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探访土叙边境难民：欧洲难民危机之外的另一面（上）

澎湃新闻记者李丹

2017-03-16 10:10

来源：澎湃新闻

当我们对叙利亚难民的关注点几乎全都被媒体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强调占据，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欧美的恐怖袭击和犯罪事件中，难民群体一次次被个别极端分子代表，被塑造为危险的、精神错乱的、争抢福利的寄生虫，抹杀穆斯林的巨大差异、简化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在国外已成一种政治现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而变得更有市场。而中文网络上流传的相关文章，也存在诸多歪曲和夸张。本报道希望能通过与难民的亲身接触，呈现事情的更多角度。

今年以来，随着特朗普的“禁穆令”发布，一种全球性的反穆斯林趋势愈加明显，文明／种族的视角愈加替代了意识形态／体制的视角，西方愈加成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同义词，这样的观点甚至已不局限在政治极端人士之中。观点能重塑历史，中东历史从极端主义的视角被再次塑造，而这无疑会导致叙事的狭隘化和暴力化。历史是复杂的，难民问题也并非只有欧美主流媒体着力刻画的单一面向。当灾难影像和暴力影像之外的影像无法被看到，作为“正常人”的难民在世界主流媒体失语时，他们的声音要亲自去走到他们中间，才能听到。

2月，中国NGO国际法促进中心“共同未来项目”的两位年轻志愿者来到土耳其，此次是中国第一个通过正规渠道到土耳其做难民志愿服务的探索性尝试，他们是该项目的第一批志愿者，试图探明叙利亚邻国土耳其的难民情况究竟如何，以及中国NGO究竟能做些什么。

依靠欧盟的援助，目前希腊的难民危机已经有所缓和，而土耳其则日益成为难民危机的中心。尤其自去年欧盟和土耳其签订协议，土耳其开始更多发挥拦截难民的缓冲区作用。土耳其不仅是本次难民潮中人道主义危机的“重灾区”，也是人道主义救援的最前线，具有突出代表性，各国都在关注，遗憾的是国人对此少有认识。

记者和“共同未来项目”志愿者杨肯、满园所到的城市加济安泰普（Gaziantep）就在土叙边境，几十公里外就是著名的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五年前，加济安泰普的居民可以在周末穿过边境去阿勒颇度假享受美食。去年12月潘基文卸任时说：“阿勒颇如今是地狱的同义词。”后来被政府军收复的城区，则是一片死寂的鬼城。

加济安泰普是土耳其南部最大的城市，也是涌入难民数量最多的城市，自2012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加济安泰普人口的增幅已超过20％，30万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年龄都在17岁以下，使这里成为土耳其最大的青年人聚集地。

加济安泰普和阿勒颇的位置。

记者在加济安泰普下面的小城尼济普（Nizip）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在墓园玩耍的孩子——就仿佛一个隐喻：怎样在灾难的过去的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本文摄影除署名外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李丹

这里几乎从未有过中国人，每当从街上走过，就会引起骚动和豪华的注目礼，大多是友好和好奇的，上前合影，免费提供食物，免费开车搭载，但战区临近地区的阴影也挥之不去。在这里的受欢迎程度让志愿者杨肯觉得不安，“怕很快所有人都知道城里有一伙中国人了，毕竟离叙利亚只有30公里。”

网上流传着加济安泰普的“伊斯兰国国际处”（ISIS International）之称，ISIS从国外招募新血后，便安排其赴加济安泰普，再从这里越过土叙边境。此外，如果外国人在街头露出相机，还有被当地警察直接没收的可能。

尼济普街景。

距离我们一百公里外的阿勒颇，战事仍在进行，俄土双方都在继续轰炸ISIS据点。而记者来到加济安泰普的次日凌晨，土耳其警方展开了一场国内29省的大规模清剿ISIS行动，在第二天的声明中称逮捕了七百余名疑似青年，后者正在土耳其寻找目标，企图制造恐怖袭击。去年的博雅公关阿拉伯青年调查中，许多受调查者无法解释为何有人想要加入ISIS，记者此行也亲身经历了难民对ISIS的痛恨。

一位穆斯林女性逆风走过时头巾被吹起。

据当地市长法特玛·沙辛介绍，难民给加济安泰普带来的挑战是严峻的：住房短缺、租金上涨、干旱问题（进一步加剧供水问题）、卫生系统压力以及对教室和教师的需求。

难民营深锁在军方的控制中，由铁丝网围成的145000平方公里贫瘠区域内，密密麻麻地排列着900个集装箱。这里是土耳其七个难民营之一，共接纳了约五万名难民。

来自网络的尼济普难民营照片。

因为政府严禁进入，我们只能知道里面条件较差，无法得到任何直观的素材，据国际法促进中心负责人刘毅强讲述，去年在这里只是远远地拍了照片，就被军方抓进去强制删除照片。

然而难民营之外，是更广阔的土壤。在集装箱难民营生存的人大多为最弱势群体，包括单身妇女、残疾人或慢性病患者。除此之外大多数难民都居住在位于加济安泰普的收容社区内。后者也是我们此次探访的重点。

此次接待方是当地一家从事难民帮助的土耳其非政府组织YUVA，项目经理Tara慷慨允许我们借宿她家，她是这里唯一的美国人，来自西海岸，在土耳其做了25年的公民社会工作，之前她的工作并不直接与难民相关。2013年，叙利亚战争形势越来越糟，大量难民跨越边境，很多人溺死在爱琴海上。一天，她的朋友发来信息：“我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怎样把三具尸体运回叙利亚。” 当时是早上7点半，她正喝着她的早餐咖啡，那一刻鲜活地意识到他们处在多么不同的现实中。后来她开始从事难民帮助工作。

Tara说：“你们来之前问我这里安全程度怎样，我说我不知道，没有人会来这里。你们的存在就是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志愿者、记者跟难民同吃同住，看了他们潸然泪下，听了他们内心的故事。

太多印象深刻的时刻——

曾跟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难民女孩聊了一个晚上，她在当地的另一家NGO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在叙利亚搜集证据起诉战犯。她说她希望这些纪录有一天也能翻译成中文，让中国人知道阿勒颇发生了什么。“各方力量都打着反恐名义迫害平民，有时只有一方军队时，平民也会被杀。”她有微信账号，因为家人在革命前一年到中国留学，得到了叙利亚的奖学金，她也想去中国看看，但作为难民是不可能的。在烟雾弥漫的水烟馆，她用语速极快的英语不停顿地向几个中国人讲了三个小时她们的境遇，几乎没顾得上吃喝，“因为你们不知道” 。

还有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曾为联合国等一系列组织工作，因拒绝了ISIS情报部门的招募现在仍处于生命威胁之中。

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引发国际强烈反应，采访一位库尔德人知识女性难民的早晨，恰逢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暂停执行这一行政令，告诉她这个消息，她说叔叔家的孩子在美国生活，如果能解除禁令她会很开心。而之前她刚刚给我们看了她家之前的照片和被炸毁后的照片。

……

在与难民开始交谈之前，我们就被告知，在这里很少有人谈论他们自己的家乡，因为战争还在继续。由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广泛存在，与难民的交谈也需要谨慎。

“别问他们怎么来的，因为他们都是通过各种非法的途径来的，他们会谈论叙利亚政治吗？不，他们缄口不言，听不到他们谈论。很少人在聊过去的事。我们也只是帮助他们，而不是打听他们的底细，我们不需要知道。会不会揭开疮疤，问多深，必须和社工商量。那么多媒体，直接把相机和话筒粗暴地伸到难民面前，这是非常糟糕的。 ”

在忐忑中，我们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难民不再是新闻上的统计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事实上，大多数的难民，即使生活窘困，正在失业或面临失业，也尽量衣着整洁，举止有尊严。知识分子更艰难维持着自己的精神寄托，让人看到坚韧的限度，在极糟的境遇下能够葆有多大程度的希望，与“难民”这一“驱逐”中无法命名的命名、未见期限的临时状态抗争。

A。

ISIS以对儿童的利用而闻名，他们绑架、囚禁儿童，然后将其用作自杀炸弹、儿童战士，甚至是人质的处决者。ISIS对待儿童非常残酷，即使出逃，很多孩子也会陷入创伤应激障碍。这个16岁男孩A就是曾被ISIS囚禁的儿童。在他12岁时那年，“根本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就被ISIS关起来，后来出逃。我们无法追问更多细节，因为他说到这里就哽咽。

他的父亲2012年在飞机轰炸中被炸死，除了父亲，家里还有7位家人中战争中去世。2014年，他和妈妈、妹妹来到土耳其，妈妈有肺病，无法工作。像他这样的家庭很多，没有一家之主撑起一个家，在土耳其生活困难。他一个孩子要做家务照顾家人，有时小妹妹帮他。他们很难找到工作。他说，很高兴的是在这里有医院给他妈妈治病，政府的公立医院是唯一对难民开放的医院，即使如此也困难，费用太高无法承担，只是在能承担的范围内稍微缓解病情。“来得晚的一批人情况最糟。我不知道一个年轻人如何承载这样的负担。”Tara说。

四个月前，A开始学习拍照，家里没有相机，只能在上课时用到相机，平时自己用手机拍，但并不是智能手机，只是像素很低的老款手机，他正在YouTube上看视频学习怎么用photoshop进行后期处理。一开始有四个朋友一起学，其他人只是对摄影感兴趣，只有他的目的是想用镜头把真实记录下来，“叙利亚每天都有人死去，特别想记录下来，用视频或照片，一张真实的照片胜过一百张不真实的"。虽然目前边境控制很严，也想通过一些方式能够回去，录下一些情况。

志愿者把自己的单反借给了他，他拍回的照片里有他精心打理的发型。

难民S告诉我们，如果说当初一点没参与政治活动是说谎，但他作为艺术家仅限于和平的反对，不想看到流血。只有在写书法的时候会用到红色。他的家长曾经希望他成为一名医生，但是因为他无法忍受流血的画面，因而选择了艺术的道路。他的家乡霍姆斯是抗争最早开始的地区，最初他参与了和平的示威游行，是带着橄榄枝和玫瑰花去的，没想到很快，那里就变成了武装斗争的地方。

2012年，政府军加大了对霍姆斯的袭击力度，还发生了针对平民的屠杀，外逃人数迅速增长。他曾是富有声望的书法家和诗人，三年前因为实在忍受不了自己的孩子们无学可上、终于越过边境来到尼济普，第一年在建筑工地干活。一个老奶奶一个妻子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全家靠他养活。

虽然阿多尼斯是全世界公认的大诗人，但在他看来，叙利亚国内真正的诗人不买阿多尼斯的账，他们认为诗歌应该表达人民的声音，阿多尼斯表达的不是真实的声音。“这个房间里开着电灯，现在点燃一个打火机，火苗对房间里的光线没什么影响，这就像阿拉伯世界，阿多尼斯把灯都关掉，他的小火苗就显得特别明亮，其实真实的情况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大诗人被囚禁流放不能发声，就显得阿多尼斯特别好。”

他说艺术家有义务为人民发声，不应该满足大国利益而互相残杀，使叙利亚沦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牺牲品。当被问及怎样发声，他说现在因为战火牺牲了百万人，又有几百万人被迫流离失所逃到周围的国家，真实的情况就摆在那里，是看得见的，没有哪种声音能真正表达他们的痛苦。

但他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不一定会被完全呈现。

2009年，S曾在叙利亚当过一年半公务员，之后被顶了下来，不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好，而是因为走关系来了一个人。当时叙利亚的腐败已经非常严重，知识分子遭受各种不公待遇，有知识和能力的人被顶下来，甚至沦为清洁工。“国家的财产都掌握在很少人手里，控制和压迫知识分子的是连文凭都没有的官员。”文化人就像灯火，被迫流离失所，在他看来对后代是很没有希望的一件事，所以对叙利亚局势也充满悲观。

思想家和艺术家为了生计奔波，很多已经忘了自己是知识分子，生活压力太大，他现在好几个月都没法创作。“现在有点钱，是买纸笔创作还是给孩子买点吃的，肯定是后者。可是战争还在继续，也没有结束的迹象，没有人和知识分子站在一起。”

S家里有自己写的六本诗集，一直没有钱和渠道出版，这些诗歌并非关于个人，而是关于叙利亚社会和人民。家中也有些书法可以向我们展示，但他称根本代表不了他的水平，因为很多特殊材料在这里买不到。

他在叙利亚曾拥有一个工作室，教授阿拉伯书法和伊斯兰思想，因为他相信书法也是表现宗教美的方式。不仅收叙利亚学生，和其他中东国家也有很多接触和交流。他从小喜欢画画，7岁开始学习阿拉伯书法，那时候还不会用芦苇笔，只是把字母当画来画。家乡有很多著名书法家，跟随的第一个老师是叙利亚最著名的书法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和诗人。S说好的作品能反映出好的内心，成为大的艺术家必须接受很全面的教育，不仅仅是手头的功夫。

叙利亚人久已忽视这种艺术，他和老师的交往也没那么频繁，仍感恩于一年一两次的指导机会。幸运的是近年书法艺术有复兴的趋势，全世界的穆斯林都会来叙利亚参加书法比赛。但这是在战火开始之前。

写书法。杨肯图

仅仅把中东历史处理为暴力史是简单化的，全球十余亿穆斯林，也无法抽象成具有共同意志、目标、政治偏好，据此展开集体行动的统一体。S认为当前伊斯兰的形象被恶意和谎言毁坏了，有责任和义务把伊斯兰和恐怖主义区分，历史上，“伊斯兰的传播靠的不是宝剑而是爱。靠武力可以攻下一个城，但不能建立一种文化，而且需要跟其他文明沟通交流。”他举着他心爱的芦苇笔说，这只笔才是他们的武器，改善伊斯兰的形象，不光是书法，更靠知识。

早晨S走在他最喜欢的一条路上，这里有难得的古老叙利亚建筑，”每块石头都是老的“。

许多难民聚居在这一街区。

路上能碰到难民朋友聚在一起聊天。

S的家和其他难民家一样简陋，不同的是挂着油画和书法，若干房间，但只有客厅有一个炉子取暖，扔些木柴进去，有时候是一本书，有时候是一双旧鞋，扔进塑料袋时则会发出刺鼻的味道，而他们习以为常。即使这样的房子，也每月花去他工资的三分之二，800里拉（约1600人民币）。一开始尼济普的房租很便宜，200里拉就能租到，随着难民的涌入，房租一路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