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法国造型艺术中心：最好的公共艺术应融入呼应已有环境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Centre national des arts plastiques，简称：Cnap）是法国文化和宣传部下属的公立艺术机构。它从法国大革命1789年后继承了法国对当代艺术家各种形式的支持：收藏艺术品、在全世界展览及出借作品，并向当代艺术创作、艺术家、画廊、出版社、修复者和艺术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项目。中心一方面管理着一个数量高达九万七千件作品的“法国国家当代艺术收藏”，另一方面以资金支持的方式赞助当代艺术界。其中一半的收藏是法国的艺术品，另一半是外国艺术家的作品，它经常在海外展览，并常与海外有合作的特定机构合作，围绕它的收藏一起选定展览主题和展览方式。例如2016年在韩国与首尔美术馆合作的展览，以及在2017年法国与哥伦比亚友好年将与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美术馆合作展览。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公共艺术部负责人菲利普·贝迪尼曾作为演讲嘉宾参加了巴黎政治学院历史系《艺术与社会》的一次研讨会。会后笔者邀请他向中国的读者们介绍一下法国的公共艺术的发展和收藏政策，于是他热情地接受了这次访问，谈到法国今天所致力于发展的公共艺术的一系列特点：去中心化的公共艺术品定制、形式多元、面向所有人、可与环境细腻地融合以及考虑到当地居民并能激发他们的参与。这项公共艺术政策由法国文化部推行、由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完善，协议式定制、可移动、低成品的公共艺术作品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公共艺术部负责人菲利普·贝迪尼

澎湃新闻：如何定义今天的公共艺术？公共艺术面向怎样的大众？

菲利普·贝迪尼：对我来说，公共艺术是指在常规艺术展览场所例如博物馆和艺术中心以外展示的艺术作品。公共艺术面向怎样的公众？公共艺术的主旨就是要面向所有人 。六十年代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博物馆和文化艺术中心似乎有一种象征性的门槛阻挡了一部分人去参观。即使它们是免费的，即使它们的宣传很吸引人。因此，公共艺术就是将当代的作品与这个群体互相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

澎湃新闻：去年2016年国家造型艺术中心收藏或订购了哪些公共艺术作品？

菲利普·贝迪尼：自很久以来，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管理着法国国家定购的所有当代艺术作品，其中大部分的作品是固定在一个场所的。 而如今国家造型艺术中心管理的是一个移动的收藏，且有意收藏更多可以移动的作品。对于公共艺术来说这并不容易。

我们从2016年开始尝试协议式的作品——我们只向艺术家订制作品的构思和制作说明，作品每次出借时，人们都能按照这个说明来制作它。比如说一件作品如果十年后有人需要，在那时候我们会根据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当初制定的制作说明重新制作作品，并且在作品出借到期后被拆除或回收。

现在有两位艺术家参与了我们这个项目。一件是Raphaël Zarka的作品，它是一个木制的滑板场。另一件是Katinka Bock的作品，它是用陶瓷的碎片创作的一块地面。每块陶瓷大小是根据收集的真实的人的手脚大小而制成的。想象一下当每一位观众都拿走一块陶瓷后，作品就消失了。

澎湃新闻： 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收藏中有哪些标志性的公共艺术作品？

菲利普·贝迪尼：除了巴黎观众比较熟悉的圣拉扎尔火车站外的艺术家阿曼（Arman）制作的时钟以外，我想到了另外两件重要的作品。一件是里查·塞拉（Richard Serra）在沙尼市镇（Chagny）的作品，名叫 《 给圣埃罗瓦的八角形 》（« Octagon for Saint-Eloi »）。它位于沙尼教堂广场上教堂侧面的十字形轴线上，呈一巨大的八角形。它参考了古代和中世纪某些洗礼堂的八角形的形状。这件作品不仅突出了这个场地的特性，并且与之融合，成为小镇上的一件重要艺术品。

另一件是由约瑟夫·科苏斯（Joseph Kosuth）创作的作品« 向商博良（Jean-François Champollion）致敬»，位于古埃及学创始人商博良的故乡菲雅克市镇（Figeac）。科苏斯把几个死胡同连接起来，使市中心一块原本向大众封闭的空地变成了一个新的小广场，并在广场的地面上安装了一块罗塞塔石碑的复制品。商博良正是借助刻有三种语言的罗塞塔石碑破译了古埃及圣书体文字。它在此被分成三层，每一层对应一种语言，观众走下广场的过程如同用身体浏览这篇文章，体验书写和翻译的概念。

它们是法国公共艺术定制历史上，从以雕塑为主的阶段向与环境融合的作品过渡的过程中的两件关键作品。这两位著名的当代艺术家所创作的大型艺术装置作品，不论是极简艺术还是观念艺术，都与环境细腻地融合在一起。

澎湃新闻：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订购的公共艺术作品需要符合哪些标准？

菲利普·贝迪尼：作品的可移动性在今天成为了一条重要的标准，但这并不是必须的。除此之外，作品可以融入到不同的环境中，并且作品的材料便于保存，是我们现在挑选藏品的几个重要方面。但标准并非一贯如此，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还是会对每个收藏提议逐一讨论分析。

澎湃新闻：在法国，关于公共艺术的观念是否也有变化？在中国，今天公共艺术很多是雕塑和装置艺术。

菲利普·贝迪尼：是的，法国的公共艺术形式大约从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 André Malraux ）执政时期（1959-1969年）到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的时代之前，法国的公共艺术大多是比较古典的雕塑，之后慢慢向大型雕塑和绘画等形式较为古典的当代艺术开放。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装置、摄影以及录像等其他多样的形式渐渐发展起来了。今天法国的公共艺术的形式已极其丰富。

另外，公共艺术订制在行政层面上也经历了巨大变革。法国在八十年代创立了公共订制的基金，由此开启了公共艺术品订制政策。国家造型艺术中心曾经是国家公共订制的贮藏所，也就是说大部分作品是由国家资助的公共订制，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公共订制最初的模式。随着法国的去中心化政策的发展，公共艺术作品的订购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今天，我们有很多来自大区或省市政府向文化部提交的订制艺术品的申请，它们实际上都是基于一个个独立且明确的艺术项目的申请。他们向国家申请的主要是咨询或津贴等形式的支援 。所以这些作品的所有权还是归地区政府所有，并不会被记入我们中心的库存清单。

因此今天已经很少有完全属于国家层面的公共订制的公共艺术作品了。现在法国文化部的委员会管理着地区申请的艺术项目协助要求。并且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所有经这个委员会审议的方案最后都会提交到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因此我们有一个包含了对近600个项目制作的近3500个研究方案的收藏。这个收藏目前在巴黎南郊的塞纳河畔伊夫里（Ivry-sur-Seine）的费尔南·莱热（Fernand Léger）画廊展览，展览的名字叫《作品的土地》（« Le territoire à l’œuvre »）。

澎湃新闻：对您来说，公共艺术除了是在公共场所展示的这个特点以外，有什么可以让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发展的公共艺术区别于在法国美术馆展览的艺术作品？

菲利普·贝迪尼： 我认为公共艺术的最关键的在于它面对的是一个有生机的空间 。当一件作品被放在美术馆展示时，它自然地成为了大家的关注焦点。但艺术作品在公共场所中展览时，人们往往只是路过碰巧看到它。这两种情况下作品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件在公共空间中展示的作品应该与城市的规划、建筑互动：最好的公共艺术家应该是那些可以巧妙地把他们的作品融入已经存在的组织，并且呼应它，适应它的。

澎湃新闻：那在大小有标志吗？

菲利普·贝迪尼：我们对公共艺术作品在大小没有规定。公共艺术传统上确实会倾向于巨型的表现，但这并非是统一的标准。有一些公共艺术作品可以非常隐蔽。例如让·迪贝（Jan Dibbets）创作的《向阿拉戈致敬》（« l’Hommage à Arago »）。它是由一百多个直径十几厘米大小的金牌组成的，分散在巴黎的阿拉戈（Arago）子午线上。如今有许多公共空间的艺术作品做得很低调。不过，出于长期放置室外作品会受天气影响以及容易被破坏等实际的考虑，我们会尽可能选择一些坚固的材料，避免布和纸做的作品。因此公共艺术作品的材料与美术馆展览的作品的材料会有所不同。

澎湃新闻 对您来说，公共艺术是否有一定的社会作用呢？

菲利普·贝迪尼: 公共艺术的社会作用是近十年甚至十五年以来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并且是一个有趣的发展方向。 例如，艺术家宙埃乐·雨博（Joël Hubaut）于2001年为埃鲁维尔圣克莱小城（Hérouville-Saint-Clair）的居民创作的一件叫做《线》（« La Ligne » ）的参与性作品。它是一些10 * 10 厘米大小的盒子，安装在混凝土的地下，上面覆盖着坚硬的玻璃片，在城市里划出一条线。他请一些当地居民选择一件私人物品放在不同的盒子里。人们可以透过脚下的玻璃看见盒子里的物品。这件作品把当地居民融入到他们每天都会看到的作品之中，并且通过盒子象征性地把他们连接了起来。

还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作品，一件是马修·爱柏林（Mathieu Herbelin）名为《VOST》的作品。他在鲁昂市里的一块空地上安装了四个木台阶装置。在每一个装置的一角都有一个喇叭。无论是谁都可以来这里用喇叭呼喊、发声。

澎湃新闻：这有点像伦敦的海德公园里的演说者之角。

菲利普·贝迪尼：是的。这是艺术家的灵感来源之一。他考虑到这个公共空间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空间，他通过这件作品给那些越来越少地感到存在感的居民们一种发言权，回应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需要。我想到的另一件作品是罗兰·德拉（Laurent Terras）在蒂勒市（Tulle）的作品，名字叫Point SOO.P. （音同“送汤角”）。他建了一个带有挡风板的混凝土建筑，在里面给有经济困难吃不上饭的人送汤。这件作品还是与组织此类活动的协会一起构思的。

艺术的社会功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理论化，尤其是在德国，比如艺术家博伊斯（Joseph Beuys）认为艺术应该治疗社会；伊门多夫（Jörg Immendorff）认为艺术应该“对人具有土豆一样的功能”， 应该有营养，有社会功能。我想这件送汤的作品再贴切不过了（笑）。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例子。公共艺术具有社会功能是如今比较强的趋势。以上我举的三个例子都是订制的艺术作品，它们是地方政府启动，由法国文化部公共订制委员会支持的项目。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负责某些公共艺术作品订制的项目研究。

澎湃新闻： 未来，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在公共空间中致力于发展什么样的公共艺术形式？

菲利普·贝迪尼：我们未来几年将继续实验协议式的大型艺术项目。我们的公共艺术收藏中的大多作品是根据场地创作的，尽管这些作品客观上可以移动，但移动的高昂费用让人望而却步。移动一件大型艺术作品通常需要好几万欧元，我们很多合作方因此希望定制之后可以拆除的艺术作品。我们会请艺术家构思一个制作费低于大型艺术作品移动费用的作品。有了这个协议式的订制项目，国家造型艺术中心负责艺术家对作品的构思、想象、对协议的起草，以及对项目的初步研究；作品的保管人承担作品的启动基金和制作费用。

澎湃新闻：对一大批观众来说，他们会担心是否能理解作品的含义。你们是否也会考虑观众是否能领会作品想要传达的东西？

菲利普·贝迪尼：是的，这很重要。但这不是我们选择收藏作品时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在作品安装以后，观众是否能理解作品就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公共空间里安装一件艺术作品可能会引起反对。因为人往往不能光依靠直觉就能理解作品，它还需要知识。而且这不只是当代艺术的问题。比如像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画家提香的《田园音乐会》这件复杂的作品，人们很难光靠直觉就能看懂。因此我们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陪伴”艺术作品：向观众提供解释、导览，试着在这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

Dépôt du Centre national des arts plastiques à la Mairie d’Amboise (Amboise) depuis le 12 septembre 2015，Centre national des arts plastiques，© Adagp, Paris / Cnap / 摄影 : Juan Lozano

比如，我们在昂布瓦斯市（Ambroise）安装艺术家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的喷泉的时候，就开发了一套教育资料分发给当地的教师，邀请他们在作品旁边为学生组织讲解活动。我们还精心制作了作品的说明，并且十分注重作品的导览以及其它形式的解读，尽量跟进此类活动。我们会用一些纪录资源：照片、历史电影、可比较的作品以及作品修复的报道作为教育资料。

澎湃新闻： 根据您的观察，在法国，人们对当代公共艺术的接受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菲利普·贝迪尼：这很难说。公共空间中的当代艺术大多都被很好地接受了。但也有一些遭到了极其强烈的反对，比如巴黎艺术沙龙期间在旺多姆广场上的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的作品，以及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在凡尔赛的作品。大多数订制的艺术作品没有激起媒体的骚动或是公众的反对。总体来说，人们对待公共艺术的态度是积极或是中立的，即使仍然有一些保留的情况。我们也发现一些在八十年代引起激烈反应的作品如今也完全被接受了。比如丹尼尓‧布罕（Daniel Buren）在巴黎皇家宫殿的作品《两个舞台》，在八十年代的法国曾引起了非常大的非议。而它如今已被广泛接受。但每件作品的际遇都不同，这取决于项目是怎样根据它所属的场地被构思的；它是否被很好地跟进了；在作品落成后的几年里，它的导览是否足够多足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