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银河

这是潘涅库克在著作《银河北部》（Die nörche Milchstrasse，1920）中绘制的一幅图画，描绘了银河北部的一部分。这种表现方式与他对等照度星图和“平均主观图像”的平行运用形成了鲜明对比。© www.semanticscholar.org

利维坦按：

国内对于潘涅库克的介绍寥寥无几，今天的文章算是比较详尽，可以从中了解此人生平及政治、哲学、宇宙观。在“观念的追随”上，我们能够看到潘涅库克思想脉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他对人眼观察宇宙的理解也很有意思——和当时所谓的客观成像不同，潘涅库克认为，既然“物质实在”是流动不居的，而思想又有其物质基础，该如何呈现观测者肉眼/大脑机制下的画面，也一定要把两者的变量考虑进来。按照文中的话说就是，“……它并不回避观测宇宙这一行为所固有的争议性和个人性，而是将这种争议性融入其方法本身”。

贾科梅蒂作品，1959年。© 贾科梅蒂基金会

这让我联想到了艺术家贾科梅蒂的艺术理念：反复否定作品，来达到一种动态的失败与未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潘涅库克的银河图像倒是与贾科梅蒂的瘦削人形有了殊途同归的意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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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只不过虚有其表，

看上去如同烈火燃烧，

灵魂其物不属于你们，

心头亦无温暖柔情照耀。

——卡尔·马克思，《致星星之歌》（”Song to the Stars”，1836）

在欣赏荷兰天文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t）理论家安东尼（“安东”）·潘涅库克（Antonie (“Anton”) Pannekoek，1873-1960）一生绘制的许多以银河为主题的图画时，我们并不能马上理解自己在看的是什么。

星带看起来像一条被抹花了的脊柱，有时是“真”色（白色的星星绘在黑色的背景上），有时却是反色，星星被画成了黑点，银河的“银白河水”则是一片漆黑。它们既模糊又精确——介于木炭拓片和X光片之间。

事实上，从技术层面而言，这些图画绘制的根本不是银河，因为根据潘涅库克的说法，我们无法以“纯粹客观实体”的形式观察到它。尽管在潘涅库克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是技术高超的天文学家在观星时也会受到观测偏差的影响（这种现象被称为“人为误差”） ，但潘涅库克更进一步，他认为我们所感知的银河实际上是一种视觉把戏，出现在星星和地球表面观星者的相交之处。

在1897年的某一期《通俗天文学》（Popular Astronomy）上，潘涅库克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人们所观察到的银河彼此不一致这一广为人知的问题，并提出猜想称，“银河的这一现象的特性是否使得它无法被确切地描绘？”

这不仅仅是观测科学的失败，它反映的是银河的本质——银河是一种视觉假象，其形状根据这些条件而变换：观测者的生活经历、所处的历史时期，以及这些经历提示心灵从现实的流动本质中构建出模式的方式。

因此，潘涅库克的绘画本身就是一种感知行为——这种方法受到了他的政治信仰影响。

与引用费尔巴哈、黑格尔和赫拉克利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潘涅库克认为物质实在是“一条永远处于运动中的连续而无限的河流”。他同样相信，人类的大脑倾向于从这种流动性中生成固定、抽象的模式，这些模式总是受到所处社会和历史的限制。

因此，任何观点，包括对天顶群星的观点，总是在观测者的头脑中根据他们个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他们所在地方和所处时期的独特的物质条件来创造和重塑自身。

乔治·巴比尔（George Barbier），《银河》（La Voie Lactée, 1921），1921年。图中晚礼服和披肩为沃斯时装屋成衣（译者注：House of Worth，法国著名高级时装工作室，本图为该品牌宣传图）。© wikimedia

尽管制图技术已然变得更加先进——例如用以绘制银河的射电望远镜和伽马射线仪器——机械客观性却未必变得更加可信。“天文学的历史大半由随技术进步不断变清晰的观测视野组成。”阿尼亚·文图拉（Anya Ventura）如是写道。然而，由于这些技术所依赖的数据收集形式超越了人类的感官能力，总是需要一些额外的过程来将它们的发现转化为我们能够体验的东西。

© NASA

这些过程通常被排除在面向公众的叙述之外，其中充斥着主观的决定。例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哈勃望远镜拍摄的第一批照片上，银河呈现出了丰富的青绿色、锈色、紫罗兰色和深红色，但这些景象都是人工上色的，这让公众感到失望，他们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哈勃网站回应说，人工上色让观测者“得以看到通常情况下人眼永远看不到的东西”。正如洛林·达斯顿（Lorraine J. Daston）和彼得·盖里森（Peter Galison）所说，科学成像的客观性依赖于对肉眼之高度不可靠性的建构。

相比之下，潘涅库克的绘画创作于机械之眼正在取代天文观测中传统手工测绘地位的时期，这些绘画代表了天文制图的另一股潮流——它并不回避观测宇宙这一行为所固有的争议性和个人性，而是将这种争议性融入其方法本身。这种从事科学的方式并不否认它受限于生活在地球上所带来的物质和历史条件。

潘涅库克在柏林时期，约摄于1908年。© geheugen.delpher.nl

潘涅库克于1873年出生在荷兰，正值《共产党宣言》出版25年之际。他在莱顿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在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就发表了有关银河的第一篇论文。在阅读了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乌托邦小说《平等》（Equality，1897）后，他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马克思和约瑟夫·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哲学思想。

事实证明，他的科学和政治生涯难以调和，在因支持罢工而受到谴责后，他最终辞去了天文所的工作。他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政治，先后移居柏林和不莱梅，在两地均发表了大量著作（通常使用笔名），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创办的学校里教授历史唯物主义。

西奥多·德雷珀（Theodore Draper）指出，潘涅库克的影响力遍及全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对列宁和托洛茨基还几乎一无所知的时候”，潘涅库克的名字已经为人熟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对共产主义国家不再抱有希望，成为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主要支持者之一，这股思潮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主张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革命。尽管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The State and Revolution，1917）中对潘涅库克给出了正面的评价，潘涅库克在政治上最为人所铭记的或许是他在1938年写的《作为哲学家的列宁》（Lenin als Philosoph）一书，该书批判了革命者对“抽象现实”（the reality of abstractions）的信仰。

这是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纪念某所学校的建立而拍摄的照片，潘涅库克位于最左侧。© www.semanticscholar.org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潘涅库克从德国返回荷兰，再次来到莱顿大学，在那里他逐渐重拾了教学工作。在学校董事变更后，潘涅库克最终被提名为天文所副主任，但他对共产主义活动的参与广为人知，荷兰政府由于害怕正席卷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否决了这一任命，“仿佛他的宣传活动会给星星带来危险似的”。1921年，潘涅库克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成立了天文学研究所，如今，该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译者注：即安东·潘涅库克研究所/Anton Pannekoek Instituut）。

在潘涅库克第一次被解雇前后，他曾经将莱顿大学的方法形容为“单调乏味”、“过时”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文学致力于自身塑造成为一门“精确科学”，并通过在研究方法中引入警惕的态度、监测的动作和簿记的手段来强调对“人为误差”问题的承认（威廉·阿什沃思[William Ashworth]称其为“会计师的世界观”）。在《天文学历史》（A History of Astronomy，1951）中，潘涅库克问道：

“银河到底是什么？确切地说，它是一个魅影；但这魅影是如此瑰奇，有着丰富的结构和形式，明亮和暗淡的形状，在深沉的夏夜里，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凡眼的最美丽的景色。的确，它的闪烁微光是如此黯淡，若是用力去看它，它便会从视野中消失——只有视杆细胞才能感知到它，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却不行，因此只有通过间接视野才能看见它；然而，当其他一切眩光都消失时，它就会让人意识到何为璀璨之美。”

一幅由瓦迪斯瓦夫·T. 本达（Władysław T. Benda）创作的炭笔画，描绘的是在银河与月亮映衬下的地球，一位蒙着面纱、披着长袍的人正注视着它们，约绘于1918年。本作品是本达为莫里斯·梅特林克的散文《地球的未来》（“The Future of Earth”）所绘的配图。

由于组成银河那闪闪发光的“河水”的恒星中，有一些较为黯淡，而人眼接收这些光线的方式又称得上不可预测，潘涅库克认为，大脑（它倾向于将事物抽象化）在光线和黑暗的相互作用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模式，并且这些模式会因观测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而有所不同。

潘涅库克设计了一种方法来生成他所谓银河的“平均主观图像”（mean subjective image），这种图像由多重、分层的视图组成。为了绘制这种图像，他收集了其他数位观测者对银河的记录，起初是书面描述（他认为速写在绘制过程中更容易失去准确性），后来又纳入了一些焦外成像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底片被有意地置于焦平面之外，这样光线的分布就更加充分，模仿了人眼感知天体光线的方式。

书面记述和焦外成像照片都被转换成“等照度星图”（isophotic maps），它与不同光强相对应，其方式类似于用地形图记录地形海拔：用一条线围起一块发光强度相同的区域，随后对每一条线赋一个值。通过计算每条阴影线的平均数值，便得到了平均主观图像。一旦计算出平均数值，潘涅库克便亲自将这些星图绘制成图。

潘涅库克《银河北部》中的一张表格，表格中将他自己观测到的光度数据与其他三位观测者的观测结果合并（科内柳斯·伊斯顿[Cornelis Easton]，奥托·伯迪克[Otto Boeddicker]和尤里乌斯·施密特[Julius Schmidt]），用于生成“平均主观”图像。© articles.adsabs.harvard.edu

一张等照度星图（左）及其“平均主观图像”（右），摘自潘涅库克的《银河北部》。两幅图像都描绘了银河北部的同一区域，但右边的图像对潘涅库克的观测与其他数位天文观测者的记录取了平均。© articles.adsabs.harvard.edu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潘涅库克的反色银河星图有一些极为陌生之处。地图的阴影既有着精细的轮廓，又模糊不清，就像一条皱巴巴的床单在晨起时的皮肤上可能留下的痕迹。

它们是自然主义的，但并不具备照片的真实感，因为它们的制作方法涉及到对所谓摄像镜头之客观性的怀疑。这些图像所针对的是某种无论如何也难以捉摸的东西——不同人类和机械视野的“平均值”——然而，它们又是以高度的小心和严谨来捕捉它的。

在所有行业都日益机械化的时代，潘涅库克并不一定主张用基于机器的感知方法取代书面记录，而是寻求某种形式的集体主观性，将不同的“有机”和机械的观察方式结合在一起。

如果说，后启蒙时代的技术科学史的一大部分都可以解释为在追求机械化视觉以增加其准确度与精密度，那么潘涅库克则是朝着相反的方向移动，他扭曲相机的“目光”以使其更接近人类的视线。

这是潘涅库克的一幅“反色”银河炭笔画，摘自他的《银河南部》（Die südliche Milchstrasse，1928）。© www.researchgate.net

当潘涅库克努力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科学生涯分开时，那些曾经仔细研究过他作品的人（包括雷根斯堡大学科学史学者奥马尔·纳西姆[Omar Nasim]和戴少康[Chaokang Tai]），却观察到他的政治信仰渗入到了他的科学信念和方法之中。潘涅库克对于银河的理解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

例如，在一本名为《阶级斗争与国家》（Class Struggle and Nation，1912）的小册子中，他描述了一种受到狄慈根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赋予“感知”以深刻的重要性。

“在思维面前，外部世界就像一条永无止境的河流，不断变化着；思维记录下它的影响，将这些影响融合到一起，把它们加入到思维既有的一切之中，并将这一切元素结合起来。”

潘涅库克在1944年也写过类似的主题，他称思想“并非独立的实体”，而是“联系和相互关系”，这些联系和相互关系由动态的运动过程所定义，并与物质条件纠缠在一起。

因此，对于潘涅库克而言，银河的“平均主观图像”与其说是一个静止的平均值，不如说是一段过程，在思绪逐渐和观测形成联系之际捕捉了思绪之动态本质的过程。它是构成所有现实的更广泛波动的一张快照，一个瞬间。

潘涅库克在《人类起源》（Anthropogenesis）中提到了人类拥有依据“被打磨过的平均值”来寻找“模式”的能力，这是一种自动的组织过程，感官知觉会通过“在黑暗深处积累自身，逐渐变得平滑、彼此合并”来影响意识思维。这意味着，人在某一特定学科中接受的训练越多，他们所识别的模式就越符合他们已经学到的东西。

在今天，潘涅库克所说的可以被称为“确认偏误”；不过，在“思想源于物质”这一更广泛信念的语境下，潘涅库克指的与其说是一个不幸的人类缺陷，不如说是我们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科学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由私人财富资助，潜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也因此在资产阶级出身和科学天赋之间构建起了联系。潘涅库克在《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Marxism and Darwinism，1909）中坚决反对这种观念，他试图证明，尽管达尔文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斗争的工具”，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组成了一个整体”（对马克思来说，达尔文的研究将辩证思维引入了自然科学，动摇了此前将“自然秩序”视为一条固定、稳定的链条的观念）。

戴少康指出，潘涅库克同样拒绝19世纪人士普遍持有的一种观点，即科学家拥有“卓越的洞察力”（这是一种天生的技能，可以准确地观察到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潘涅库克信奉思想具有物质基础，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学习实践科学。

如果学习实践科学的工具由无产阶级而非自由科学机构所有，那么科学就不会再被资产阶级所支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潘涅库克写道，“（科学）是一个单独的阶级，即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的特权和专长”，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所有人都将分享科学知识”。

安东·潘涅库克的《马克思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封面（1912版）。© archive.org

潘涅库克否认了特殊科学天才的存在，但这并未贬低后天所获得的技术技能的价值。奥马尔·纳西姆探究了潘涅库克的科学实践如何以工匠技艺和手工为核心（纳西姆称之为“一种强势、操作性的‘手’的在场”），从而强调了不同形式的劳动如何参与了科学知识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潘涅库克也将被神秘化了的天文学科拉回了凡尘俗世（按照纳西姆的说法，天文学“并不奢望在近处寻得自己的研究对象”），强调了令天文学思想成为可能的物质条件。

潘涅库克做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却从未能完全调和两者；尽管如此，如今他正日渐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天文学家被人们铭记。人们之所以对潘涅库克的双重追求重新产生了兴趣，似乎与我们对科学与制度暴力如何相互交织的认识不断提高有关，这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一门被社会主义政治所启发的科学会是什么样子？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家在哪里？

从政治角度而言，现代天文学的求索远非仁义。它在欧洲的发展与全球数据收集、绘图和标准化系统的出现密切相关，这些系统剥削全球各地的物质资源，同时将欧洲定位为世界知识中心。正如亚历克斯·方（Alex Soojung-Kim Pang）在《帝国与太阳：维多利亚时代的日食探险》（Empire and the Sun: Victorian Solar Eclipse Expeditions）一书中所说，天文学研究成为了欧洲国家将西方科学规范和信仰作为客观真理强加于人的一种方式。

在南半球的殖民地建立天文台是欧洲大学一种常见的做法，这些天文台能够提供不同的夜空星图。潘涅库克本人从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的殖民地基础设施中获益匪浅，当时两地还是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当我们以当今的视角批判性地审视潘涅库克的著作所依据的哲学思想，或许可以说它促成了一股科学思潮，这股思潮微妙地削弱了将某些世界观强加于其他观点的做法，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知识生产的遗产。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6年的一次前往苏门答腊的“日全食”研究之旅，潘涅库克也参与了这趟旅程（第二排左起第一个人）。身穿白色制服的是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军的士兵。© semanticscholar.org

对夜空的辩证观点开辟了一条超越真理和虚假之间绝对二元对立的道路，唤起了一种科学严谨和精确的形式，其目的不在于让自身显得彻底完成或是无可争辩。

因此，潘涅库克的绘画与更早期的天文学形式遥相呼应，正如夏洛特·比格（Charlotte Bigg）所写的那样，这种早期形式采用的是“定性的、文学的和美学的方法，而不是对现象的定量、数学的方法”。通过突出解释的多样性，潘涅库克朝着一种更自下而上、更去中心化的科学方法迈进，这种方法或许能够为反殖民和反资本主义的方法论提供补充。

潘涅库克的素描最初之所以能吸引我的兴趣，是它们作为审美对象而言质量很高，我猜这也是这些素描得以留存下来的原因之一。对潘涅库克来说，审美境界是人类思维能够从无序的宇宙中建立秩序的一种表现。正如约翰·哈特尔（Johan Hartle）所写：“这种在宇宙秩序、自然、人类社会，甚至个人主体之间存在深刻同构关系的观点……承诺建立一个以物质力量的自我调节系统为基础的社会。”

因此，银河图像与其说是天空的图像，不如说是人类主体的宇宙之镜，它揭示了个人与集体、思想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艺术、科学与政治之间的深刻对应。

文/Lauren Collee

译/苦山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publicdomainreview.org/essay/marxist-astronomy-the-milky-way-according-to-anton-pannekoek

本文基于创作共享协议（BY-NC），由苦山在利维坦发布

文章仅为作者观点，未必代表利维坦立场

原标题：《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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