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陈徒手：七十年代北京外国展览会举办的幕后

从进口原材料到进口仪器、设备、配件

 “文革”开始后，各地可怜的外汇指标一直由国务院财办掌控划拨，1968年上半年北京市第一期只得到一百万美元，第二期又收到八十万美元，市革委会计划组、财贸组四处清理历年积余外汇四十五万美元，总算凑齐全市工业、科研、文教等方面所急需的日常额度二百二十五万美元（见市计划组、财贸组1968年7月15日致谢富治、吴德《关于北京市1968年上半年外汇使用情况和外贸进口计划初步安排意见的报告》）。北京市使用外汇进口商品的特点是，原材料类（钢材、化工品等）占的比重最大，占用汇总额近八成，而零配件类占一成多，仪器类、设备类合起来不到一成。

这样使用外汇的“一头沉”状况持续多年，沉重的原材料进口压力一直没有减轻，造成仪器、设备类进口产品长期亏缺，严重制约工业发展的势头，与世界工业生产先进水准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1973、1974年，“由于资本主义市场两年来动荡混乱，各种物资价格飞涨”，高层领导才决定逐步增大地方外汇额度。1974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通知北京市计委，将北京市1974年地方外汇额度由七百十万美元，增加为一千一百万美元，首次额度越过千万，而且新增拨的三百九十万美元，即日就可以使用。北京市计委当即决定，“避免因国外物价飞涨引起货币贬值的损失，尽可能争取赶在广交会闭幕前，在交易会上订货”，“尽快购进我们急需的物资”。市计委报告称，以百分之三十的涨价计算，我市进口商品亏汇甚多，已经超支了一百十万美元，这是必须归还的（见1974年5月6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寿山并万里、王磊同志信函》）。这表明，在外国产品价格疯涨的背景下，原本紧张的外汇额度已是明显捉襟见肘。

那几年随着中美、中日、中欧关系转好，中国国门有限打开，外国厂商纷纷看中帷幕刚拉开的中国神秘市场，除了时间悠久的广州交易会之外，外国政府工商部门也相继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本国展览会，以便推销自己国家的诸多新兴产品，到了1974、1975年形成相对定期、具备一定规模的展销模式。中方各地政府就会提前留下“购买外国来华展览会展品的用汇”，北京市计委1974年就特意扣出八十万美元，目的就是“在今后几个大展览会（有法国、日本、瑞士等）的展品还可收购一点”。有的目标还非常明确，譬如市里安排农机样机用汇十五万美元的计划，力争在广交会上订货，如果订不到，拟将这笔外汇留到下半年日本农业机械展览会展出时收购其展品（见1974年5月6日《市计委财贸物价处致寿山并万里、王磊同志信函》）。

无形中就会有一大批货单如在广交会上订不到，企业采购人员转而在外国展览会上看货购买。由于当时国门通道过于狭窄，大家在政治上恪守官方的宣传信条，对外面世界还抱着战战兢兢、半信半疑的态度，但一旦见识到现场实物，涉及产品的专业技术，众人也会一时放下戒备之心，与外国商家讨论和比较各种机器的功能、性价比，甚至可以激烈地讨价还价，为自己的单位争取一个低价位。也就是外国展览会这样的特定场合，在比差距、重技术的氛围中，领导层和企业负责人眼界大开，意识到自己认识上的偏颇，对仪器、设备类产品的重视度、需求量骤然上升。这样，仪器、设备倍受重视，导致原材料类的进口量稳中有降，“文革”初期原材料占八成多的进口“粗犷”比重得以有了重新调整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在“文革”风雨飘摇、业务惨淡经营之际，社会上狠批白专道路、批爬行主义，与外界隔绝多年，普遍缺乏对工业世界的认知渠道，人们已经在生产方面没有过多的追求，也无心无力在技术方面有所探索。但是，外国工业产品有机会成批量地涌入境内，在先进的外国机器设备面前，大家切实地感受到一种硬梆梆的技术冲击力，领略到国外设备的专业优势和精细效果，知道了自己所对应的外国技术种类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心灰意冷的氛围之中还是会有所触动。有不少企业执意向上级打报告买回样机，就是为了日后拆解样机、模仿制作，有一种为社会主义祖国争气、追赶的迫切愿望。

正因为增加了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商业沟通渠道，政治负担较少，眼界大开，及时吸纳行业内的信息，小窗口联接外面的大世界，因而外国展销会成了各大企业、各个工业局负责人、采购、科研人员争相前往的难得场所。

展览会筹办之初：挑选欧美小国

起初筹办外国工业产品展览会，规模较小，行业较窄，挑选的也不是国内常常批判的头几号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主办方谨慎行事、尝试摸索的必然举措。1974年8月，风传即将在北京举办丹麦电子仪器展览会，展览目录在企业中流转，立即就有不少单位焦急、委婉地向市计委打申请报告，要求提前订购展览会的某些特定产品。

最早来信函的是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筹建处，这个新单位的任务是对噪声的危害情况进行监测，对噪声采取有效控制，并为噪声源较大的产品、环境改进提供科学依据，但苦于没有配置相应的噪声测量仪器。他们在致市计委的信函中，不断强调北京噪声危害正在不断加剧，举的一例是东城区玻璃加工厂发出的噪声直接影响到相邻的朝鲜驻华使馆，惹得使馆屡屡向中方告状。他们称，即将在北京举办的丹麦电子仪器展览会，其中有噪声剂量仪等七台主机及附件十五个，包括声级记录仪、统计分布分析仪、电容传声器头、话筒前置放大器、噪声剂量仪、实时倍程频谱仪、活塞发声器等，购进后可以开展噪声与振动的强度、频谱、统计分布函数以及噪声剂量等项目的监测。如果买下，“可以弥补国内噪声监测仪器产品的空白，满足我监测中心当前噪声监测工作的急需”（见1974年8月18日《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筹建处致市计委信函》）。

这一套监测设备报价高至三万三千美元，价格不菲。当时号召“走群众路线”，上级规定：“凡国内能生产的设备、仪器原则上不应申请进口，必须进口的设备、仪器要经使用单位的群众讨论方可申请进口。”环保监测中心筹建处的群众就被反复组织起来讨论数次，最后一致同意购进所述的展品，形成文件上报。几乎同时，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也盯住丹麦产的噪声剂量仪，他们正与耳喉科研究所共同担负制订工矿噪声、机动车辆噪声允许标准的任务，已拟定测试规范，即将开始进行大量的噪声测试调查。他们在报告中反映：“由于测量仪器很少，以至各个课题的测试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大大地影响课题任务的进展。例如，测试中经常用的声级计，我所仅有两台能用，而机动车辆噪声测量就同时需要两台。”关键是急需的噪声剂量仪、人工耳等仪器，国内目前均不能生产，“即便马上向国外订货，也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既然丹麦就近在北京举行工业展览，其展品中有我们上述急需之仪器，故特此申请购买。”（见1974年9月4日《北京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致市科技局业务组信函》）光是噪声剂量仪一件，就有两家单位闻讯来抢，各自都有充足的申请理由和苦恼难题。

牛街仪器厂虽是一家小厂，却是国内测振仪专业化的定点生产厂。需用3328型自动频响记录仪、2109型频率分析仪、2425型电子电压计、4291型加速计校准器、2626型适调放大器等关键仪器，“解决所生产的后电式加速度计的标定，作频响曲线”。而国内无法生产这些高尖端的仪器，国内生产的振动台只适于作倒行试验。多年来，每次做产品标定、作频响曲线，必须求援国家计量局和市计量处解决，利用他们的国外仪器来做检测。他们给上级打报告说，产量逐年增加后，“求援不能解决我厂生产问题”，因此多次召集厂内群众开大会，大家讨论后一致认为，“为确保产品质量，解决生产急需，应该尽快搞到一套丹麦公司的校准标定设备”（见1974年8月《北京市牛街仪器厂进口计划》）。

这样的申请购买报告，一下子堆满市计委计划处，让他们应接不暇，要从中梳理，分清缓急轻重，排个优先购买的序列表。丹麦展销会尚未举办，展品还在挑选、装船之中，这边已经喧闹一片，都是吁请市计委“大力解决”本单位的难题。小国丹麦的产品算是欧美国家中比较精准、小型化，可能并不列在世界工业的领先位置，但对于工业仪器设备异常贫乏的中方来说，这已是雪中送炭之举。

北京厂家：近水楼台先得月

 “文革”头五六年，左倾风暴加重反帝反修、闭关锁国的色彩，工业领域与外界的联络基本割绝，仅有一些轻工业厂家完成有限的为国家挣外汇的外贸任务，而且大多延续“文革”前的传统项目，中方对国外的发展信息所知甚少，直到1973、1974年才缓慢地有所接触，外国产品展销会就成了最佳的信息沟通场所之一。

当年北京已经在建造七八层至十多层的建筑，为了满足钻探需求，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本来已向日本订购TOP-SV型工程地质钻机一台，但参观法国展览会一打听，发现法国福拉科公司所生产的RVPH型工程地质钻机比日本钻机更先进，但比日本钻机贵六到七倍。心有不舍，他们看中法国的附属测井设备，在申请报告中大谈及其优点：“能在钻孔中连续测得土的放射性、电阻率及自然电位差等数据，可准确地反映客观地层的变化，杜绝漏层现象，对提高明确地层的质量有很大的帮助。”“该套附属设备据报价只需外汇美金一万九千余元，拟申请订购作为原订日本钻机的补充配件。”（市城市规划管理局革命领导小组1974年9月27日致市计委《关于申请订购法国福拉科钻机的附属测井设备作为日本钻机的补充配件的报告》）居然在法国展览会上找到合适的配件，在价格上灵活取舍，这已经托拜外国产品能够在北京露面的机遇。

在北京同一时段举办的澳大利亚展览会也是人潮涌动，其机械设备最让中方企业惊喜和看重。北京市运输机械厂技术人员对H60H型三吨叉车看得目瞪口呆，整车操纵使用的优势一目了然，他们在报告中一一描述其中的特点：“该车转向机构采用了内曲线手旋转泵、前行、后行采用一个脚踏板控制，操纵方便、灵活；挡架可以横向移动，叉货方便；挡架可以安装其他附件，增加了该车的使用范围；该车的升降系统采用三级门架，两个升降油缸的结构形式，降低了整车高度；其整车结构比较紧凑，体积小转变半径小，便于在狭窄场地作业等。”（见1974年10月11日《市运输机械厂致市计委计划处》）运输机械厂表示，遵照毛主席“洋为中用”的伟大教导，我们要求将这台H60H型三吨叉车给我厂作样机，“可供我厂发展液力变矩器叉车参考”，“以便进一步分析、研究，以利于我市叉车生产的发展”。这台三吨液压叉车售价高达三万四千美元，单机金额实在不菲，市计委考虑再三之后还是予以同意。

对市属单位购买做样机的申请报告，市计委多半予以支持。市农机局申请留购澳大利亚展览会中的土地平整机（售价四千一百五十八美元）、单园盘播种机（售价一千三百六十五美元）、吉尔100型饲料混合机（售价六千八百七十六美元）等三台农业机械作为样机，供下一步拆开机器做研究参考。这三种小巧型的农机设备性能出众，效率高，让人称奇，相比之下中方同等设备就显得粗笨、简陋，中方技术人员在场分析后认为其设置不过于复杂，易于仿造。展览会小角落里，展出了不引人注目的建筑、采矿适用的头盔、面罩、呼吸器、安全帽等劳保用品，市劳动保护研究所技术人员见了满心欢喜，再三挑拣，选中二十四件简易、实用的用品，可以买来作为样品研究对比，总售价仅仅是四百零三美元，市计委都照例批准购买。相反，一轻局申请购买一台洗瓶机，需花费十四万美元，市计委“拟不同意他们留购”（见1974年10月14日《市计委计划处祖福帱致彭城并珂枫同志信函》）。

当年在各国展览会上，中方都会配备一个贸易联络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为国内企业留购展品服务。各省市看中的展品，由各省市计委统一安排接洽，逐一报上订货卡片，并由地方外汇支付。譬如1974年10月15日北京市计委向澳大利亚展览会贸易联络组申请留购农机、劳保用品，共递上二十八份卡片，承诺交地方外汇一万四千七百六十七美元（见1974年10月15日《市计委致澳大利亚展览会贸易联络组》）；市交通局担负修理各大使馆车辆的任务，他们觉得波兰展览会上展出的部分修车工具、仪器比较适合使用，市计委就出面申请，报上十九份订货卡片（见1974年10月5日《市计委致波兰展览会贸易联络组》）；北京市属各厂家以“发展农机生产时参考之用”为由，挑中了日本农技展览会的诸多展品，申请留购展品所需的外汇超过十五万美元（见1974年11月27日《市计委致日本农技展览会贸易联络组》）。过了几天，市计委又为中药研究所申购日本柳本厂的氨基酸自动分析仪，愿从当年地方外汇中支付三万四千八百美元（见1974年12月9日《市计委致日本农技展览会贸易联络组》）。

北京计委及市属企业毕竟有就近观摩、信息流通的东道主便利，展览会贸易联络组与在京企业打交道的机会应该是最多的，北京厂家抢到的产品、支付的款项在各省市中也是遥遥领先。

购买电子设备：展览会外的私下场合

1974年北京市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集成电路、电视、电子计算机等几项大规模的会战，对科技、设备的要求更高更迫切，对所缺乏的一些测试设备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甚至利用展览会之外的私下场合多方购买。譬如集成电路会战的直流参数测试仪项目急需电传打字机配套，这种打字机的生产国内无法过关，适逢日本中央电子公司派人来北京检修设备，顺便带来了电传打字机三台，是国际通用型号，原价每台美元两千八百元，除一台有小毛病外，其余两台还运转性能良好。日方为了免于运回，愿意留下，并削价百分之十四，每台需美元约两千四百元（见市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办公室1974年12月26日致崔绍武《关于申请购买日本电传打字机的报告》）。这种天降的好事不容错过，要在日商离京前迅速办妥，紧隔两天就获市计委特事特批，很快电传打字机就分配至北京无线电仪器厂专供测试设备。

市仪表局需进口一台精密测角仪，称是发展激光研究的一台关键仪器，派人急赴上海英国展览会找相关商人商谈，发现原卡外汇金额不足，市计委得报后紧急补充七千五百美元（见1975年4月2日《计委财贸物价处祖福帱致市计委彭城并伯平同志》）。

1975年初春北京砂轮厂研制高速砂轮和强力磨削砂轮，遇到砂轮硬度的测量问题，老办法是对砂轮进行破坏，测量结果也不尽准确。厂方想自行研制一台无损砂轮硬度检查仪，但缺少可靠的样品。巧在这时北京举办的比利时工业展览会205展台上，朗芒电子仪器公司展出了两台格林度甲尼克杨氏弹性模数数字测量仪，专用于无损测定砂轮硬度（见北京机床工具总厂革委会1975年4月9日致市机械局《关于申请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样品的报告》）。喜出望外的企业领导赶紧逐级报告，说“对我们当前的科研工作有参考价值”，希望购回一台作为样机。

奇异的是，此届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有不少展品都是中方企业当下所急需的，而且技术指数相当适宜，非常投合。市纺织局正准备接受生产中长纤维一千万米的任务，急需连续蒸呢机一台，在国内寻觅一年也未获得解决，国内生产厂家在机器技术上始终未能过关。想不到参观比利时工业展览会时，纺织局的人马一眼就瞅见连续蒸呢机，比利时参展人员在一旁介绍说，这台机器能加工中长纤维，能增加光泽美观，提高产品质量（见1975年4月9日《市纺织工业局革命领导小组致市计委》）。纺织局领导当即决定采购这台机器，为了在短时间内定下机器，还临时拍板所要支付的四十一万元人民币费用“今后由外贸贷款解决”，不再央求市计委外汇渠道来解决款项，也显示纺织局遇事急不可耐的态度。不料此次市计委反而很痛快地答应由地方外汇内统一支付，两日之内计委主任韩伯平在申购报告上会签同意。

北京人民机器厂当时正在进行有机光导体静电复印机的科研、试制工作，对国外同类型机器有过比对研究。1975年4月参观北京的比利时工业展，厂里的技术人员惊喜地看到比利时矮克发机滑公司Χ-20型静电复印机技高一筹之处：体积小、噪音小，速度快（一小时出纸一千两百张），使用方便不需预热，工作可靠（据现场讲解员说，观察几天，出几千张未出故障）。与日、美等国产的其他类型机比较，其复印质量为中等，缺点是边缘效应较强，色调较浅。

中方技术人员发现，Χ-20机的分离机构采用了电极分离方式，定影机构采用了红外线板，这是以前未见过的新技术，“对于提高复印速度和可靠性方面有较大作用”。人民机器厂研制静电复印机过程中，老是解决不了噪音大的难题，噪音的主要来源是吸气分离辊的气泵。技术人员分析说：“如果我们采用Χ-20的电分离技术，则可以不但减掉了又大又笨的气泵，而且大大减小噪音。”“Χ-20中的电分离技术是有可能很快采用到我们机器上的。”另一难题是在喷涂聚四氟乙烯辊和挂高温硅橡胶辊时，采用工艺很复杂的热辊定影，而且四氟乙烯的喷涂北京无法解决，只能去上海加工。“如采用Χ-20的红外线板定影结构，则可以使我们大大简化工艺，并可利用提高复印速度。”（见北京人民机器厂1975年4月10日致市计委《要求进口比利时矮克发机滑公司产Χ-20型静电复印机的请示报告》）因此，鉴于这台新款复印机“不但对我们目前的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后进一步改进完善设计也有较大帮助”，人民机器厂恳请市计委帮助购买，务必在展览会期间定下这台机器。市计委领导再三权衡，紧急情况之下用年初剩余的一笔外汇额度予以解决。

不用跨山涉海，避开意识形态的藩篱，就近参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展览，现场利用实物解剖构件，竟然顺利搞定两三个最重要的技术难题，最后动用国家外汇买下先进展品，用于仿造、测试和生产，借机使自己的产品改善缺陷，竭尽可能地升级换代。在七十年代高度的闭关锁国状态下，中国企业利用外国展览会形成了一条独特、“寒酸”、狭窄的发展途径，在有限的展览空间中找到有利于自己技术改造的门路，这是“文革”期间最为奇葩、异样的工业发展图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