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曹蓉：光绪年间私家画展上的筵席

光绪五年（1879）九月初九日，顾文彬在怡园召集真率会，在席者吴云、李鸿裔、潘曾玮，未到者沈秉成、彭慰高。还有一位勒方錡，远在福建任上，但赴任前还是真率会的固定成员。

顾文彬，苏州人，光绪元年（1875）从浙江宁绍道台任上辞官返乡，居铁瓶巷宅中。在这之前，吴云、彭慰高、李鸿裔、沈秉成也都相继从官场引退，息停在苏州。勒方錡，时任江苏按察使，治所在苏州。潘曾玮，虽不像前面几位一样做过高官，但出自本地望族，累世居吴。

一时之间，这七人集于一地，交相酬酢，并且设有正式的集会。夏日曰“消暑会”，冬日曰“消寒会”，其余还有“真率会”、“蝴蝶会”、“熊蹯会”等名目。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九年（1883），大家轮流做东，或者在自家园子，或者借他人园亭，设宴款客，共赏书画，以为消遣。 

以序齿论，这里面吴云、顾文彬、彭慰高年纪最长，并且同年，其次是勒方錡、潘曾玮，李鸿裔年纪最小，足足比吴云小了十九岁。以官位论，勒方錡最高，并且后来还升到了督抚的位置。

真率会的目的当然不是吃，可开场的形式却是吃。向来研究者撰文，关心的都是聚会的人员、频次，乃至会上看了哪些书画，却不曾留意他们吃些什么。

真率会上的筵席是仿照北宋真率会旧制，菜止布五簋，有时加上八个小碟，以表示敬意。过去用簋，带有某种礼仪性，但功能相当于现在的碗，用以盛全鸡、全鸭、全鱼之类的大菜，碟则专置冷荤、热荤、糖果、干果和鲜果。但这个旧例也未必回回要遵守，权宜之下可作变化。

譬如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沈秉成在耦园请客，“席上传膳之器，俱用古铜器，镕锡作胆”，这恐怕很难做到只用簋、碟了。不过食物很好，顾文彬讲：“膳亦极精。”

沈秉成算是个有些好事的人，光绪六年东坡生日时，他也召集过一次文会，为东坡贺寿。案上供宋元瓷像，墙上悬东坡小像，席间行东坡诗令，这些都不出清人为东坡做寿的范畴，不过他还特意布置了一桌尽是岭南海味、蔬果的筵席，以怀想东坡最后谪居岭南的岁月，颇为独到新奇。

不过因为吴云老病沉疴，真率会还是最常设在他的听枫山馆里。倘若我们稍稍检点一下吴云的尺牍，就会发现，熊掌、果子狸、风鸡、荷包豆、杏叶笋，闽产的酸枣贡糕、橙饼、橘、姜，这些都曾出现在他听枫山馆的筵席上。

为了对这些菜品有个大致的评断，我们先来看看乾隆年间的《扬州画舫录》开列的一份扬州“大厨房”专为到地巡视的“六司百官”置办的食单，共分五轮呈进：

第一轮用头号五簋碗盛，共十件，燕窠鸡丝汤、海参汇猪筋、鲜虾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汇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轱辘鎚、鱼肚煨火腿、鯋鱼皮鸡汁羹、血粉汤、一品级汤饭碗。

第二轮二号五簋碗十件，鲫鱼舌汇熊掌、米糟猩唇猪脑、假豹胎、蒸驼峰、梨片伴蒸果子狸、蒸鹿尾、野鸡片汤、风猪片子、风羊片子、兔脯、妳房签、一品级汤饭碗。

第三轮细白羹碗十件，猪肚假江瑶鸭舌羹、鸡笋粥、猪脑羹、芙蓉蛋、鹅肫掌羹、糟蒸鲥鱼、假班鱼肝、西施乳、文思豆腐羹、甲鱼肉片子汤、玺儿羹、一品级汤饭碗。

以下还有两轮，包括比较常见的鸡鸭鹅，猪羊雑什等等，姑且略过。

我们看第二轮，头一道就是就是鲫鱼舌汇熊掌，可见吃熊掌是多么高级。过去比喻珍馐，动辄说胜似熊蹯，过于鹿脯，几乎成为一种套式，其实也是熊掌珍奇难得，成为大家美食想象的一个例子。

不过滋味究竟如何呢，顾文彬说：“余食之屡矣，了不觉其味之佳。”话虽如此，之前顾文彬请客时，照样准备了熊掌，并借了吴府的厨子过去煮。可见熊掌还是设宴款客十分不错 的选择。

除了进冷热菜、干鲜果之外，还有茶水。苏博在展的《吴郡真率会图》，图后的顾文彬自跋中说：“酒阑之后，继以品茗。”喝什么样的茶呢？我们同样可以从尺牍中寻觅出踪迹。

武林龙井、吴兴本山、洞庭碧螺春，还有武夷岩茶，这些都是吴云平日里喝的茶。虽然身体不好不能多喝，但喝起来却十分讲究，在写给勒方錡的一封信中，他说：

弟每日只饮三盏，不但茶非清明前龙井不可，而水尤必亲自检点。家储天水缸三十余只，每只必有盖。水之陈也，必有轻尘浮於缸面，取水时须将此一层轻尘撇去，然后入砂罐煮。火候要适中，茶取其绿，水取其白，举杯凝视，觉一种清光明艳，恐虢国夫人亦有珠玉在前之叹。

也就是说，除了茶叶要好，泡茶的水也不能不讲究，储水、煎茶，每一步都不能出错，这样才能出好茶。

你可能会说，宴会上的茶，未必像私下喝的那么精，但有一条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吴云在领到勒方錡寄来的武夷山寺岩茶之后，特意“集阖署亲友，浅斟细啜，以次尝遍”。阖府分饮的都能是这样“价重兼金”的茶，更何况是拿来招待真率会中诸友的呢。

说完了筵席上的菜，再来说说筵席上的画。但我们并不讨论会上究竟看过哪些书画作品，而是来看看这些东西，和他们私下互相借观的藏品之间有什么区别。

晚清的高官，家里多少有些收藏，即使不是翰墨丹青，至少也有碑版刻帖。他们各自之间交换藏品，互相观摩的情况十分普遍，有的甚至订有“换帖”的约定，来确保归还的期限等等。

这些相互借观的书画作品，既有自己十分得意的珍品，也有不少真伪难辨之物。这里我们仅以顾文彬、吴云二人为例。

顾氏虽然藏弆宏富，但对于自己鉴定的眼光并不十分自信，每有所获，往往先拿给吴云过目，然后互相商榷。

当他还在浙江任上时，得到一件巨然《海野图》，这件东西在当时的收藏圈中允推名迹，但卷后所谓的米芾题诗却很有讨论的余地。顾文彬写信去向吴云请教，吴云回信中称，昔年曾在许信臣处见过，但未及细审，“今为老亲家所得，闻之快极，他日有妥，便望寄来重读，弟当作一长跋，以定米书之聚讼”。

同一封信中他还说：“兵燹以后，东南巨迹我二人所得不少，尊处愈多，惟中间尚有致疑可商之件，将来似必归弟审确，而后入录，务使此书一出，有识者击节称赏。”

信中所云“兵燹”，是指咸同之间东南各省的太平军起义，而“此书”，则是作为顾氏藏品选目的《过云楼书画记》。

也就是说，两人之间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顾藏书画中那些真伪存疑的部分往往会先经过吴云审定。

事实也确是如此，在顾文彬返乡之后的第一年十月初一，以八十元得徐渭花卉、文徵明兰竹各一卷，初九日即往晤吴云，携示文兰卷，午后，吴云又来顾处，并携去徐卷。

光绪六年八月十三日，顾文彬又以二百元得赵孟頫草书《千文》，次日就拿去同吴云共赏。

十月廿二日，以二百元得仇十洲《瑶台清舞卷》，而此时的吴云尚在娄东疗养。大约到十一月，吴云返回苏州，顾文彬便带着这卷画和家中所藏其余两卷仇画，前去拜访吴云。吴看后，觉得此卷不如另两卷水平高，但画幅之后的题咏尽出“胜国名流”之手，且王宠、张凤翼、袁尊尼、彭年、周天球诸跋与缪文子《寓意录》著录悉合，因此特意加跋题字，为之增重。

值得一说的是，从著录上来看，这种顾藏吴跋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倘若一件作品较为普通，吴云往往会为其题上跋，加墨推重。譬如《过云楼书画记》中置于法书类第二的《米题褚摹兰亭卷》，同样也属于这种情况。这卷《兰亭》，顾氏初以为是卞永誉《式古堂书画考》著录之本，后来持示吴云，又细加详考，才发现卞书著录之本实为《三希堂法帖》刻入之本，而与此本无论笔画、钤印皆有出入。因此二人商定，加意阐发米芾一跋，因为其中“彦远记模不记褚”一句至少暗示着此本是一个唐摹本。

但在真率会的筵席之上，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带有某种展览的性质，会上所出示的多半都是各自箧衍之中的珍品。

前面提到的巨然《海野图》，虽然不知吴云是否私下见过，但在光绪元年六月一日张之万召集的宴会上，顾文彬就带上了此卷。作为坐客之一的吴云一定见到了这张画，而同席的还有李鸿裔、杜小舫、沈仲复、潘曾玮，大率真率会中人。

其余曾出现在真率会上还有宋拓开皇本《兰亭》、宋拓《十三行》、赵孟頫《秋兴赋》等等，这些记录散见于顾文彬日记、李鸿裔日记、吴云尺牍之中，但无一不是各自收藏的铭心绝品。

真率会，如同一个小型的私家画展，在光绪初年的苏州名园之间流动。直到光绪九年（1883）吴云下世，光绪十年（1884）沈秉成离开苏州，最终星散，而真率会上的筵席也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