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谈中国经济②到处是黑天鹅，但改革与创新非常确定

【编者按】

面对中国经济高位下行的挑战和黑天鹅到处飞的2017年，周其仁认为，改革和创新突围僵局的两大方法。通过改革，才能延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通过创新，才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生产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从而在全球舞台立足。

中国经济改革深入后面对的新问题是：寻找新的平衡点。周其仁表示，纽约城市规划立法期间的管制的变革，内涵市场逻辑的“有弹性管制”的框架对中国有启迪意义。

在创新上，周其仁指出，中国存在“浓度”、“密度”和“高频互动”不够的问题。创新需要条件，其中氛围至关重要。

以下为周其仁的演讲摘录：

第一个突围方向：坚定地推进改革

在2017 年，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韧不拔地推进改革，通过改革突围。渐进改革的好处是震荡低，但渐进改革的难处是坚持渐进不容易。经验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卷土重来急速上升，国民经济会被拖累。

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深化改革真的一项一项地往顶上落，现在难度是什么？我列了三条：

第一，过去都是危机推动改革，过不下去了，不得不改，饭都吃不上了，包产到户搞不搞？邓小平就说，别争论，先解决吃饭问题再说。对外开放搞不搞？很多劳力逃去香港打工，习仲勋就提出能不能让香港资本到境内设厂，所以就有了特区。早期的改革是被逼出来的。

今天中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位，成就世界瞩目，即便下行仍然是一个很大经济体的中高速增长。这让人好像看不出有多大危险。所以，现在对改革少有切肤之痛，形成共识难度不小。

第二，过去靠开放促改革，但现在很多发达经济采取的政策很糟糕。传回国内，不少人说他们都这样干，我们改什么改？讨论网约车的时候，有人说法国禁止、美国哪个城市禁止，为什么我们不禁止！问题是，总要择善而从吧。现在开放似乎也推不动改革。为此需要新的学习逻辑，我们真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选择哪些该改，改到什么程度。

第三，改革会引起利益的相对变化，有人受益，就会有人受损。现在算改革的受益受损，跟八十年代很不同。那时基本是增量改革，本来大家都吃不上饭，包产到户打了粮食多数人满意，顶多生产队长有点不高兴，过去他敲个钟发个号令很威风，包产到户后大家都不听他的了。但这点既得利益很小，因为生产队长也赶快种自家的地去了。但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触动的利益存量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改到了深水区，难度大，不仅仅是目标看不清楚，而是在深水区使不上劲。到了深水区，一拳出去打不出多大力量，远看姿势不错，可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

改革深入后，是非黑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真正要解决问题，寻找新的平衡点成为很大挑战。我去年秋季在纽约访问，正好赶上纽约城市规划立法100 年，期间管制的变革，留下不少启示，也许对处理复杂利益平衡问题有帮助。

纽约1916 年通过的第一部城市规划法案，从内容看，主要是“分区限高”。背景是从农业社会里来的土地权利，到了城市发展时不再适合。传统地权，下到地心上到天空都是所有者的。但城市是个密集社会，建筑高了会挡着别人。20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进入高增长快车道，公司赚了钱一定比着盖摩天大楼。1915 年在下曼哈顿起了一座公平大厦，盖到39层，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楼，且体量巨大，其阴影足以笼罩7英亩街区，邻居和行人就不见天日了。受损方叫喊，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盖楼有高度限制，超过了要“回缩（setback）”，就是大楼顶部向里收缩，便于阳光、空气下泻到街道上来。这个法案通过后，纽约出现一批知名大厦，如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等等，无一例外都冒个尖顶。

但新问题接踵而至。因为曼哈顿实在太吸引人，人口、资源和项目继续向这个本来不大的半岛集聚，1916 法案限定的大厦高度就成为城市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另外，建筑技术在进步，钢材、电梯、通风、玻璃等等其实允许盖更高的大厦，但此时过去的法规称为障碍。

到了50 年代中，终于开始破局。地处公园大道中城区，要盖一个希格玛大厦，设计师是德国战后著名建筑学派的大设计师密斯先生。他的理念是建筑功能主义，方方正正的才是一回事，绝不接受setback。可是高楼不内缩又违法，形成一个僵局。最后请来了菲丽丝·兰伯特，她不是建筑师，却在互不退让的密斯先生与纽约市政厅之间，找到了双方达成妥协的办法，那就是希格玛大厦不再顶部回缩，但从底部就在业主购得的土地上，让出很大一块做小广场，对市民完全开放，换来希格玛大厦可以盖得又高又方方正正！

这个经验启发了纽约市政当局，于1961 年修订纽约城规法，正式引入“激励性管制”新理念。从此开发商可以公开与市政府“讲数”——让出多少地面空间给纽约公众，就可以换取增加多少摩天楼得容积率。再后来，“容积率转移”、“空中权交易”等等内涵市场逻辑的做法，都容入“有弹性管制”的框架，纽约不但进一步长高，且建筑形态更为多样，也更兼顾个性与公众利益的平衡。

这对我们的改革也富于启迪意义。政府完全不管，市场里彼此对立的利益可能打起来。可是管制一旦加上，也可能变得僵化。我们这里常常讨论政府与市场，似乎讲政府就讲不了市场机制，反过来也一样。但纽约的城规改革却从通常以为“不可能”的地方找到契合点。

第二个突围方向：通过创新来突破僵局

过去经济学就有这方面的分析传统，熊彼特讲要突破周而复始的、平庸的经济增长，唯有靠创新，或引进新产品，或改变品质，或使用新生产工艺、开辟新市场、夺取原料和半成品的新来源，或创立新经济组织。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要补充一点，创新重要、伟大，但创新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否则哪来这么多过剩产能、僵尸企业、“鸡肋生意”、病危企业乃至停滞的经济？

创新要讲条件。其实这里有一个创新发生学的问题：创新最初总是一个“想法（idea）”，但什么条件下这个想法会变得强有力、会被打磨，会变成行为，成为一项发明，进而整合成一个产品，成气候为一个产业，那就值得好好研究。下面介绍一些我看到的经验。

前年去了以色列，很受刺激。以色列的国土面积比北京市还小，仅1.2 万平方公里（实际控制约2 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800 万。自然资源条件极差，说是“流淌着奶和蜂蜜的地方”，实际上一半国土是沙漠，1/3 的国土面积降雨量每年只有50 毫米，根本不适合居住。但这个国家靠人力资本，靠科技创新。我们在以色列看到的每一颗植物，都利用了滴灌技术。那是以色列人发明的技术，结果就成了“欧洲菜果厨房”，出口蔬菜、瓜果，还出口淡水和海水淡化技术。以色列农业养活的人口，建国以来翻了上百倍，靠的就是创新。它拥有7000 家初创公司，是除美国、中国之外在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最多的国家，拥有比美国、欧洲还高的人均创投资本。这些公司密集分布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美国硅谷很多神乎其神的产品，最关键的技术有很多是在这里开发的。硅谷每家大公司都在特拉维夫设研发中心。以色列没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也难以大规模制造产品出口，所以就发展高精尖技术。他们的高科技部门贡献了以色列出口的50％、就业的10％，2014 年以色列人均产出3.5 万美元。这么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能做到这样实在是让人惊叹。

以色列的科学技术又靠什么？靠重视教育。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直重视教育啊。但他们重教育的重点不同。犹太圣经里写着他们“是上帝找来跟上帝角力的人”，就是来和上帝较劲的，而不是光磕头、崇拜上帝的。犹太人孩子5 岁就要学《旧约》和《塔木德》，但他们不是靠背诵圣贤之言就了事，他们鼓励孩子提问题，鼓励互相讨论、辩驳，鼓励打问号。犹太母亲看孩子放学回家，不会问“考的好不好”，但会问“今天在学校你问了问题吗？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了吗？”这是他们生产力的源泉。

阿龙·切哈诺沃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国内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他做了一次演讲，让我们很受教。他说小时候他妈妈就跟他讲，“走进一条河流，可以顺水走，也可以逆水走，你要永远逆水走。”顺水走好走，逆水走难走，他是一辈子逆着来的，哪个事干顺了就不干了，再找挑战难度最大的干。他当了美国的终身教授后又回到以色列，最后在以色列拿到了诺贝尔化学奖。塔木德里有句话，“难做的事容易做成”，也是挺符合经济学的原理，难的事情别人不敢碰，竞争反倒没那么激烈，反而容易把事情做成。

去年6 月份，我们几位老师和校友，一起去美国看硅谷和波士顿。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大学为中心，大学的科学发现是核心，但他们形成一套允许把大学所有的发明专利授权给私人、包括教授和他的团队来利用，付一个专利费就可以去创业。于是，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科学与产业的经脉就打通了。无论是硅谷还是波士顿，地图上看围绕大学的都是密密麻麻几万家初创企业。我们这里的大学跟科创也有关系，主要提供毕业生，然后企业遇到技术问题找上门合作，加上政府部门的委托。但是大学研发与产业市场的连接方式还隔阂重重，没有那么紧紧地咬到一起。

美国面向大市场，这一条中国也一样。不过美国人想问题百无禁忌。这一点他们优势明显。我们去洛杉矶东一百来公里的一个沙漠小镇，看到几十个工程师、经理在那里坚持了11 年，就为造出一个发动机，可以用于来回火星的飞船。且不论科学技术水平，有这种想法就让我们受冲击，人家就不认为，飞船、空间这类技术，天然就是国家的事。那么几十人，找到风险资本，就在沙漠中来回做这件事。真是百无禁忌想，同时又脚踏实地干，把两者融为一炉。

还有一个超高铁的例子。磁悬浮是让火车悬起来减少摩擦受阻，但空气的阻力还在。超高铁的想法更进一步，造一个大筒把里面空气抽掉，让列车在桶内真空环境里穿行。能不能成不知道，但敢想敢干打动人，靠风险筹资几千万就启动，一搞也是好几年，没有人认为那是国家才可以考虑的事情。

我们还看了一个给盲人设计的“电子冰棍”，帮助盲人“看见”世界。其实，盲人看不见世界只是眼睛这条信息通道出了问题，不能把感知的图像信息传到大脑，在那里成像。盲人只是眼睛坏了，但脑子成像功能还在，只要另外找一个通道把图像输入大脑，盲人就可以复明。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这家公司研究了十多年，现在第二代产品已上市。他们找到舌下的传输通道，所以设计出这么个“电子冰棍”，前面连上摄像机，信号从舌下传入大脑，就这样让盲人“看世界”。

这些与中国的经验也一致。比如创新是一种高度集聚的现象，人才集聚，头脑碰撞，想法激荡，大家抱团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再加上金融、法律配套。我们虽然喊创新国家的口号，但仔细观察，创新并不会普遍发生。目前看，北边一个大中关村，南边就是深圳。

说到这里我们对创新的领悟，是这么几个关键词：一是“浓度”，就是创新极不平衡，需要创新分子凑到一起才能成事。不满现状、敢做梦、有想法，这些特质在很多地方其实不受待见，要是浓度不够，周围的人笑也会把他笑死。所以要凑到一起互相鼓舞、互相欣赏、互相激发、互相打磨。深圳成为中国创新热土来之不易，不是哪哪说打造一个就容易打造出一个来的。

第二是“密度”，那就是把“浓度”投影到空间里看，深圳地方不大，南山区更小，但创新企业、人才和各种服务集聚的密度足够。看来这里有道理，千万别摊得太大而稀释了浓度。

第三是“高频互动”，要把科学家、大学、研究所、政府、国防需求、地方发展、初创企业、风险资本等等等等，所有资源尽可能凑到一起，形成一种利于创新的氛围。那天我访问柔宇老总，他说他在斯坦福泡了几年，硅谷最了得的就是那里的氛围，不仅仅是增加你的知识，更重要是改变、影响你的人生态度。你讲一个不论多么不成熟的想法，别人第一句回应总是“听起来很有意思”，是鼓励的意思。我也访问腾讯开放平台上一个外地来深圳搞研发的企业家，问他为什么把研发中心设在这么贵的地方，他说，在原来那个地方什么也讲不通，一个念头提出来，周围人的反应就是“不行、不行、搞不成的”。所以，氛围是无价之宝。

中国在高速增长后面临比较成本优势的新挑战。改革突围、创新突围是躲不过去的事情。现在到处是黑天鹅，但在这个基本选项方面我倒认为没有什么不确定性。很确定，非常确定，就是改革才能延续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创新才能在较高收入水平上生产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从而在全球舞台立足。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官方公众号（SZIDIORG）”，是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社会智库，致力于中国改革创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本文是周其仁在其智库报告厅活动上的演讲实录，经本人审阅。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原题为：“周其仁演讲实录：2017年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