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为打击网络制假售假支招：降低入罪门槛，建立黑名单制度

网购风靡的时代，如何应对大量制假售假现象？3月1日，浙江大学主办“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多位法学专家认为，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低，惩罚较轻，这是导致不法分子“前赴后继”的主要原因。

有专家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大惩治力度。

利用网络平台制假售假隐蔽且难认定

“不法分子往往借助互联网的隐蔽性，职业化、产业化进行制假售假。”浙江省公安厅一打假民警陈警官介绍，许多制假者产业链非常分散，在不同的代包工厂进行生产后，再到其他作坊里去组装。根据现有的法律，警方即使查到这些散货，也不一定能认定其违法犯罪。

他举例说，一个涉假服装网店，警方认为其涉假金额达200余万元，但制假者在工厂里定制白版衣服，通过社交软件采购假商标，再在网上售卖。“最后警方在其网店里只查到少数假衣服，只能移交给工商部门处罚。”

2月27日，阿里巴巴召开的打假工作沟通会上透露一组数据，去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门共认定和处理制假售假案件线索4495条，案值均高于目前刑法所规定的5万元起刑标准，后被公安机关接收的线索为1184条。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介绍，截至目前，上述线索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共47人获刑，其中仅10人获实刑，其余37人均获缓刑。

“平台上的交易数据不能直接用来认定假货数量，只能看现场有多少货，而且是贴了标签的货价值多少。”郑俊芳认为，交易数据定量难，是惩治制假售假的难点之一。

此外，陈警官还表示，制假售假者的专业化程度近年来也有提升，有不法分子利用VPN网络代理，可以在任何地方产生数据，再从其他地区的物流公司借扫码枪扫描，在快递轨迹上显示出和实际位置不一样的发货地点，使执法者难以确定其生产销售的位置。

专家：建议降低制假售假刑事立案标准

除了假货数量认定难等现实困境之外，如何在法律层面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也备受学界关注。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标准还有很大的完善余地。”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认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事立案标准，这个标准在实际办案中很难进行换算。他建议，可以考虑按照生产销售假货的件数来确定起刑标准。

王新还表示，司法实践中，对制假售假者适用缓刑的比重太高，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判了也还在社会上待着，还在干”。为此，他建议对于制假售假人员禁止缓刑适用，同时可考虑对制假售假的累犯，终身禁止其再次从事相关行业。

“目前的从业禁止是3-5年，很多售假份子再犯率很高。”王新说，可以建立起制假售假者黑名单制度，一旦进入黑名单体系，就要将其彻底从市场中排除。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也认为，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速度已远超法律的发展速度，应突破旧的法律框架，降低利用电子商务制假售假的违法犯罪立案标准，并对涉及假货供应链上的违法操作予以监管打击。

“例如，因为制假售假受过两次行政处罚的人员，第三次就可以不论数额，直接判罪。”阮方民说，对于参与售假的物流企业，明知售假而承运的，也可纳入刑法规制的框架之内。

阮方民表示，在执法主体搜集证据之外，应鼓励民间举报，允许受害单位、民间人士以及专业打假机构打假搜集的证据，通过核实以后，使其具有行政执法的证据效力，来应对举证难问题。

为了让打假者无处可逃，阮方民还认为，各大电商应成立打假商业联盟，并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以避免某个平台打假过严，使售假者在其他管理不严的网商平台又找到栖身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