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许礼平：傅抱石与《名家翰墨》（下）

编者按：2016年6月18日，在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上海图书馆、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2016上海文化与收藏论坛”上，许礼平先生发表了题为《傅抱石与〈名家翰墨〉》的演讲。本文为演讲稿节选的下篇。

傅抱石的同画异幅现象

编《名家翰墨》时，常常发现傅抱石画偶尔会有两件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的。是双胞胎吗，还是一真一假？总之满脑子问号。

为什么傅抱石画会有两件作品几乎一模一样的呢？我曾请教傅二石。二石说，他父亲原来喜欢用贵州皮纸画画，贵州皮纸较厚实，经得起傅抱石的下笔重、大笔刷和反复渲染。皮纸厚而易于揭开，可以一分为二，也可以一分为三。傅抱石利用皮纸这一特点，画完后，将画揭开为两张，将第二层再加工渲染，补笔而成另一张画。这样就产生两件几乎一模一样的作品了。傅二石小时候就亲见父亲这样做过。这种一画揭为两张作品的，就叫做同画异幅。

北京中国美术馆藏《兰亭图》（60.8x100.2cm）

例如傅抱石喜欢画《兰亭图》，《兰亭图》就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记得1973年《星岛日报》的《文林》杂志第七期曾经刊登过《兰亭图》，当时标明“英国郑德坤博士藏”。这一作品最后到了台湾藏家蔡辰男手中，挂在阳明山别墅的主人套房里，我们在做第十九期时到他办公室拍照，漏收了这张。这张与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兰亭图》一模一样，仔细对比，还是有不同的，右下角的丛竹不一样，是在不同时期画的。

私人收藏傅抱石《竹林七贤》（55.5x76cm）

钱昌照旧藏傅抱石《竹林七贤》（64.5x76.8cm）

蔡辰男旧藏傅抱石《竹林七贤》（64.5x78cm）

南京博物院藏傅抱石《竹林七贤》

又如傅抱石喜欢画《竹林七贤》，反复画了许多张。2001年，北京嘉德在钱昌照家里收了几件画作拍卖，其中两件是傅抱石的《竹林七贤》，一大幅，一成扇。钱昌照是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负责人，雅好书画，与傅抱石为老友，尤喜其画竹林七贤，所以得了傅公大幅之外，再求一成扇。大幅《竹林七贤》在北京嘉德拍卖时，因为与《名家翰墨》第十九期刊载的蔡辰男所藏《竹林七贤》一模一样，大家先入为主，认为后出的钱昌照所藏《竹林七贤》有问题，最终导致流标。后来香港某名导演很有眼光，底价买下，过了三年，于2004年交给香港苏富比拍卖，价格翻了很多倍。

同样情况的还有《万竿烟雨》，此画是傅抱石传世名作，藏在南京博物院。十多年前，上海崇源拍卖行图录上赫然出现另一件几乎一模一样的《万竿烟雨》，人们又认为这必是伪作。拍卖预展期间，我近距离过细观察，觉得此画假不了，遂拍了照片回香港研究。

回香港后遍寻资料比较研究，偶尔发现此作在1948年陈伯庄办的《京沪周刊》发表过，再查到1948年《中华民国美术年鉴》又刊载过，这是非常硬的证据，信心大増，准备竞投夺宝。谁料拍卖时，我在电话竞投，却有人在现场紧扣顶价，顶到超乎我的能力，不敢再争下去，只好放弃。后来发现是林百里拍卖前去现场看了实物，认为系真迹精品，遂参予竞投。以林兄的财力，要什么有什么，我当然要投降了。

《风雨归牧》二

傅抱石另一传世名作，是同样写风雨场景的《风雨归牧》。此画非常有名，却从未署款。画上图章都是傅家后人“文革”后补钤的。话说“文革”劫难中，傅抱石在汉口路的寓所被红卫兵占领，成为某派红卫兵总部。寓所内的乾隆丈二匹大金榜，被革命小将拿来写大字报。后来傅抱石的女婿叶宗镐在地上暗角垃圾堆中见一纸团，捡起打开，拉直一看，赫然就是这件《风雨归牧》。这一名作可说是经风雨、见世面，总算没有被销毁。后来傅抱石各种图册、各种展览，《风雨归牧》都是名角，从不缺席。而此画也有两幅，均无署款，只钤印章。傅二石看了另一件《风雨归牧》后说，就算他爸爸再生、重画，也不可能如此相同。这也是一纸揭而为二，再渲染补笔而成的画作。大处完全相同，细微处各异。

再细看其他几件画作，如《琵琶行》《前赤壁图》等，同画异幅，都是出自一纸分而为二，然后再加工的双胞兄弟。

台湾首次举办傅抱石画展

《名家翰墨》第四十五期也是傅抱石的专集。为什么编这个专集呢？因为1994年是傅抱石诞辰九十周年，我问傅二石，是否在台湾办一场傅抱石展览，他很感兴趣。谈到很难借出南京博物院所藏傅抱石画作，我建议，不如绕开南京博物院，以傅家自藏的几十件为主力，加上郭沫若家，以及香港、台湾、美国、英国若干藏家的藏品，合起来足够办一场展览。傅二石越讲越兴奋，积极性很高。在东京的傅益瑶也很赞成此举。

台湾当年的展览场地，以历史博物馆较为合适。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何浩天先生是旧识，而新馆长陈康顺先生也认识几年，因为前些年我和历史博物馆合作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在该馆办名家画梅展览，效果不错。这次要办傅抱石画展，立即想到继续与历史博物馆合作。遂急赴台北，拜会陈康顺馆长，探讨在历博举办傅抱石画展的可行性。陈馆长有点犹豫，但并不拒绝，说必须由台湾的机构出面来主办，才容易通过。我将情况反映与二石、益瑶。不久，益瑶在日本打通关系，由日方联络台湾某一基金会出面举办——基金会的名字忘记了，只记得负责人是陈重光先生。益瑶让我与基金会秘书通电话，他似乎对中国书画非常陌生，在电话中反复询问“傅抱石”三个字怎么写。我心想，糟糕，他们对这方面根本不了解，以后怎样谈下去呢？合作可能有困难。于是，委婉地谢绝了与这个基金会合作。

此时，我忽然想起蔡一鸣先生，他们不是有一个中华文物学会吗？我跟蔡先生见面，谈及傅抱石展览事，请中华文物学会出面。蔡先生二话不说，立马答应。我当时还说，只是借中华文物学会招牌一用，其他事情不用他们操心。

我将中华文物学会愿意出面举办傅抱石画展的情况，告诉陈康顺馆长。陈馆长很高兴，说很好。历博与该学会曾多次合作办展。但是拖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下文。后来再赴台北与陈馆长接触，见他面有难色，方知他对展览确有不少顾虑。幸好陈馆长坦诚，他直接问我：“傅抱石是不是共产党？”我这才明白，他受到的压力很大，历史博物馆刚刚办完李可染、徐悲鸿、刘海粟等画家的展览，台湾某方面已有意见，立法会有人攻击陈康顺，说台湾有画家诟病，历博为什么总在办大陆画家的展览。所以，陈馆长才会很担心地提出“傅抱石是不是共产党”的疑问。

过去，台湾地区对傅抱石的看法，认为他是“共党分子”，或者“附共分子”。上世纪七十年代，重庆南路衡阳路附近某画廊曾悬挂傅抱石画作两件，后为警备总部没收充公。所以陈馆长有此忧虑担心，可以理解。陈出身于李焕的“反共救国团”，李焕做“行政院长”时，任命陈出掌历史博物馆，他担心常办大陆画家展览，有为共产党宣传之嫌，那个时代在台湾叫“为匪张目”，是会惹大麻烦的。

我对陈馆长说：傅抱石和国民党渊源其实很深，怎么能说他是共产党呢？傅抱石曾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蒋的《吿全国同胞书》，是傅抱石起草的。傅的印谱显示，他曾为熊式晖、陈果夫、张道藩等国民党要人刻印。而这次展品的提供者中，国民党中常委李海天先生、中央日报董事长黄天才先生以及蔡一鸣先生，都很支持举办这个展览。陈馆长好像感到国民党色彩浓些了，这才稍稍释怀，不久便同意历博举办这一展览。

险些惹祸的《全家院子》

最初，我还以为这是自己游说之功，后来听蔡一鸣先生说，原来是他和陈重光在背后发功。

当时，蔡一鸣先生已卸任中华文物学会理事长一职，接任者是黄政旺先生。黄先生系台湾望族，经营多种生意，以“养力多”最为台湾人所知。而陈重光是养力多股东之一，且是董事长，和黄关系密切。陈的基金会本来就受日本方面委托，举办傅抱石画展，现在由黄主理的中华文物学会出面来办，大家都希望能不受阻碍。所以，陈重光也曾托人关说陈馆长。于是，陈馆长同意，傅抱石画展由中华文物学会来主办。

我虽跟蔡一鸣先生说，只借中华文物学会招牌一用，其他事情不用操心，但是真做下去，却没那么简单。中华文物学会要处理的展览事宜有一大堆，实际操办者则是学会秘书长，他的名字也叫“一鸣”，姓黄，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书法家。为了这个展览，黄先生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首先是经费问题。办展要运输展品，招待一干人等来台湾，食住交通，都要花钱。为了解决部分经费，黄先是来电话，让我寄些傅家儿女们的画去学会，开会时内部认购，用以筹集经费。我转告了二石、益瑶几位，自己也捡拾几件，寄去学会，以支持配合黄先生。当时书画不是那么贵，售卖所得仍然不足，最后由黄政旺先生掏腰包玉成。

此外，黄一鸣先生还要向“台湾教育部”报备。教育部认为没有机构可以审核展品，不予审核，他又请教育部出具公函并盖上公章，可以让展品通过海关入境。一切本来进行得颇为顺利，可黄先生在北京点收展品时，忽悉台湾方面展品入境有文件，要按新的海关条文办理，需要到教育部重走程序。还有两天就要运送展品，展览会也马上开幕，重新办理必来不及。黄当机立断，将原来托运的木箱拆开，分散展品，让文物学会经办者以随身行李入境。傅二石、傅益玉、叶宗镐、郭庶英等人，负责将一批傅抱石精品运到香港，先存放在翰墨轩，再当随身行李带去台湾。而另一批则由文物学会的理事林木和先生等押运。但黄先生非常担心入境出问题，遂向蔡一鸣报告。蔡表示会向有关方面疏通，请他放心。黄在飞机上仍然忧虑万分，想到万一海关留难，扣押展品，需缴二千万新台币作保才能入境，但谁来付这笔钱呢？

下机之后，黄忽然见到有人高举标有“黄一鸣”的牌子，知道有救了，原来举牌的是一位关员。一干人等随这位关员走向一个通道。关员打开通道，让他们通过之后，立即关闭此通道。傅抱石这批画作才安然入境。后来在办展账目上，黄先生见有一笔新台币八千元的开销，是购置高级毛衣的项目，该是馈赠有关方面的心意。

展览最终得以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行，开幕时，冠盖云集，很多人都来参观。某日，“教育部长”郭维藩专门来参观，黄先生作陪，一件件地欣赏。看到某件作品时，他不得不声东击西，拉着郭维藩迅速闪过，不让细观。其实展品在参展前就已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画作，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类毛泽东诗意画等。但还是漏了一件《全家院子》。

《全家院子》题跋

单看《全家院子》，只是一幅风景画，前景大小树木占据画面大半，右下方隐隐显露一平房，并无红旗之类。左上方篆文“全家院子”领头，然后小行楷十一行题跋，细读之下，的确犯忌。题跋原文如下：

全家院子。院子位重庆西郊赖家桥头。抗日战争期间，郭老所领导之文化工作委员会所在地也。于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此备极摧残，幸在党的关怀、支持之下，得以坚持。阳翰笙、何成湘两同志实始终其事。每当夏季，文艺工作者多聚于斯，周总理、徐冰同志，苏联费德林博士亦数数此。开国后，予曾写一图。昨日特往再访，至则几不能辨，盖已略事改筑，公社农科研究所设于此处，正在建设中也。于徘徊移时，门外小阜之上乃昔日同人种菜地，总理与郭老亦曾畅谈之地也。特收之图中，藉志怀想。出川十有四年，亟为写之。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革命节，傅抱石重庆并记。

傅抱石题跋写的小字，郭部长没看清楚,加上一鸣兄急急拉着他转移视线，方没惹出麻烦。但《全家院子》开幕那天已经挂了出来，不能轻易撤下，否则敏感的记者会立刻察觉，变成新闻。一直到展览结束，出版展品画集，似未有人发现，也无人打小报告。一切安然无事。

隔了二十多年，两岸局面早已丕变，在这里当故事公开讲讲，料也无伤大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