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失败了的《吴兴华全集》

1月16日晚，易彬学长在我们的诗歌研究群转发了《吴兴华全集》出版的消息。稍后，看到吴投文先生的一个评论：“现代作家与诗人的全集出得太多了，实际上没有必要。出了精选本就足够了。当然，我对编辑的执着表示敬意。”但看到这一评论时已是凌晨时分，为避免打扰大家，我没有发表回复。

实际上，我很同意吴先生的看法。虽然我们说全集出得太多、太滥，编得不够好等等，说与不说，其实意思不大。因出版全集的推手主要在出版社和作家、学者的亲属和学生。我自己因为工作的关系，时常翻检近现代作家学者全集，但这些书的不尽人意，有时不免给人这样一个错觉：是不是只要我们愿意，只要不犯忌讳，有钱，任何人的全集都可以出，而且想出就出，随随便便就出了？再看各种全集的编纂等等工作，有时是在该社已出的文集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有时另起炉灶，但那么多具体而庞杂的事，落在一两个人的头上，自然就需要长达数年的时间才能处理完毕，还不必说精益求精，然而《吴兴华全集》竟只赖责任编辑（特约策划）一人之力完成，这中间其所付出的大量劳动和所经历的波折，想我人不难体会。

许多读者也被《吴兴华全集》的编辑手记感动。但情怀和劳动量是一回事，是不是具备足够的专业素养，系统掌握、了解文集与全集的编纂方法和历史，并有可能推陈出新，又是另一回事。据我所知，该策划编辑曾经咨询过的清华大学解志熙教授，早在十二年前就已邀请其高足、南洋理工大学张松建教授一起搜讨、辑录吴氏文献，希图编成《吴兴华著译辑存》，且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不知何故，此二项目竟未合璧，令人遗憾。

翻检《吴兴华全集》各卷可见，其采用的编法是各卷本身独立成书、自成一体，而结合起来，又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全集，这么做，是希望既能满足普通读者单独购买各卷（如诗歌卷、通信卷）的需求，也当然可以满足读者购买整套全集的需求。从其官方网页下读者的评论中可以看出，想要买一本看看的读者的确也不在少数。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很多读者只想买一本随便看看，我们为什么不编一个好的选本呢？是，你可以说《吴兴华诗文集》出了，需要全集，说以吴兴华在诗史、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也需要全集……但千说万讲，就是没有考虑到那些今天仍然对诗歌、对现代文学有兴趣的普通读者的真正的需要，而选本，相对于全集的重要性，也就正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既然有许多读者只想买一本书读，那多卷本的整套全集又有谁来买呢？一边说书不好卖，库存积压严重，一边不考虑新书的市场需求，这事儿搁哪里，恐怕都讲不通。而最后有出版社愿意接盘，应该还是看到了这套书的市场前景。可是，按照一般的看法，全集的购买者只有研究者，和粉丝型读者！但他的粉丝型读者会多吗？

研究者指出，作为诗人的吴兴华主要活跃在1940年代，但其作品大多刊登在一些短命的校园杂志、小刊物上。抗战胜利后，虽然发表了一批诗作，也有评论称誉他“可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但这一评语本身是否有效不惟可疑，更重要的是，其不久也放弃了公开发表作品的机会，直至最终停止诗歌写作。而作为译者的吴兴华，“虽是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第一位汉语译者，但仅有短短的‘插话三节’；虽译过莎士比亚戏剧，也仅有一部《亨利四世》”；另外，虽较早翻译了里尔克诗歌，但是不是比冯至等人的译本流传更广、水平更高，也未可知。

至于作为学者的吴兴华，至今亦非近现代学术史之一节（以后也许有改观）。研究者同时指出，种种围绕着吴兴华的传说，如“在学生时代，他被外籍教师视为‘才华最高’，足以和英语文学批评巨擎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身故后，其好友、香港文人宋淇甚至视之为可“与陈寅恪、钱锺书并肩的‘三代兼通中西的大儒’等等”（以上皆参易彬《“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虽可用作出版广告，似皆不免言过其实。严肃的学术研究，自不可据此作为一个出发点。

通过这里的扼要叙述，我也希望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即这套全集的粉丝型读者不会很多，应该还是以研究者为主体。那么，一套给学术研究者使用的全集，为什么编，由谁来编，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了；至于如何编，也就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讨论，实难泛泛述说。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支持、赞成那种找几个大佬挂名，成立几十个人的编委会，然其所编辑出版之全集仍然问题多多的做法。

但是，这套全集究竟编得怎样呢？据一友人的初步观察：“广西师大理想国出版的这套《吴兴华全集》编辑得很一般，篇目次序杂乱无章。随手翻翻，就找到不少失收的。”其实，除了存在着“全集不全”这一较普遍的现象，无统一之编纂体例，而篇目混乱、文献失校、版本非善、交代来源不甚一致（甚至完全不注明其来源）等等问题，在此书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海书评之声”载《陈子善谈〈吴兴华全集〉》及《南方都市报》所刊吴心海先生的评论，也指出了这些问题中的一些方面），而一个专业读者，只要稍微翻上几页，对此也就可以了然于胸。

另就内容而言，全书也只有第3卷《致宋淇通信集》（多么别扭的书名！不合文法的表达！）是此前未见，算是新材料；其余如诗集、文集、译文集等等，较之于此前出版的《吴兴华诗文集》，所增加的篇幅并不算多（诗集是例外，但也有相当篇幅是在各种近现代报刊数据库中可以查检得到者，而裒集成书的，还有不少来源不明的诗文，然而，编者又是如何判定这些诗文就是出自吴兴华之手的呢）；至于第5卷《亨利四世》近年来虽未重印，却也并不难寻。

编者也有下功夫的地方，譬如注释。不过，一般来说，既是给专业人士看，人所共知者如文学常识之类，就不必注，要注也应该尽量简省；而人所不知之古典、今典，就应该尽可能详细一些，以提供更多的研究线索、信息。

虽然存在着上述问题，能够集中阅读第一次大规模结集出版的吴兴华著述，相信有很多人，仍然和我一样感到兴奋。我要替这位编辑抱屈的是，她的工作理应在封面和版权页紧挨着作者的大名、以公开署编者之名的形式得到尊重（尽管这是一次不那么成功的尝试），但不知何故，她的这一知识产权并未得到有效的呈现、保护（尽管注明者效果也不见佳，因我们这里学术界的习惯，似乎是不把编者当回事，不知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所幸包括吴兴华在内，近现代许多作家、学者的著作即将或已经过了版权保护期，成为了“公版书”，因此，我们还可以期待更好的全集出现。正如某学者所说的那样，“公版之后，学者完全可以、也有责任重编学术性全集。”而“现在全集难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常常陷于两面牵扯，学者想做的事做不成，市场该做的事做不好。”显然，出版业界需要和学界有更多、更深入的合作与互动。

就以编辑《吴兴华全集》为例来说吧，窃以为，若想要编好此书，首先需要就教的专业人士名单，至少应该包括刘福春（对百年汉诗文献的掌握独步海内外）、陈子善（资深的现代文学史、文献史料研究者）、孙玉石（资深的新诗史研究者）诸先生及年轻的吴兴华研究者如易彬、张松建、陈芝国、张治等人。

但话又说回来，倘若以后有人再想编辑出版一个作家、学者的全集，还以为这是个随随便便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活儿，那么你满屏差评，或者卖不出去，实在也就怨不得别人了。

（除注明来源者，本文其余的引文，皆系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引用时已征得当事人的同意，谨此致谢。）

                  2017年1月下旬草于沪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