟需说明的是，承氏依据的原文来自日本方面的收藏，而非所藏。

冯正宝出国后的十来年，历史所的宗方文书始终处于沉寂状态。直至2000年以后，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大里浩秋常来所查阅、抄录。为了介绍宗方小太郎其人及文书在中日两地的收藏详情，大里教授于2004年刊发了《上海歴史研究所所蔵宗方小太郎資料につぃて》（载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編《人文学研究所报》第37辑），其中译文为《关于上海历史研究所所藏日本宗方小太郎资料》（载上海中山学社编《近代中国》第18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人文学研究所报》从第37辑起开始连载他陆续整理的宗方日记。

大约从2010年起，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所新进人员戴海斌也对宗方文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戴执着于中日外交、文化关系史研究，他在检读文书之后撰写了《宗方小太郎与近代中国：上海社科院历史所藏宗方文书阅读札记》（《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一文，对宗方其人、文书渊源及其学术价值进行了详细的整理和论述。

与上述大多数人不同的是，甘慧杰对宗方文书进行了通盘性和整体性的翻译。这一大工程是从2012年起开始的，二三年间他日以继夜，尝尽甘苦，以一人之力竟将37年的宗方日记（从1887年1月起至1923年1月止）全部译成中文，以后又历经一年多艰难的编校过程，最终得以面世。除了这167万字的日记以外，数十万字的报告等亦将在不久之后正式出版。

宗方文书大多用日本文言文写成，且无标点符号，字迹潦草，仿若天书。在日本，即使是历史学者也未必能够读通、读懂。辨别这一时期的文书属于一种特殊的学问，难度极高，事先需要接受特殊的训练。大里教授的辨识和整理工作自然令人赞佩，甘慧杰先生则直接将原文译成中文，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非有扎实的日语语文能力不足以翻译此书，非有优秀的史学素养不足以翻译此书，非有出众的书法辨识力亦不足以翻译此书……更重要的是，由于篇幅浩大，译者还需要有非同寻常的毅力和心静如水的淡泊。因为以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从中攫取一点史料，凑成几篇论文，在权威刊物上发表一下，便不难向“教授”、“博导”的位置进军。而搞翻译，哪怕是百万字以上、高难度的翻译，却对升职于事无补，实属“蠢事”一件。由此，面对此种诱惑，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聪明一点”，以跑短线为宜。

所幸的是，并非“聪明人”的甘慧杰兼具了上述多种能力。1992年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旋入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工作，几年后又在职攻读了历史所的地方史专业硕士。他的第一外语原本是英语，大学三年级起开始听日语选修课，后又专门到社会上的日语补习学校进修日语，1999年间还曾到日本新潟大学访学近一年，由此，他的日语水平突飞猛进。作为同学和同事，我与他相识近30年，深感其悟性颇高，不仅在语言能力上，也包括对古学和书法的理解。他为人表面懒散，实则干劲十足，一旦认准目标，便能心无旁骛，一追到底。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向来特立独行，淡泊名利，始终视各种所谓的学术考核如无物，故而今天仍然不过是一助理研究员耳。但也正是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出了令许多“教授”、“博导”都汗颜的贡献。他曾告诉我，当初之所以开始翻译宗方文书，纯属自娱自乐，并无出版之意。听闻之下，我不禁感叹，世间的许多大事，常常是在无意中做成的，这或许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无欲则刚”。

除了甘慧杰兄自身的素质外，外界的因素也缺一不可，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历史所领导人的放手与支持，所内同事们的长期鼓励，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的慧眼识珠，竟然不约而同地把这件原本几乎做不成的事，做成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在来来往往的数百名同人中，有的人虽然表面平凡，却可以在所史上占据独特的位置，而有的人尽管显赫一时，最终也只能算是匆匆过客，我相信甘慧杰兄一定是属于前者的。

行文至此，我的思绪回到了24年前，那时我和甘慧杰兄同住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1号楼的一间房间内，当时他正坐在床上，捧着日文教科书，从あ， い， う， え， お开始，朗诵起日语的假名。那个时候，我自然不会想到，他的命运，甚至包括宗方小太郎身后的命运，将由此为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