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土叙边境难民：欧洲难民危机之外的另一面（下）

当我们对叙利亚难民的关注点几乎全都被媒体对欧洲“难民危机”的强调占据，这并非事实的全部。在欧美的恐怖袭击和犯罪事件中，难民群体一次次被个别极端分子代表，被塑造为危险的、精神错乱的、争抢福利的寄生虫，抹杀穆斯林的巨大差异、简化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在国外已成一种政治现象，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而变得更有市场。而中文网络上流传的相关文章，也存在诸多歪曲和夸张。本报道希望能通过与难民的亲身接触，呈现事情的更多角度。

今年以来，随着特朗普的“禁穆令”发布，一种全球性的反穆斯林趋势愈加明显，文明／种族的视角愈加替代了意识形态／体制的视角，西方愈加成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的同义词，这样的观点甚至已不局限在政治极端人士之中。观点能重塑历史，中东历史从极端主义的视角被再次塑造，而这无疑会导致叙事的狭隘化和暴力化。历史是复杂的，难民问题也并非只有欧美主流媒体着力刻画的单一面向。当灾难影像和暴力影像之外的影像无法被看到，作为“正常人”的难民在世界主流媒体失语时，他们的声音要亲自去走到他们中间，才能听到。

2月，中国NGO国际法促进中心“共同未来项目”的两位年轻志愿者来到土耳其，此次是中国第一个通过正规渠道到土耳其做难民志愿服务的探索性尝试，他们是该项目的第一批志愿者，试图探明叙利亚邻国土耳其的难民情况究竟如何，以及中国NGO究竟能做些什么。

依靠欧盟的援助，目前希腊的难民危机已经有所缓和，而土耳其则日益成为难民危机的中心。尤其自去年欧盟和土耳其签订协议，土耳其开始更多发挥拦截难民的缓冲区作用。土耳其不仅是本次难民潮中人道主义危机的“重灾区”，也是人道主义救援的最前线，具有突出代表性，各国都在关注，遗憾的是国人对此少有认识。

本文为报道的下篇，试图继续勾勒一些生活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的群像。

记者此行接触到许多尊严扫地的知识分子，令人唏嘘。F是其中的又一个例子。 

F对包括中国社会和家庭变迁在内的问题怀有兴趣，当询问我们相关问题时，她认真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她曾是阿勒颇大学的阿拉伯语教师，今年36岁，正面临窘迫的失业。知识分子的失业是难民群体中常能看到的现象，他们找不到与资历相应的工作，有时就业情况还不如掌握实际技能的人。

她来自的阿勒颇大学是叙利亚重点大学，2013年就曾发生过火箭弹击中大学校内建筑导致血肉横飞的事件，当时政府军和反对派互相指责，均不负责，在此之后，教学依然进行。

两年半前，F来到土耳其。刚到土耳其的那年，大学还在发工资，还会回去领取。现在和很多叙利亚女孩一样，靠变卖过去攒下的首饰生活。目前在YUVA兼职社工，期限两个月，之后不知道能去哪里。

她告诉我们，有条件的话想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家乡在战火中毁掉，现在找不到工作，都让她痛苦，讲述时一度哽咽。

尽管处境艰难，这仍然是一个有尊严的知识女性形象。让她惋惜的是，这里对阿拉伯语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土耳其语高，现在的阿语学校都在UN框架下开设，存在资金不够、难以维持的情况。

F的父母有六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如今家人两人生活在德国，六人生活在土耳其。关于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她表示并不意外，称因为恐怖组织毁坏了穆斯林的形象，但同时她也觉得，特朗普的行政令太过严厉，不够公正。

时值美国华盛顿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暂停执行这一行政令，她说叔叔家的孩子在美国生活，如果能解除禁令，她会很开心。

M是难民中真正的高级知识分子，却也像一个随时流泪的悲剧人物。他研究人权法出身，如今却做了戏剧老师，再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

他的一个学生因先天患有神经系统残疾，刚来时字母都蹦不出，行动也异于常人。M帮助他练习放松的笑和呼吸，这个孩子慢慢开始正常说话，可以在舞台上表演了，跟常人的不同也成为他表演的一部分。几周前，男孩去芬兰接受进一步治疗。这让M深信，艺术可以治愈人。

M培训的学生主要是那些被迫早早扛起生活重担的叙利亚童工。一些孤儿也会来一起排演戏剧，有人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死亡，有人四五年中不知道父母在哪，是沉到大海，还是被迫加入了极端组织，抑或丧生在轰炸中。“他们内心很痛苦，如果不愿意把痛苦带给别人，就会更痛苦。”向记者讲述时，他几次流泪。

在课堂上，他让他们表演蝴蝶，破茧重生，然后在花丛中飞，模拟流离和求学，他们一起欢笑，很多孩子得到了治愈，“已经是崭新的人，没有仇恨了”。一个与亲人失散的男孩子，在一期培训之后，被问起今后最想做的职业，小男孩的回答是为人免费治病的医生。

这些课程培训三个月一个周期，第一个周期用阿语版剧本，第二个周期用土耳其语版，第三个月用英语版，孩子有学习土耳其语和英语的需要，教戏剧也是教语言的过程。例如，M以在街头推小车卖菜的孩子为原本，讲述他们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风餐露宿，避寒只能躲在车壳子里。而在剧本中，即便这样困苦的条件下，孩子们还是会在空中比划着练习写字。

感受得到，M出于对政治和战争的厌恶而转向艺术，转向个体的人，“最重要的是艺术与美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我们需要消除对于民族、宗教、派别、血缘等一切标准的偏见，仅是把人作为人去爱、去尊重，才能发现这个世界真正的美好，但是很可惜现在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才有了望不到结尾的纷争”。

尼济普由于地处边境，是一个“没那么土耳其”的地方，发展程度也较低。“在YUVA跟童工一起工作，但有时他们回去，又回到原点，这令人难过，”H告诉我们。

H是生于1994年的叙利亚难民，能够说较为流畅的英语，正在YUVA担任社工，组织一些童工一起活动，后者常常身上脏乱、眼神复杂。这是一个需要专业性、小心翼翼和极大热情的工作。他说他在叙利亚如果再呆一个月，就会被强制入伍了。参军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有报酬，但攻击平民对他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H告诉我们，在土耳其的童工中存在被虐待问题，甚至毒品问题。有的孩子一天工作10小时，政府口头上禁止童工，但没有严厉执行。在加济安泰普街头，如果警察遇到他们，不会逮捕，只会驱赶。童工在商店打工，背负重物，操作机器，捡拾垃圾，大多数孩子都没有注册为难民，“他们不在乎未来，只想现在能赚钱”。

与知识分子和技工的接触，可以看出叙利亚难民普遍而言有较高的素质，大部分并不激进，而亲西方，这是与伊拉克等地难民存在的差别。

 “我们一家没有靠政府，自力更生在土耳其扎根，来到土耳其觉得很幸运。”中产阶级难民孩子B身上有满满的可能性和移民精神，令人感觉他在讲述的是与其他难民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事实上在战前，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几国中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也培育出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选择去欧洲的难民大多有一定家底，却有太多中产在偷渡路上耗尽了资财。

B生于1996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的2012年就跟家人来到土耳其，属于第一批难民。他的家乡也是隔壁的阿勒颇，爸爸以前是工程师，现在在土耳其当地一所叙利亚难民学校做中学老师。B之前在叙利亚读到9年级，又来土耳其读了一个高中，现在正在大学预科。

“朋友们也有人讨论回家，但现在的局势来看是没什么可能的。” 据他说，刚来时找房子很困难，房东听说是叙利亚来的，会不愿出租，现在情况有所改善，因为叙利亚人越来越多。当问及是否有继续前往欧洲的打算，B表示不想再迁，显然他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在他眼中，很多叙利亚难民可以跟他一样进入土耳其大学，如当地的加济安泰普大学，就有40%-50%的叙利亚人，“现在还没有从土耳其大学完全毕业的叙利亚人，但我觉得毕业后找工作没什么问题，跟土耳其人差不多。”

记者问及政治局势，B不愿多谈，称在这边久了，也很久不看新闻，但知道局势非常困难，国内的人正遭受很多苦难，“看了心里会不好受”。

反差之下，有的人就没他那么幸运，第二个B，与他同名。

他是记者接触的最英俊时髦的难民青年，相处久了却发现一两周也没有替换的衣服。他喜欢自拍，喜欢社交。同是21岁，来自小地方伊德利卜的他因为战争不得不放弃学业，15岁就到社会中打拼，在饭馆打工和兄弟一起养家。2012年来到尼济普，如今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在YUVA中心做了三年志愿者后转正在前台工作，如今一口流利的土耳其语，带领记者在尼济普街头游逛，如“地头蛇”一般熟悉。

此前他的哥哥因为在沙特工作，有居住证，得以把父母和姐妹带往沙特生活，而他只能留在土耳其。还有一个哥哥在阿联酋，一个姐姐嫁到葡萄牙，一家人流散各地。他曾努力试着走出土耳其和家人相聚，但是遥遥无期，如今连为了留在中心工作修改居住证上的注册地址都成问题。

但是如果不提及这些，他平时是最阳光的男孩。他告诉我们，现在的难民年轻人中流行网恋，因为大家逃到不同的国家，会在Facebook、Twitter上谈恋爱，然后在条件较差国家的人再想办法去投奔在富国（如欧洲、沙特阿拉伯）的人。如今的年轻难民，靠Facebook群彼此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结。

有时触目惊心的伤痛掩藏在日常生活之下。A也和B们常常扎堆在一块，只是更沉默，记者后来才发现他的假手。

这个28岁的年轻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沧桑得多。他告诉我们，在一次轰炸中，他失去了左臂小臂下面的部分。轰炸过后，他的腰到大腿被炸得惨不忍睹，捡着自己的骨头去了医院。如今腰部骨头的形状仍然触目惊心。

来到土耳其后，他干过养花种地、在建筑工地搬砖、做清洁工作。每次工作都不能保证稳定，几次被迫离开去找新工作。他有一张照片，站在烈日骄阳下在用那只褪掉假肢的手臂和完整的右臂在建筑工地。他似乎不放在心上，有时还会褪下那截假肢和朋友开玩笑。他后来和土耳其的叙利亚姑娘结婚了，还有了孩子，生活有了指望。

某天下午，A来与我们道别，我们以为他只是下班回家，后来才知道他第二天就不来YUVA工作了。那天我们跟他握了右手。

记者接触到许多认真劳动、勤恳工作的难民，与闲散度日、争抢福利的刻板印象非常不同。

R在难民聚集的街区经营了一家女士专用理发店，靠此为生。她的土耳其语也很流利，与土耳其当地社区的融入程度也很好。记者来访时见到理发店颇为简陋，内有一女性脱毛室。R与许多穆斯林女子不同，烟不离手，性格火辣，她在家里房租周转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热情款待中国志愿者和记者吃大餐。

R有一个七八岁的儿子，和一个刚刚三个月的小儿子。但白天她忙于工作，很难兼顾孩子和家务，只能把孩子寄托在附近街区的叙利亚朋友家，下班后把孩子带回家照顾。为此她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丈夫有自己的工作，时不时旁敲侧击埋怨她无暇顾及家务，“要再娶一个老婆就好了”，丈夫爱把这句玩笑挂在嘴边，但只是戏言。难民外迁后，很多支持网络是靠老乡、熟人关系来完成的。

穆斯林常被诟病为高生育率，然而根据皮尤的报告，五大洲内穆斯林人口生育率的确略高于非穆斯林人口，但差距并不算大，且在迅速缩小，高生育率很多时候不过是穷国特征。记者在R家切身体会到一个难民家庭对待新生命的心情，生的力量如何克服死亡恐惧。当被问及如此未来不保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诞下新生命，丈夫说“你们不会明白新生命对我们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孩子能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幸福和希望”。他还宠溺地允许大儿子拍打他的脸颊玩耍。但出于实际考虑，整体上难民群体的生育率正在下降。

这里的室内供暖多靠燃烧炉，但因燃料昂贵，记者见到他们扔进去的多是包括塑料袋在内的生活垃圾，当记者提醒燃烧塑料袋会释放有毒气体，他们说一般孩子会呆在有电暖气的卧室，但记者所见，整晚两个孩子也呆在火炉供暖的客厅，呼吸着略刺鼻的空气。

在自己的美发店，R结识了土耳其美少女E。

E 25岁，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去伊斯坦布尔学了美容美发，经R介绍成为YUVA教授难民美容美发技术的老师。聊美容美发，能让叙利亚女性和土耳其女性更好地建立联系，打成一片。而且在世俗程度更高的土耳其，美容美发很有市场，结束课程的叙利亚女性会更有机会找到工作。

E告诉我们，当地仍存在对叙利亚难民的排斥。“之前有一次在加济安泰普坐公交车，一个叙利亚女孩不小心碰了一个土耳其女孩一下，土耳其女孩说，你别碰我，离我远点。”

但在YUVA，叙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关系是融洽的，除了上课，他们还会一起做饭聊天，难民在这里不光学习，精神上也能有一个发泄的出口。

E的爷爷是叙利亚人，之前会时不时地带她去阿勒颇待上一两个月，那时阿勒颇美食诱人，人们都相处得很好，一切毁于战争。

“阿勒颇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不人道的，甚至连妇孺老幼都不放过，斗争的各方都是为了获取利益，但没人有权利剥夺人民的生命。叙利亚人现在生存得非常艰苦，断水断电，但是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很多国家坐视不管，让人伤心。”对于政治，她同样不愿多说。

记者见到的许多难民，都在诚实、努力地生活，并尽量表现得有尊严。

在离开YUVA的前夕，记者赶上了一次培训和难民自己关于难民权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既能看出“阿拉伯之春”以来新观念的影响，也能看出长期处于高压国家残存的恐惧心理，还有人权话语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

他们一起重温了1951年的《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这部国际社会考虑到“人人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受歧视的原则”而制定的公约，1967年又有新的发展。“但时至今日人们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新的认识，还在制造新的苦难。”

叙利亚难民是大国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真实的苦难遭受者，但跟他们相处，又觉得离极端主义、以暴制暴如此遥远，他们同时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们在探索一套能为自己发声的话语，但可用的话语资源是如此可怜有限。

他们是美国学者萨斯基娅·萨森所说的“驱逐”的鲜活体现。在萨森看来，全球范围内去管制化、开放边界的20世纪已经结束，将边缘人群纳入政治和经济主流的努力将愈加困难。难民营中的难民，流动受限、被迫闲散、毫无自主权可言。相比之下，记者接触到的生活在社区的难民，尚有更多生机。

难民积极参与讨论，没有人因为问题宏大、“无用”而沉默。

女大厨提出，难民有自己想保留的原来的社会传统和习俗，应该享有这些权利。

帅青年B问：各个国家对难民权利有自己的定义，国际上是否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书法家说：在国内遭受迫害和恐惧，逃出来是自己的选择，人权就是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在一个国家生活不下去时有离开的权利，并有权利在欧洲工作并买房、入学，现在却存在各种阻碍，享受不到平等。

摄影老师问：一个国家不愿意接收难民是不是对难民权的违反？

正值特朗普签发暂停接收叙利亚难民的行政令的当口，又逢欧洲各国集体向右转的潮流，太多问题没有解答。而难民危机源头地的临近国情况如何？根据联合国数据，全世界2000万难民中到东欧和土耳其的占了30%，如果把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算上，达到40%，世界一半的难民都到了黑海周围地区的10个国家，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负担。在本国公民权和难民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艰难的。

这是一群温和的、完全不激进的穆斯林。当讨论进行时记者试图给一名难民拍照，被他拒绝，他说他供职于一所难民学校，不便发表过多政治言论，担心被学校辞退。但是他们依然在纸上认真地写下：希望能有难民的代表为难民发声，应该用母语接受教育，不应该把阿拉伯文化抹去，孩子应该接受双语教育，教育和民族认同是很有关系的，至少要有选择的权利。他们把方方面面的讨论在墙上贴在一起，拼成了一幅在土耳其生活的更好愿景。

志愿者满园、杨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