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三角山区百姓最想要啥，不是修路，不是钱，而是小运动场？

作者 | 小贩儿

编辑 | 小米 酥鱼

来源 | 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 

金三角，夜不闭户

1994年，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张军，第一次踏入缅北，他看到的景象，或许和我们印象中不同，不是混乱、毒品、危险，而是——夜不闭户。

“我说金三角夜不闭户，你们可能都不信。这里虽然有个别的捣乱分子，但总体民风特别淳朴，我在那从来都没丢过东西。”当然，夜不闭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贫穷。“在缅北有的房子连门都没有，就是个竹帘子，从外面就能看到家里，没什么可偷的。”

缅北的贫穷，是立体的。没有稳定的公路、电力，没有清洁用水，更没有卫生服务体系，一切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化生活，几乎都不存在。

没有稳定的公路、电力，没有清洁用水，更没有卫生服务体系 | 健康扶贫行动

停留在原始生活状态的人，也被最原始的疾病所困扰。

在发达社会几近消失的麻疹、破伤风、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疟疾，仍旧是造成当地孩子死亡的主要因素。张军介绍：“当地的妇女基本上都能生10个孩子，但能成活到5岁的孩子，只有一半。”

能成活到5岁的孩子，只有一半 | 健康扶贫行动

而妇女生孩子，也如在原始时代一样，像闯鬼门关。因为迷信，当地有些人认为生产很污秽，不能在家里进行，而是让孕妇在牛棚生产，生完后，再用竹片、烂剪子割脐带。每个村每年都有因分娩死去的孕妇。

在如此贫困的地方，死亡稀松平常，它变得轻飘飘、冷冰冰，更像是一种概念、一个数字。孩子死了，可以再生，孕妇死了，可以再娶。这种麻木，可以说是因为死亡司空见惯，也可以说，是人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变相的自我保护。

因为工作的契机，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的张军，来到缅北做调研，但当死亡、疾病，活生生地闯入眼睛，他决定留下，加入公益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人类整体是发展了，科学技术手段让许多疾病变得不再致命，但在发展的过程中，边缘化的妇女和儿童，反而被甩得更远了，这是不公平的。作为医学生，看到这些老百姓，人性之中最基本的善良和爱，会被激发出来。”

多边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问，1994年的中国也并不发达，为什么要去缅北做卫生援助呢？

因为，缅北的健康问题，与中国密切相关。

缅北位于中缅边境，有长达1970多公里边境线，沿着云南的保山、德宏、腾冲等边境城市，两方人员、贸易流动非常复杂。这意味着，如果缅北的传染性疾病不得到控制，中国将面临非常大的输入性风险。尤其是疟疾这样由蚊子传播的传染病，蚊子不分国界，可以随时从缅甸飞到中国。“消除疟疾，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云南，云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边境。”

所以，帮助缅北对抗传染病，其实也是在帮助中国，扩大第一道防疫线。

但，既然缅北和中国这么近，为什么不直接通过缅甸和中国政府，对缅北进行援助，而是以第三方公益组织的身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理解缅北复杂的政治局势。

缅甸北部是少数民族特区，居住着17种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由民族武装控制，跟缅甸中央政府进行了60多年的武装对抗。特区拥有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军事、政治、法律，两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信任和沟通问题。

现在缅北有5个少数民族特区：克钦第一、第二特区，果敢特区、佤邦特区和东部第四特区。除了克钦的两个特区，剩下的3个特区使用汉语的人多。而克钦族，跟中国的景颇族是同一种民族，使用同一种语言。

生活在边境线上的少数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淡。“他们更认可的是民族的概念，比如我在缅甸是克钦族，我舅舅在中国是景颇族，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我们是一个族，而不是两个国。”

如果只是中国和缅甸中央政府合作，很难触达边境地区。“双边合作，就算缅甸政府答应了对边境地区援助，他回去也做不到，因为特区和中央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因此，缅北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了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性。

“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允许第三方进入到缅甸特区，特区也欢迎我们去。中国给我们提供了政策和绿色通道的支持，我们可以从云南进入缅北，借助中国的技术、产品和物资，去消除疟疾。”除了中缅双方，国际上很多公益组织和机构，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也提供了很多支持。这种多边合作，让公益组织能长期、持续、多样化地开展现场活动。

当然，这是后话了，刚进入缅北时，张军和团队只有15万人民币的经费，而他们面对的，是缅北整个卫生服务系统的缺失。

不该死的疾病

人手有限、资金有限，从哪里开始做起？

他们选了“不该死的疾病”。

所谓“不该死的疾病”，就是在现有科学、医疗水平下，可以预防、可以控制的疾病。最典型的就是有疫苗的疾病，比如麻疹、百日咳、白喉，只要给适龄儿童接种疫苗，就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

在缅北做疫苗接种，最难的是运输。

疫苗要想到达藏在深山里的村落，主要有两条路线：要么中国的边境口岸进入，要么从缅甸的前首都仰光进入。先送到健康扶贫行动的主办公室，再分发到下面各个村落，送去最远的地方，可能需要10多天。

项目经理田漾晖，主要负责缅北克钦邦第一特区。据他介绍，这个区域，很多地方都没有通车，有时要带着疫苗走三天路。人走路，药品、物资只能雇骡子来驮，这还要赶在天气好的时候。“缅北夏天是雨季，下雨的话，到处都是深深的泥巴，连骡子也走不了，所以疫苗只能集中在冬天的干季去打。”

很多地方都没有通车，有时要带着疫苗走三天路 | 健康扶贫行动

最麻烦的是，当地电力覆盖不全，这意味着——没有现代化的冷链系统，那在漫长的运输过程中，就无法保证疫苗的有效性。

没有电的地方，怎么建冷链呢？关键在于，重要节点布置低温设备。

进入深山村寨的路，如同一棵大树分叉的枝桠，有一段是主干，然后会遇见分岔点，再往前走，或许又有一处分岔点，枝桠纷错、密密麻麻，连成整片线路。分岔点对应的，就是进入村寨的交通要道。如果分岔点能通电，就布置可以冻冰块的冰柜。如果没有电，就配一个小型发电机，支持冰柜冻冰块。运输疫苗的队伍经过这些分岔点，可以换冰块，能满足大部分疫苗2~8摄氏度的运输需求。

在枝桠尽头，没有电的地方，还有一项神器可以保证疫苗的储存和运输——太阳能冰箱。只需要充足的阳光，它就能维持运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了不少太阳能冰箱，我们把它们安放到偏僻的地方，当地军队也会支持我们工作，像特别偏远的地方，车进不去，军队就用直升飞机，把太阳能冰箱和太阳能板送过去。”

一条虽然简陋，但实用的冷链，在各方的努力下，摇摇晃晃地建立起来了。

只需要充足的阳光，太阳能冰箱就能维持运作 | 健康扶贫行动

另外一种“不该死”，是妇女分娩时的感染或者难产。

改变妇女的生产条件，不像儿童打疫苗可以有固定的时间，每个村随时都可能有孕妇临产。这就需要有懂接生的人，长期驻扎在村里。

为此，健康扶贫行动从当地的村落里，培养了3000多个助产士，教会她们如何接生，给她们提供产包，可以做最基础的消毒，降低孕妇生产时，感染破伤风的概率。除了接生，助产士还学了简单的产前检查，判断孕妇是否属于高危，比如胎位正不正，有没有高血压等。如果是高危孕妇，就通知项目组，送去医院接生。

健康扶贫行动从当地的村落里，培养了3000多个助产士 | 健康扶贫行动

还有一些疾病，虽然没有疫苗，但是有治疗的药物，还有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也属于“不该死”的范围，比如疟疾。

在缅北，疟疾是传染病中的头号杀手。田漾晖说：“我们刚去的时候，因为疟疾，有的村子人口都明显减少了，几乎每家都有因为疟疾死亡的人。”

要想防治疟疾，首先就要检测出谁患了疟疾。在大城市，一般而言，确诊疟疾需要利用显微镜，观察到血液中的疟原虫。但在缅北，不仅没有显微镜，更缺会用显微镜的人。

于是，健康扶贫行动采用了快速诊断试剂盒（RDT）。它操作很容易，就两步：加入少量的病人血液，再滴入辅助试剂，就可以等待结果了。RDT结果读取，跟市面上常见的验孕试纸类似，如果是阳性（有疟疾），试纸上就会出现色带。其原理是，试纸上有针对疟原虫的抗体，如果病人血液里，有疟原虫抗原，抗体和抗原就会结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最终导致变色。这种检测方法，只需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手。

这种检测方法，只需简单的培训就可以上手 | 健康扶贫行动

确诊后，患者马上需要服用抗疟疾药物。缅甸主要流行的是间日疟和恶性疟，其中，恶性疟病死率很高，但幸而得益于青蒿素的发明，治疗恶性疟有了特效药。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预防疟疾。在这一点上，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药浸蚊帐。这是一种用杀虫剂提前处理过的蚊帐，不仅可以隔绝蚊子的叮咬，还能杀死一部分接触到蚊帐的蚊子。雨季来临前，健康扶贫行动会把药浸蚊帐发到家家户户。

雨季来临前，健康扶贫行动会把药浸蚊帐发到家家户户 | 健康扶贫行动

在这三项措施下，疟疾发病率逐年递减，田漾晖回忆：“2010年，我们这个地区还有接近3000的疟疾病例，到了17、18、19年，疟疾就已经降低到50人以下了，而且基本上没再出现死亡的病例了。”

看不见的阻力

儿童免疫接种、妇女接生条件改善、传染病防控，一切都很科学、物资也很完备，但这样就够了吗？

最难的还没开始。“我们的知识，在大脑里总觉得是特科学、特好的东西，但当你面对受众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传不下去。像我们这样的机构到当地，就是要完成最后一公里的事儿，否则前面做的事就前功尽弃，资源全浪费了。”

也许你注意到了，在上述故事中，不通路、没有电、缺医少药，都是来自环境和资源的限制，它们固然带来许多困难，但并非人力不可改。真正的困境，来自上文中缺失的视角——人。

缅北的原住民、去缅北做公益的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使双方理解彼此，并非一件易事。

使双方理解彼此，并非一件易事 | 健康扶贫行动

关于误解，张军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

疟疾在缅北很常见，但当地人对其却了解很少，甚至不清楚传播疟疾的媒介是蚊子。因为在当地的语言里，疟疾被称为“水病”，因为据当地人观察，大多数人都在下河洗澡之后，才患上疟疾的。

当务之急，是让当地人意识到防蚊的重要性。

“我们项目组的人，一开始觉得这个事情很容易，就画了一个宣传画，蚊帐旁边有一只非常大蚊子要咬人，目的就是告诉老百姓，这会导致疟疾，要好好使用蚊帐。”宣传画完成后，每家每户都发了，覆盖率达到100%，但项目组的人到村里做督导调查时，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宣传画挂在墙上，蚊帐却叠得板板正正地放在一边，根本没用。

一问为什么，当地老百姓告诉张军：“哎，你们说了，是蚊子传疟疾，我们也知道啦，但是我跟你讲，你们说的传疟疾的那种蚊子，有蚊帐三分之一那么大，我们这儿从来就没有那么大的蚊子。”

答案令人哭笑不得，但这其实才是公益人最日常的苦恼——怎么做，才能把知识真正地传达给受众，让他们产生行为改变。

“这是一个教训，我们开发这个宣传画，是在办公室里自己开发出来的，没让老百姓参与、互动，没让他们表达出对这件事的认知。”后来，项目组的人也学聪明了，“我们干脆就不画了，让老百姓自己画，我们画的蚊子有头有脑，挺好看的，但其实老百姓未必喜欢。老百姓画的蚊子，我们看像苍蝇，但他们自己理解，印出来给当地人一看，都明白，哦，这就是我们这的小黑蚊子。”

项目组向当地村民宣传好好使用蚊帐 | 健康扶贫行动

有时候，在现场做公益的人，要对抗的，是比认知更无形，但也更强韧的东西——文化。

好说歹说，让当地人相信了疫苗的好处，宗教领袖来了说，女孩打了疫苗生不了孩子，人全走了；让助产士给孕妇接生，丈夫和婆婆都很抵触，他们觉得，村里世世代代，孕妇都是在牛棚自己生，没什么不好。

去现场做项目的人，经常有哭着就回来的——被人骂的。

项目组的人意识到，很多现象背后，还是文化问题。“我们发现，那个地方女性吃饭都不上桌，上学的女孩也少，女性社会地位很低，所以才会出现妇女在牛棚里生孩子的情况。”

面对文化的不同，给当地人科普、讲道理，就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吗？太难了。

要想从根源上改变现状，女性地位一定要提高。概念说起来容易，真做起来，这命题太大了。但在与当地人一次次碰撞中，在具体的细节里，办法还是出现了。“我们从来不给年轻人工作手册，有些书本上的东西，在这儿根本不好用，办法都是在实践中挖掘出来的。”

当时，正好赶上联合国粮食组织跟健康扶贫行动合作，给缅北地区发大米，项目组在发放粮食的时候，做了一个设计——发放地点选择学校，而且不平均发，只有上学的女孩才能领取。这样一来，很多家庭为了领到大米，不得不送女孩去上学。另外，项目组还规定，所有项目的决策必须有妇女代表参与。

要想从根源上改变现状，女性地位一定要提高 | 健康扶贫行动

几乎是在“拖拽”下，妇女更多地参与到了公共事务中。张军说，后来项目的志愿者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当地人发现，在关心妇女和儿童的项目中，女性更有韧性，能盯着一件事，一直做下去。

援助者与被援助者

然而，无论项目做的多成功，给当地带来了多少改变，许多公益组织都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他们走后，当地会怎么样？

关于这个问题，张军和团队早有设计。“作为发展性机构，我们是对一个体系的建设，而不是高薪聘请名医，去开个诊所，看个病，完了就走了。毫无疑问这种方式能解决当地的医疗问题，但一旦项目停了，当地就回到原点了。”

从发展的角度来讲，做卫生援助，必须要培养当地的人，教会他们如何做卫生，最终形成一种，当地人可以承担的医疗体系。

当然，这样的项目，进展会比较慢。“一开始，我们也会找一帮医生去当地，先去解决医疗问题，让老百姓觉得，哇，这帮人挺好，能帮我们治病。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培养当地人一起干，哪怕只是读过一年书的当地人，也叫过来做志愿者，承担一部分工作，工作当中慢慢教，让他们知道卫生管理，逐步形成自己的卫生体系。”

做卫生援助，必须要培养当地的人 | 健康扶贫行动

二十多年过去，曾经培训过的学生，不少都参与了当地卫生系统的组建：“比如克钦邦第二特区建立的卫生诊所，所长都是我们的学生，从零基础开始培养的。”

在建立卫生系统的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思考：援助者与被援助者之间，不应只是前者给予，后者接受的关系。

“一定不是只给渔网，让他们去捕鱼。”关键是，让被援助者，想主动去捕鱼。

关于如何调动主动性，张军分享了一个修路的故事。

有一次，项目组得到笔资金，想给一个不通路的村子修路，但当地人反应很平淡，于是项目组就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假如有笔钱，你们想干啥？

老百姓说：“想要一个小运动场地。”

项目组的人想了想，同意了。运动场地建好后，不久，当地人就主动地开始修路了。后来，邻村的人也修上了路。

运动场、修路，这两件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怎么扯上关系的？其实，魔力并不在运动场，而是它的边上。“当地人都是太阳出来了，就去干活，太阳落山了就回家睡觉，没电，也没有娱乐。如果孩子们能有块地踢足球、运动一下，家长就能在边上聚在一起，说说话。”

别小看了这种社交的作用。当本地人有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就有了商议事情的地方，一个集体做决策的机会。张军说：“村民聚在一起后就商量，村里没路确实是个问题，能不能大家都出点力，别人再提供点石头、水泥，我们修条路？村里人都觉得好。慢慢地，路就修起来了。甚至，村民们还邀请了对村的孩子来比赛。对面村民来了一看，咦，你们有个小运动场，路也修得不错啊，回去我们也弄一个。”

虽然，从结果来看都是把路修了，但从专业的公益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当地人已经不再是单方面接受物质、资金援助了，而是产生了自主性，在用以一种发展的方式，应对外界的援助。

桥梁

在帮助特区建立卫生体系时，张军和团队意外地发现，他们逐渐成了一种桥梁——连接特区和缅甸中央政府。

事情跟培训当地医务人员有关。缅北打了60多年仗，人才缺乏，上过中学的人都少。张军回忆，培训初期，连5年级的人都招不来。

就算有人来，怎么培训又一个大问题。

缅北特区和中央政府的卫生体系，不仅不兼容，还存在对立关系。张军以疫苗接种为例：“我们刚到缅甸时，每年都有一个全国儿童免疫接种覆盖的报告，缅甸特区都是空白，没有数据，以前是不打疫苗，后来是打了疫苗也不报给中央。因为他们用的技术标准不一样，打的疫苗也不一样，根本没法报，也没有一个体系去报。而且，特区也不愿意去报。”

然而，哪怕国际公益组织主要在特区开展活动，也必须在中央政府注册。“所以，我们在推动疟疾、助产士接生、儿童免疫接种时，不能按特区原有的技术标准做，而是要按照缅甸中央政府的标准。”

但棘手的是，缅甸中央政府的标准，对特区来说，太不现实了。

中央政府认为，在缅甸行医，必须是缅甸医生，而且是从医学院校毕业的精英。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水平非常低，本地很少有人能够得上中央政府的标准。而符合中央政府标准的人，又很少有人愿意去最贫困的地方工作。即使有中央政府的人愿意去，特区也不一定能接纳。“这是缅甸卫生方面很大的矛盾。特区这100万人口，如果按照中央系统的要求，就没法进行免疫接种。”

张军和团队设计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跟缅甸卫生部商量，先用中央政府的标准，培训项目组里的缅甸医生，培训完了后，再到特区，给孩子们打疫苗。时间久了，当特区和中央政府对健康扶贫行动建立了一定的信任之后，再协调，让中央政府的卫生人员，进入到特区，给当地人进行培训。

“通过培训的当地人，虽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行医条件，但可以做简单的疫苗接种，至少在技术上，跟中央统一了。”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和特区的卫生体系，就对接起来了，数据也能报到国家。

体系的融合，意味着政治上对立的双方，在卫生系统这件事上，可以进行沟通了。而正常和有效的沟通，往往意味着信任的建立。“现在缅甸召开卫生工作会时，还会邀请特区的卫生局长去首都开会，相当于反政府武装，参与政府的决策，这在以前是绝不可能的。”

在一次国家卫生会议上，缅甸卫生部长，看着坐在自己两边的特区卫生局长，非常感慨：“你们不光是在做卫生工作，同时，也通过卫生工作，促进了我们民族之间的和解和信任。”

也许，促进民族和解，并非项目的计划之一。但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对和平会有更深刻的了解——或许政治立场不同，或许语言不通，或许文化迥然、山川异域，但当对面是疾病，全人类的健康，永远休戚与共。

本文作者：小贩儿，首发于我是科学家iScientist（ID：IamaScientist），授权转载，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