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杨振宁为何放弃美国国籍，天价彩礼何时休

杨振宁为什么放弃美国国籍？爱国精神一以贯之

杨振宁，姚期智。

杨振宁、姚期智放弃外国国籍、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无疑是上周最大的舆论热点。

杨振宁曾与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0年代，杨振宁作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华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接见，此后一直在海外为中国物理学的学科建设、学生培养等方面提供帮助。2003年他回到北京定居，入职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继续在科研领域建言献策，还吸引了一大批高水平教授回国。

姚期智于2000年获得世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图灵奖，是首位获图灵奖的亚裔学者，也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华裔计算机科学家。他受杨振宁邀请，于2004年辞去美国普林斯顿教职，回国加入清华大学，建设交叉信息学院并创立“姚班”，有口皆碑。

因外籍院士提出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学部历史上是首次，无先例和程序可循，中科院学部还为此专门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

新华社第一时间联系了两位院士。杨振宁表示，自己是1964年3月23日加入美国国籍的，当时曾考虑了很久，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曾经说我父亲到临终时都没原谅我放弃中国国籍”。“2015年4月1日我放弃了美国国籍，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我感激美国。”如今94岁的他感到欣慰，多年来为了帮助建造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友谊桥梁曾做过一些努力，“没有这座桥梁，世界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安定”。

姚期智则向新华社表示：“多年来，得以培养我们的青年才俊，促进高端科研的开展，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有意义的工作。”

杨振宁、李政道共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两位科学家之中，国人相对更熟悉、讨论聚焦的对象无疑是杨振宁。对他放弃美国国籍的选择，可谓议论纷纷，充满猜疑。但是对杨振宁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他的爱国精神早在在他归国之前的几十年中就是一以贯之的。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可以说矢志不渝。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学者黄庆桥及时发布两篇文章，为大家提供思考的史料依据。在《杨振宁回国记：父亲曾三赴日内瓦劝其回国》一文中，作者介绍了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杨武之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28年于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复旦大学等，是彼时国内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杨武之任教于复旦大学，举家居于上海。

1957年、1960年、1962年，杨武之曾三赴日内瓦，与已成为国际知名青年物理学家的大儿子杨振宁相聚，并力劝其回国为新中国的科学建设效力。然而由于国内当时的研究环境、生活环境、政治环境等因素，正处于学术发展黄金期的杨振宁留在了美国。

然而就在1970年代初，杨振宁率先回国，为中美关系的破冰、为海外华人消除疑虑，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黄庆桥在《破冰之旅：1971年杨振宁率先回到中国 》一文中回溯了这段历史。1971年4月“乒乓外交”大获成功，中美关系解冻，杨振宁忽然从美国报纸的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看到美国政府发布的一个通告，美国公民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共产主义国家，包括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而这个通告把中国取消了。杨振宁立即认识到这个通告的重大政治含义，他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迅速实现回到中国的愿望——此时他的父亲杨武之正犯重病住院。

当时中美政府高层尚未接触，像杨振宁这样有着重要影响的国际著名科学家，不得不由纽约飞到巴黎，从法国辗转拿到了赴中国的签证。1971年7月19日，杨振宁终于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26年来（杨振宁于1945年赴美）首次回国。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陪侍重病的父亲，会见师友，访问学术机构。7月2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并设宴款待，整个会见前后近5个小时。

杨振宁回到美国后，曾先后四次公开发表演讲，介绍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此外，杨振宁还利用各种机会在欧洲、南美洲、亚洲其他国家演讲，不失时机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促进各国与中国的沟通。杨振宁的破冰之旅更是在华人圈里引起了轰动和积极的反响。在杨振宁之后，大批华裔学者逐渐消除了顾虑，纷纷申请回国探亲、访问、旅游。这其中，最有名的是以林家翘为团长、包括任之恭、何炳棣在内的20多人华裔著名学者访问团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原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James Ulley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当年到中国大陆，对中国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而美国目前的政策也是支持及愿意协助中国进行现代化的，杨振宁可说是首开其端。”

1973年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7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对此次会见进行了报道。

1970年代，周恩来会见杨振宁。

澎湃社论则认为，这两位科学家的归国，可以视作中国科研事业与高等教育崛起，以及全球华人精英回流的一个标志。若将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股海外人才回归的潮流：时至今日，已有超过四万名的高等次人才从海外返回中国，或任教，或创业，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前沿研究与产业发展。接下来，如何从制度上全面解决这些海外归国精英的入籍问题，让他们无缝融入中国的科研环境，就成了当务之急。

中国青年报发表《院士身份对杨振宁只能是荣誉而非利益》，关注学术界长期以来根据人才头衔、身份进行学术评价，给予有显赫学术头衔者特殊学术权力和待遇的问题。

作者熊丙奇指出，院士在美国学术界就是一个荣誉，没有任何与这一头衔挂钩的特殊利益。这是美国科学研究保持创新活力的重要原因。而反观国内，学术评价却高度“头衔化”。例如一名学者当选院士后，不但能获得对应的经济待遇，还享有高人一等的学术特权，成为很多重大学术课题的负责人、评审人。院士评审存在“跑、要”现象，院士四处兼职，一直不退休，都是院士“头衔化”的表现。

包括杨振宁在内的许多科学家都曾指出国内学术界的一大弊病：处于学术黄金期的学者，由于没有头衔，难以获得学术资助；过了学术黄金期的学者，因为有学术头衔，各种资源纷至沓来。

近年来，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了对海外人才的引进力度。可是，引进人才都存在重头衔、身份的问题，有的学校高薪引进已过学术黄金期的知名学者，除了以此装点门面外，对学校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并无多大实质性贡献。而且，这种做法还会引发青年教师群体的不满——有限经费不用于提高青年教师的待遇、改善其科研环境，却用于谋求人才政绩。

熊丙奇认为，吸引海外人才的是平等、开放的学术环境，而不是看重学术头衔、身份的环境。

天价彩礼的本质：是贫穷，还是女性地位低下？

新版“全国彩礼地图”。

上周，人民日报海外版一篇《沉重的彩礼》报道了新版“全国彩礼地图”，其中显示出各地之间的悬殊差异，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再度引发舆论热议。

作者调查发现，和2013年的“彩礼地图”相比，四年间河北、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平均彩礼增长了2－5倍。比如，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四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而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南方一些经济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地区和长江流域，很多地方的彩礼不升反降。比如重庆、武汉等地还存在结婚“零礼金”现象；一些女方家长即便索要彩礼，也不会自装腰包，而是返还给女孩，另外还会准备一份与男方彩礼不相上下的嫁妆。而在深圳、北京等城市，随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观念的普遍和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很多女方父母不再将男方的彩礼数额作为强制性要求，一些女方父母还会出钱和男方合力买房。

但是，报道指出，“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 的出现。

此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朱信凯认为，“天价彩礼”既有生育观念、价值取向、面子心理等主观原因，也有男女性别失衡、生活成本上升、生活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观原因，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要求各级政府要多从治本上下功夫。“这需要综合施策，仅仅靠单纯的引导、宣传很难奏效。”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是治本之策。”朱信凯表示，只有农村经济条件改善了，养儿防老的观念才能逐步消除，“生男生女都一样”才能成为共识，“天价彩礼”才会失去生存土壤。他建议，目前，政府应尽快加大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力度，完善农村养老政策，减少城市落户限制以及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等。

彩礼已然成为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引发众多研究与讨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学者杨华在《“彩礼”南北有别的机制与逻辑》中指出，高彩礼与父代责任重、保留传统通婚圈及光棍少联系在一起，而低彩礼则与父代责任轻、通婚圈被打破及光棍较多匹配。

他通过研究发现，父代对子代婚配责任最低的是南方地区，该地区普遍属于宗族结构和观念较强的地方。父代责任层中度的是中部地区，主要以长江中上游流域为主，其人际关系明显呈原子化状态。父代的婚配责任最高的是北方地区，包括典型的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和环淮海地区。

在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较弱，婚姻成为子代个人的事情，他们就得自己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而打工潮的出现使得他们更多的是在打工地寻找合适的对象，从而使得南方农村传统的通婚圈很容易被打破，而成为全国婚姻市场的一部分。在北方农村，父代对子代的婚姻责任很强，婚姻成为父代真正的人生任务，他们要为子代的婚姻负责。而父代要为子代寻找合适的对象只能在本地找，从而维系了本地传统的通婚圈，进而使得当地的婚姻面对两个市场：全国市场、本地市场。

在婚姻市场中，全国市场是要不起价的，只有本地市场才能要的起高价。因而天价彩礼只存在于本地市场中。

由于父代责任的差异，全国婚姻市场上的高性别比所带来的3000万剩男，最终多数被强制性地解决在南方男子的身上。而做出牺牲的南方男子又以“老少边穷”地区为最。

时评人侯虹斌则从女权角度分析，彩礼价高，根本不意味着农村女性地位就高了。越是穷困的地方，彩礼钱就越高（占收入比越高），一般也是最重男轻女的地方。越是发达地区，越是疼爱女孩的地方，就越不看重彩礼钱，即便要彩礼也会有近似价值的陪嫁。

而且，穷困地区的彩礼钱，一般都不会落到女孩手中，它是落到父母手中的卖身钱，是给兄弟们娶妻的赎身钱，女性本身不过是从父权手中转移到夫权手中。高彩礼，只是男权社会的副产品而已。它保障的是父权，最终还是男性受益。

因此，她认为：彩礼高的本质，就是女性地位低下。

侯虹斌还指出，结婚并不是人类的必需品，上帝不负责给每个人发一个配偶。结婚是奢侈品——现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女性，已能接受这个事实了。而那些远远超过三千万的男性，也必须接受这种现状。

“啥时把女人当人了，而不是一件商品了，自然就不存在彩礼这样的市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