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克伦斯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俄国样本（下）

镇压革命失败而后出逃

然而，俄国共济会和共济会内的“兄弟之情”无法拯救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的命运。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和晚年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他任政府总理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任命科尔尼洛夫将军为俄军最高统帅。1917年9月7日，科尔尼洛夫以军事政变和率领精锐哥萨克骑兵师进军彼得格勒来回报克伦斯基的“知遇之恩”。惊慌失措的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被迫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求援，与之结成反对科尔尼洛夫的联盟，五天后才平息了这场叛乱。

多年后克伦斯基在采访时承认：“五十年来，我对这个问题曾经反复思考过许多次。我发觉在处理科尔尼洛夫叛变案中铸下了大错。科尔尼洛夫事件也许是我的政府的致命伤。……科尔尼洛夫事件对士兵们、彼得格勒的工人以及各社会党的领袖们造成了重大的心理影响，他们对临时政府的信心降低了，因而使政府的地位更为削弱。”

这次政治事件充分显示了苏维埃政权的力量，也从侧面展现了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的无能与软弱。临时政府的统治危机越来越深，克伦斯基于9月12日（俄历8月30日）宣布自任最高总司令，又于9月14日（俄历9月1日）宣布成立以他为首的五人执政内阁。同一天，俄国宣布改制为共和国。

10月20日（俄历10月7日），列宁由布尔什维克交通员拉海亚护送，经过化装，戴着假发，乘着一辆煤水车，秘密回到彼得格勒。10月23日（俄历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最后以绝对多数票（十票赞成，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票反对）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决议，并且成立了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9日（俄历10月16日），布尔什维克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

与此同时，克伦斯基和他的政府正手忙脚乱地筹划着镇压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1917年11月6日（俄历10月24日）黎明，根据列宁的指示，两千名左右的工人赤卫队向革命军事委员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集结。

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在著名的《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中记载：“在斯莫尔尼学院，门口和里门上都站着严密的岗哨，要求每一个人出示通行证。那些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整日整夜都发出嗡嗡营营的嘈杂声，成百上千的士兵和工人只要能找到空地方，随即躺在地板上睡觉。楼上那间宏伟的大厅里挤满上千的人，在参加那个喧声震天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大会。”

11月6日晚二十三时，列宁来到斯莫尔尼官，亲自指挥起义。斯莫尔尼宫彻夜不眠，彼得格勒通宵战斗。自11月6日深夜到11月7日早八点，塔夫利达宫、邮电总局、电话总局、尼古拉耶夫车站、波罗的海车站、华沙车站、发电站、米海洛夫练马场、卡拉瓦军事技术学校、阿斯托里亚军人旅馆以及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国家机关和重要企业，均被起义队伍占领。到11月7日早晨，彼得格勒已经基本上掌握在起义队伍手中。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上午十时左右，看到大势已去的克伦斯基匆忙登上“雷诺牌”汽车，跟随插着美国国旗的美国大使馆汽车躲进美国大使馆，而后逃出彼得格勒。电影《列宁在十月》和许多苏联的十月革命史著作都强调当时克伦斯基见势不妙，向临时政府部长们撒谎说“决定亲自去迎接开来的增援部队”，随即溜之大吉，而且还打扮成女护士（一说女佣人）的样子，身着女裙，头戴假发，十分狼狈。为此，克伦斯基晚年数次接受欧美记者采访，每次都坚决否认了这一点，强调他是正常地穿着自己的衣服离开的，他的汽车沿途还遇到了一个起义士兵，这位士兵认出了他，并向他敬礼放行，在《1917年俄国革命》一书中，克伦斯基如此记载：“或许，在我离开的一秒钟后，他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他不仅放过了这个‘反革命’、‘人民的敌人’，而且也给了他夸耀的资本。”克伦斯基表示，所谓男扮女装的说法完全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而这也使他终生对女性的裙子怀有恐惧和厌恶之感。

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晚二十一时四十分，与冬宫隔涅瓦河相望的彼得-保罗要塞的大炮开始向冬宫开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也响起了大炮的轰鸣。从要塞打来的炮弹中有一颗击中了临时政府大员们的隔壁房间，吓得他们魂不附体。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英勇地发起进攻，深夜一时，起义队伍攻破冬官大门，高呼“乌拉”，如排山倒海般地冲入冬宫。工人赤卫队负责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站在惊慌失措的临时政府的部长们面前宣布：“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名义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了。”

11月8日（俄历10月26日）清晨，当人们醒来，惊讶地在街头看到这样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布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经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手中。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有了保证。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11月8日，克伦斯基在普斯科夫的北方战线司令部发布命令，调集支持他的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约五千骑兵军，向彼得格勒发动进攻，并夸口要在11月11日（俄历10月30日）攻下首都。11月10日（俄历10月29日），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部队到达距彼得格勒仅二十公里的皇村。布尔什维克政权动员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全力组织反击。11月12日（俄历10月31日），克伦斯基向苏维埃政权提出谈判的要求，却遭到列宁的严词拒绝。克伦斯基眼看大势已去，在11月14日（俄历11月1日）下午，以政府总理和最高统帅的名义从距彼得堡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加特契纳宫给杜鹤宁将军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因本人起程赴彼得格勒去，特要阁下代行最高总司令职务。”当天，克伦斯基化装成水兵，搭上开往摩尔曼斯克的塞尔维亚军用列车，逃出了加特奇纳。在苏联时代的相关历史著作中，再一次强调克伦斯基是男扮女装钻进加特奇纳宫殿的密道逃走的，当然，克伦斯基后来接受采访时，对此依然坚决地予以否认。

漂泊他乡的孤寂晚年

人生沧桑，命运拨弄。一场大革命让克伦斯基褪去俄国权力主宰者的辉煌，瞬间变成漂泊他乡的两百万俄国侨民中的一员，也脱下政治家的耀眼新装。

1918年初，为了参加苏维埃政权承诺的1月5日召开的立宪会议，克伦斯基冒险回到彼得格勒。但社会革命党领导层拒绝了他的想法，他不得不连夜转移到芬兰。1月底，克伦斯基再次秘密返回彼得格勒，5月初又去了莫斯科，目的在于联系反苏的“俄国复兴联盟”。当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俘军团发生叛乱之后，“俄国复兴联盟”邀请他进行秘密谈判，试图组织外国干涉苏俄军事行动。

1918年6月，克伦斯基假扮塞尔维亚军官，在英国外交部的帮助下，由活跃于俄国、德国、法国、瑞典和土耳其之间的英国著名特工西德尼·乔治·瑞利（英文为Sidney George Reilly，在英国情报局的编号是 S.T.-1.）保护，穿越俄国北部，抵达摩尔曼斯克，从那里乘船到苏格兰，再转伦敦。正忙于英国大选的首相劳合·乔治抽空接见了他，克伦斯基受邀在工党大会上发表演讲，但此时的劳合·乔治领导的自由党和在野的工党正高呼“把英国变成一个无愧于战场归来的英雄们的国家”，对克伦斯基干涉苏俄的建议毫无兴趣。之后，克伦斯基去了巴黎，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试图争取协约国对社会革命党暂时控制的乌法省的支持，但同样没有成功。1918年11月，高尔察克在外国武装的支持下于鄂木斯克发动政变，宣布成立“西伯利亚政府”，自封“俄国的最高执政者”和俄国陆海军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克伦斯基在伦敦和巴黎宣布不承认“高尔察克政府”，他的口号是“不要列宁，不要高尔察克”。

1922年至1932年间，克伦斯基一直在巴黎居住。他编辑出版报纸《时代》，出席各种反苏讲座，呼吁西方发起反对苏俄的“新十字军东征”。1935年苏联出版的著名语言学家乌沙科夫主编的《俄语大辞典》中列出一个新的名词“克伦斯基主义”，解释是：“专指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政治家，他用空洞的口号偷偷地与大资产阶级勾结。”

克伦斯基1938年在巴黎国立新闻俱乐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西方急需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克伦斯基不仅曾经担任临时政府总理，并且精通英语、法语等欧洲语言，因而多次受邀为美国和欧洲大型政治报刊写文章，到各国各地做报告。

1939年，在原配妻子奥丽嘉去世后，克伦斯基与为巴黎和伦敦报纸工作的澳大利亚记者丽迪娅结婚。在她的帮助下，克伦斯基在法国出版《新俄罗斯》杂志。1940年德国纳粹军队占领法国之后，克伦斯基逃到了美国。在1941年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时，克伦斯基希望借希特勒之手消灭苏维埃制度，但到了1942年，他认识到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本质，认为希特勒不可能成为“俄国的拯救者”，随即转变观点，写文章支持红军战胜纳粹德国和保卫苏联。

1945年，克伦斯基前往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看望病入膏肓的妻子丽迪娅，直至1946年2月她去世。之后他回到美国，并在纽约定居。1949年春，克伦斯基和友人在纽约建立了“为人民自由而斗争联盟”，试图更为广泛地联合反苏力量。1951年，克伦斯基因政见分歧退出该组织。这是克伦斯基最后的政治表演，此后，他彻底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克伦斯基的两个儿子格列勃和奥列格住在伦敦，并且与他基本断绝往来。他初到美国后，没有住房，不得不借住在朋友西普逊夫人家里。昔日的俄国政治明星现在成了被全世界遗忘的人，他没有可以推心置腹或一吐政治诉求的朋友，唯一的安慰是他的女秘书埃伦。埃伦的俄文名字是伊万诺娃，出生于中国汉口的中俄混血家庭，并在中国长大，父亲是在中俄之间从事茶叶贸易的俄籍商人，因此她难得地通晓俄文、英文、法文和中文。1953年，斯坦福大学聘请克伦斯基到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工作，特意招聘埃伦为年迈而视力严重减退的克伦斯基做助理秘书。在这之后，埃伦一直伴随克伦斯基到他辞世。克伦斯基亲切地称她为“总书记”，因为在俄文中“秘书长”（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екреталь）和“总书记”是同一写法。

这期间，克伦斯基在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工作了很长时间。他从事课堂教学、指导大学生，此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俄国临时政府的档案，后来结集为三卷本《俄国临时政府》（The Russian Provisional Government）出版。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所做的巨大贡献，这些档案现在仍然保存在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供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

1967年11月，克伦斯基被发现患有胃癌，手术后回到西普逊夫人家里。此时的他几乎身无分文，欧美政府与媒体报刊也不再需要他的演讲和文字。克伦斯基再度陷入极度窘迫之中。侨居伦敦的俄侨伊琳斯卡娅公爵小姐是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把他介绍到伦敦的一家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的医院。克伦斯基来到伦敦住院后，情绪一落千丈，经常处在昏厥之中，醒来便呼唤埃伦的名字。埃伦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从纽约飞往伦敦。在她的亲自料理下，克伦斯基的心情才逐渐有所好转。但无人为克伦斯基提供返回纽约的机票以及以后的生活费用，埃伦自身也几乎一贫如洗。苦苦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的她，想到了克伦斯基存放在纽约西普逊夫人家中的个人档案文献，希望有人出高价收买这批资料。

埃伦先打电话给克伦斯基曾经工作过的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遭到拒绝。但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投来了橄榄枝，表示有兴趣收藏克伦斯基最后的个人档案文献。1968年12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人文研究中心通过档案拥有人——克伦斯基的儿子奥列格和秘书埃伦收购克伦斯基档案，估价十万美元，五年付清，每年支付两万美元。后来以这批档案为基础建立了德克萨斯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克伦斯基档案馆。这部分档案是他1917-1969年的有关文献，共计两百五十八个文件。文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克伦斯基的著作，包括书稿、文章、为写文章准备的材料、文件、诗作和日记；第二部分是克伦斯基的信件、演讲稿和世界各地名义的通信；第三部分是克伦斯基移民时期的政治活动材料和自传性文件，有一部分特别标有“M“字母，里面装的是克伦斯基与共济会的通信，这部分卷宗上写着“绝密，只有在克伦斯基死后五年才能启封”。自1995年起，该中心的克伦斯基文献对研究者公开。后来，1982年和1988年埃伦又赠送给中心三十五份文件，主要是克伦斯基的个人书信。

埃伦在拿到第一笔款项之后，立即赶到伦敦把克伦斯基接回纽约，并在市长官邸附近租下一套条件不错的住宅，又为克伦斯基制定了详细的财政支出计划，为的是让有限的资金达到细水长流的作用。

著书立说

克伦斯基最为潦倒和身心疲惫之时，曾在1968年通过特殊渠道向苏联政府提出回国申请。苏联官方表示欢迎，但提出一个条件：克伦斯基必须发表拥护苏联的政治声明。1968年8月13日一份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绝密文件中记载：“......得到他（克伦斯基）的声明：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承认苏联政府政策的正确性，承认苏联人民在苏维埃国家领导下的五十年中取得的成就。”这一绝密文件现收藏于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驻伦敦的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堂神父别列科夫承认克伦斯基与苏联方面的谈判是通过他进行的，神父回忆说：“克伦斯基承认，1917年10月事件是合乎俄国社会发展逻辑的。他不后悔发生的事情，尽管过了五十年，他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17年事件。”（谢尔科夫：《俄国共济会史1845-1945》，圣彼得堡1997年版，第115页）但是，克伦斯基随后又突然收回了回国申请，可能的原因，是1968年8月21日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1970年4月的一天，克伦斯基在家里跌了一跤，折断了股骨，随即住进医院。念及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他的精神完全垮了，决定不再给任何人带来负担，只希望早些死去。他开始绝食。纽约诊所的医生不得不通过静脉点滴给克伦斯基强行注入营养液，他却总是拔出针头。去意已决的克伦斯基以这种方式与医生和护士整整斗争了两个半月。为了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甚至恳求埃伦去给他弄来毒药。1970年6月11日，刚刚度过八十九岁生日（5月4日）的克伦斯基在自己位于纽约的家中去世。2008年3月6日，英国BBC报道了俄文记者阿尔德·克列切特尼科夫的广播稿《微笑的俄国革命英雄》，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克伦斯基的死亡可以被认为是自杀（www.bbcrussain.com.28 March.2008)。

克伦斯基虽然始终坚持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也一直是东正教教徒。他曾在1915年11月出席彼得格勒宗教哲学协会，在演讲中强调东正教应该改革，因为“不仅基督教思想家，而且社会主义思想家也讲平等，自由和博爱”（索科洛夫：《1917年2月至1918年1月的国家与俄国东正教会》，圣彼得堡2014年版，第434页）。克伦斯基从此就遭到了东正教的反对和敌视。他去世后，纽约当地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东正教会都拒绝将他葬入东正教墓地，认为他是俄罗斯衰落的罪魁祸首。克伦斯基的遗体被辗转运到伦敦，因为他的儿子奥列格住在那里，最后葬于伦敦西南郊帕特尼谷（Putney Vale）的公墓里，克伦斯基的墓穴和墓碑没有任何宗教色彩。这个公墓有一个英国国教教堂，但同时也接受非宗教的殡葬服务，这里也曾收留普法战争后被迫亡命天涯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孤魂。

1917年7月，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担任俄国临时政府总理职务，成为二十世纪俄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最高统治者。而1970年6月去世时，他再次创造了一个纪录：二十世纪俄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前政治家。

恢复知识分子身份后的克伦斯基，一方面力图为自己的政治实践的失败做出合理解释，并不断抨击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另一方面为了刻意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者身份及其革命理想，以及解决客居他乡和颠沛流离中的生活所需，他用俄文和英文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整理了大量与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关的历史文献，同时还接受了欧美国家众多记者和媒体的采访。

1933年克伦斯基流亡伦敦时撰写了《自由被钉在十字架上》（The Crucifixion of Liberty） 一书。他重点描写了自己为俄国的自由而奋斗的历程，“试图以这种特别的方式来影响同时代人的想法，敦促他们为自由而战”。《俄国1917年革命》也是克伦斯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著作，讲述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对1917年所形成的政治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认识，解释了自己当时所作的诸多决定的必然性，同时也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和科尔尼洛夫的作用。克伦斯基还根据自己对罗曼诺夫王朝末期的了解，并以一些皇室内部日记、书信和回忆录为基础，撰写了《罗曼诺夫王朝的悲剧》一书，从多个视角展现了皇室贵胄的灭亡和沙俄帝国的覆灭。

《历史转折中的俄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克伦斯基在美国流亡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回忆了自己的家庭、学生时代、革命活动和共济会经历，还回忆了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以及俄国当时一些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情况。克伦斯基称，虽然这是一本以他自述为基础的个人回忆录，但其内容却具有“历史性”和“客观性”。

1917年9月发生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是决定克伦斯基政治命运的关键事件之一。克伦斯基流亡国外后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反思和研究，他撰写了关于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基础性研究著作——《布尔什维主义的序幕》。作为科尔尼洛夫叛乱的亲历者，克伦斯基通过解读1917年10月8日审讯科尔尼洛夫的速记记录，向读者揭露了这场叛乱的真实面目和俄国革命历程的沉痛转折。克伦斯基在字里行间试图向读者传递一个信息，即临时政府是可靠的，是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的。

克伦斯基有两本文集收录了流亡国外时所作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来自远方》收入了1920-1921年克伦斯基对苏俄时局的评论、对苏俄与波兰关系的看法以及对外国武装干涉苏俄所持的立场等文章；而《失落的俄国》一书收集了克伦斯基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在巴黎、柏林、布拉格和纽约等地的俄国期刊上发表的有关二月革命、临时政府时期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十月革命的回忆性文章，还收集了克伦斯基对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策的评价等方面的政治日记。

克伦斯基评价

如果将时光机器倒转回1917年，或许可以看出一些克伦斯基的政治和命运的端倪。克伦斯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通过召开立宪会议把俄国建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二月革命胜利之后，广大人民渴望立即享有革命成果，想得到土地，停止战争，但克伦斯基政府依然陷于将战争进行到底的泥潭，并连连失利，在土地问题上也迟迟没有作为，立宪会议也未能召开，人们对克伦斯基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最后，以曾经的“革命之子”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打败，变成了人民的“革命死敌”。

或许历史老人是宽容大量的，或许历史法官不会厚诬古人。尽管三十六岁的克伦斯基在其政治功名巅峰之际败给了自己童年的伙伴——四十七岁的列宁；尽管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和政治理想败给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但是他却以超常人寿目睹他的政治敌人一个个老去并先于他离世。

克伦斯基这个世纪老人还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方冷战、美苏对抗、中苏关系变迁和科技革命，他几乎成了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评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