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一周书记:马克思的“宝藏”与……解除魔咒的戒指

李公明

2017-02-16 15:1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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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的《沈宗瀚先生年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6年10月)初版于1981年,现新版有文字修订及增补内容。许倬云先生在初版序言中说:“余姚沈宗瀚先生是中国农业史上的重要人物。……沈先生自己的育种工作为中国找到了优良麦种;他的推广工作,使中国农夫接受了现代农业的成果。他在农复会参加了改革的大事,也主持了农业推广,使这次土改不是单纯的分配土地,而兼顾农业技术的提升。”寥寥几句概括了沈先生(1895-1980)的主要成就,继而他认为这部年谱“不仅涵盖沈先生的一生,而且也是一部中国现代农业史”。1990年代以后,大陆学界对民国时期农学家的研究渐有成果,1990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举办了“沈宗瀚先生农业学术研讨会”,相关论文也陆续发布;2011年《沈宗翰自述》(上中下,黄山书社)的出版使读书界对沈先生的一生有更多的了解。
而在林建刚等学者“追寻民国农学家的传统”的呼声中,随着沈宗瀚、董时进、钱天鹤等著名民国农学家陆续进入人们视野,关于民国农业史的一些重要议题也逐步引起关注。例如,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与民国农学家为核心的中美农业技术合作问题、民国农学家的几个流派异同、农学家对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的态度、1949年的去留选择以及1950年代以后大陆与台湾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等问题,这些议题显然在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两条核心叙事路径(革命叙事与现代性叙事)中具有重要意义。《沈宗瀚先生年谱》对这位曾在民国农业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农学家生平事迹做了整理和研究。
黄俊杰先生在“增订新版自序”中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农业问题的看法有四个比较明显的流派:“农业派”,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生产力的提升的问题;“平教派”,认为基本问题在于平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分配派”,认为中国农业的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折中派”,认为农业技术创新必须与制度改良同时并进才能解决中国农业问题;这四种意见的共同之处是他们对“农民主体性”的肯定。应该说,恰好是在“农民主体性”这个关键问题的处理上,改变了农业知识分子的愿景和中国农民的命运。1950年11月,沈宗瀚在哈佛大学举办的中国农业经济讨论会上,以福建龙岩县土地改革和台湾三七五减租为实例说明不同的土地改革路径,闻者“甚为惊异”(《年谱》,197页)。1961年,作为台湾土地改革和农业发展的重要设计者的沈宗瀚先后发表演讲、撰文论述海峡两岸的农业发展问题(224-225页),更是让今之读者感慨良多。
沈宗瀚先生(图片来自《沈宗瀚晚年文录》)
沈宗瀚先生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作为作物遗传育种学家,于执教金陵大学期间育成的金大2905小麦良种因大大提高了产量而广为种植,深受农民欢迎;作为农业行政管理专家,他在抗战期间以实行田赋征实的措施对发展大后方粮食生产作出贡献;他在大陆和台湾先后组织、主持中美农业技术合作项目,意义巨大、影响深远。农业专家的角度、以农民为主体的立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在艰难时局中的坚持推行农业革新措施的精神,这些都是农学家沈宗瀚区别于一般关心农业问题的人文知识分子的特点。作为留美博士和中美合作的主持者,他并没有盲目引进不合中国实情的美国农业技术,1929年他坚决反对山西教会美国农业牧师欧远桥(Rev.Leonard Outerbridge)未经试种而要大量输入美国高粱品种,可见其理性、务实的科学精神(75-76页)。从大陆时期的民国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沈宗瀚一生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行政管理的经历则可以看作是主流历史叙事中另一种“执拗的低音”:在纷乱、危机的政治时局中,现代性的建设事业仍未断绝无闻。据《年谱》载,在1949年的大变局前夕,沈宗瀚仍然风尘仆仆地来回奔走于杭州、上海、台北、厦门、广州、成都、重庆、兰州、西宁、桂林等地,与农民、官员、农业技术人员谈话,讨论如何实现农业减租、推广农业技术、培养农业技术人员等合作事项(185-191页)。在“1949”的历史叙事中,类似这样的研究视角正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韩国学者郑文吉的《尼伯龙的宝藏》赵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传世、出版史,内容包括马克思未竟之作《资本论》及相关遗稿的继承、恩格斯的逝世与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去向、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最早发行“历史性、批判性”全集、法西斯的抬头及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转移与出售、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筹划与出版及其学术化与国际化等问题。作者自述该书是其研究马克思及其手稿原稿过程中的副产品,读完之后想到一个问题是,作者的原创性成果可能容易被隐没在丰富的资料引用及细节微观描述之中。
作为马恩文献及版本研究的门外人,我被深深吸引的原因是两个:一是马克思的文献遗产被称为“尼伯龙的宝藏”,这些“宝藏”有何特点,且有怎样曲折的传承史?从马克思的逝世及其最早的继承人恩格斯开始,围绕着文献传世与出版的发展情节引人入胜,作者的描述极为细致生动,有的读起来甚至像一部侦探小说,时有种种悬疑、惊心、感慨;二是围绕MEG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收集、整理、出版而呈现的政治与学术的较量从一个重要角度串联起国际共运史、苏联大肃反、苏东解体等二十世纪政治史的关键脉络,这在一般的文献版本学研究中并不常见。
甚至在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围绕马恩全集文献的学术与意识形态之争。关于梁赞诺夫主持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国际版全集(MEGA 1),国内有人认为虽然它强调准确的文本再现,目的是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整的思想全貌为学术研究所利用,反对任何主观的介入或解释,但其最终旨趣绝非完全消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苏联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服务;理由有两点:第一,这个项目本身是苏联与第二国际争夺马克思主义最高解释权斗争的结果;第二,它是在列宁的全面支持下进行的,他对这一项目最根本的期待是为了“让广大工人阶级读到真正的马克思”,而这点无疑影响了梁赞诺夫。因此,绝不能把梁赞诺夫的编辑原则与西方马克思学的“零度意识形态”相提并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我认为以这两点作为论证的理由都是很牵强的:首先,早在1910年梁赞诺夫就开始正式策划、筹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工作,并在开始时深受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信任(111页),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德国社会党档案馆围绕遗稿拷贝的争夺是后来的事情,项目本身并不是“争夺……斗争的结果”;其次,列宁于1921年2月2日写给梁赞诺夫的备忘录被认为是支持马恩全集出版工作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其中并没有提到目的、宗旨等,而梁赞诺夫“的目的与列宁的希望是一致的,即让工人群众读到‘真正的马克思’,出版完美的学术性全集”,“为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奠定客观基础。一目了然地、诚实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思想遗产”(128页)。在该书第四部分,作者详细介绍了MEGA 1的编纂原则和具体处理方法,很显然看出客观性与学术性是基石与根本原则。这与为谁服务不能混为一谈,而该项目最后在1936年被迫停止的原因,正是“斯大林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偏向性,它使得IMEL(即大肃反后合并成立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引者注)的重心从学术研究转变为宣传煽动”(195页)。
作者最后说,希望MEGA能够在2020年全部完成,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不再是埋藏在雾之国的洞穴中,而是成为解除魔咒的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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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丁晓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沈宗瀚,民国农业史,马克思恩格斯,梁赞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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