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斯与芒福德的私人故事（3）：两种城市规划思想的交锋

【编者按】

二战后，美国城市进入大规模城市更新和快速郊区化的时代，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当时的西方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城市问题的本质和解决出路，其中简·雅各布斯和刘易斯·芒福德便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两人的思想交锋已成为一桩著名的学术公案，因其涉及城市规划的学科基础和思想源头，争论至今仍未停息。而两人亦敌亦友的私人故事也将帮助中国规划师去重新思考城市规划的本质，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对于田园城市理论截然相反的态度仅仅是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争执的浅层表象，而两人在观念上的冲突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作为观念的动物，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受到观念的支配。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结语中所言：“生活在现实中的人，通常自认为能够完全免除于知识的影响，其实往往都还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根据塔伦的研究，她将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划分为四种思想传统，雅各布斯属于渐进主义传统（Incrementalism），同属于该传统的规划理论家还包括威廉·怀特和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芒福德则属于区域主义传统（Regionalism），与他属于同一传统的包括克莱伦斯·斯坦因等。

雅各布斯：渐进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

在观念层面，渐进主义传统深受以约翰·洛克（John Locke）为代表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为代表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的影响。在认识论上，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源于经验的”。在实践论上，保守主义者坚持审慎的怀疑主义原则，反对人为的理性设计和改天换地式的激进社会改革方案，提倡在尊重历史传统和自然秩序基础上的渐进式改良，尊重人类社会的多样性。

在城市规划领域，最系统体现上述观念影响的是亚历山大1965年的《城市非树形》一文。开篇亚历山大便开宗明义其价值观：“就我个人而言，我信奉保守主义”；并盛赞雅各布斯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评论家”。 随后，他系统地论述了自然城市的半网络结构和人造城市的树形结构之间的重要区别，并认为基于理性设计的树形结构存在着重大的缺陷。他认为，树形结构的城市是不真实的，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并非等级制的树形结构，而是由无数个相互交叠的圈层共同形成的半网络结构。

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最后一章中也系统讨论了城市规划的观念问题。她长篇引用了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在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年报上的一篇关于科学及其复杂性的文章。

韦弗将科学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处理简单性问题；（2）处理无序复杂性问题；（3）处理有序复杂性问题。雅各布斯认为，城市问题属于有序复杂性问题；而田园城市理论却错误地按照简单性问题进行研究。该理论是建立在两个“简单”、“相互关联”且“处于相对封闭系统中”的变量（即：住宅数量和工作数量）基础上的“自给自足的小城镇理论体系”，但却被应用到大城市的研究中，“而这种基于两个变量关系的简单体系，是不可能在大城市中有任何生存余地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雅各布斯看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理论在认识论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光辉城市理论无非是“建立在两个变量关系体系基础上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垂直集中版本”。换言之，它们都是基于理性设计的激进式社会改良方案，忽视了作为自然秩序的城市的内在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一种理性的自负。

在认识论上，雅各布斯坚持经验主义，对一切基于抽象观念和逻辑推演的理性设计始终保持着审慎和质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便是明证。该书中的全部观点均源自雅各布斯对纽约真实观察的生活体验，而非来自经典城市规划理论。

例如，对于公园的作用，雅各布斯写道：“在正统的城市规划理论中，公园受到无可置疑的推崇，就像是野蛮人对神秘圣物的崇拜一样”。然而，雅各布斯却从女性视角和生活经历认为公园可能会成为危险、肮脏和贫困的城市疮疤。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雅各布斯对于芒福德批评她“对经典城市规划理论一无所知”不屑一顾，以及为何她反过来批评芒福德和其他田园城市理论家闭门造车，既不懂又不爱城市了。

她写道：“自始至终，从霍华德和伯纳姆到城市更新法律的最新修订，所有这一切都与城市的真实运行毫无关系。作为牺牲品的城市从未被真正尊重和研究过”。

作为多元主义（Pluralism）的秉持者，她关注社区，反对精英主义，强调尊重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反对政府规划对于私有财产的侵犯。1961年6月19日，著名的保守主义媒体《华尔街日报》曾撰文盛赞她的新书反对“中央集权式的联邦规划”。

雅各布斯的保守主义思想对1965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提出的“倡导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达维多夫在文中写道：“随着城市规划与更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倡导式规划也开始出现……倡导式规划的很多工作正在开展，但很少是由专业规划师做的。而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正是其中最重要的批判性著作之一”。

此外，雅各布斯尊重作为自发性秩序的市场力量，反对对市场机制的人为干预。在因《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而暴得大名后，雅各布斯转向从城市经济学视角批判正统城市规划理论。她认为，城市是创造财富和经济发展的引擎，人口聚集将使昂贵的公共基础设施在经济上可行，并支撑起多样化的公共生活。然而，田园城市理论所提倡的区域主义则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人为地将公共投资由创造财富的城市注入到不创造财富的乡村，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芒福德：区域主义规划观念的代表

与渐进主义相反，区域主义传统深受以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正是在实践上的一群理性主义者，他们坚持唯理原则，强调理性是指导人类行为的唯一可靠标准。欧文在美国创办的新和谐村便是典型的理性主义乌托邦实验。

诞生于19世纪末的现代城市规划运动，本身便具有十分鲜明的理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作为区域主义的思想源头，田园城市理论是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性设计方案的大融合。而霍华德本人则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影响。正如霍尔对霍华德的评价：“霍华德的解决方案并非家长式的，至少不完全是，但肯定属于无政府主义传统”。

如果说田园城市理论中尚有浓重的公民自治传统的话，然而当该理论被引入美国并与罗斯福新政结合后，便悄然向以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转变。美国区域规划协会创立者之一斯图尔特·切斯（Stuart Chase）曾宣称：“尽管我们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们是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虽崇尚自由，但却支持用计划经济来替代自由市场经济。所以我们不是教条式的共产主义者，而是思想开放的费边社会主义者”。

作为该组织的核心成员，自诩为“共产主义者”的芒福德似乎表现得更激进。他在《城市文化》一书中猛烈地批判了美国“冷漠的大都市”和“特大城市”，并思考如何在美国推动“全面社会主义模式”以取代美国式资本主义。对于美国，他认为“这个国家需要激进主义”。因此，他参与起草了美国共产主义宣言。根据他的设想，政府应该建立基于福利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土地私有制应被公有制取代，建立按需分配的资源分配模式。

为了治愈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病，尽管以芒福德为代表的美国区域规划协会继承了田园城市理论开出的药方，但在实现方式上却没有追随霍华德。与霍华德倡导的建立在“自由合作”基础上的公民自治不同，他们更欣赏以国家为主导的苏联新城建设模式，斯坦因在1920年代曾专门赴苏联考察。

芒福德比他的同伴更相信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一方面，他极力主张通过国家资助的方式进行新城建设和旧城更新。另一方面，为了减缓城市人口高速增长，他甚至建议政府应该“减慢工业化的步伐”。在《纽约的规划》一文中，他写道：“如果私有财产价值和私营企业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话，那么旨在改善生活条件的综合性规划便毫无用处，规划中的公园将永远无法建成，游憩场地永远不会对孩子们开放，田园城市永远得不到资助”。

南辕北辙的背后逻辑

尽管雅各布斯与芒福德曾联手对抗摩西的推土机和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然而两人在相同行为选择的背后逻辑却是南辕北辙的。

在对待摩西式城市更新的问题上，雅各布斯反对的是割裂历史与传统的推倒重来，反对国家运用强制力的城市更新模式，但她却不反对基于市场力量和自愿交易促成的社区自我更新，并专门创造了“非贫民窟化（unslumming）”一词以示与政府主导式城市更新的区别。

为此，很多左派人士将“非贫民窟化”等同于“绅士化（gentrification）”，并对雅各布斯支持绅士化的观点大加批判，主要集中在绅士化将进一步加剧种族隔离的问题，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的更新规划和大规模公共住房建设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雅各布斯却针锋相对，坚信在解决种族隔离问题上，政府规划必然徒劳无益，而市场力量却是唯一解药。她写道：“对于贫民窟和其中的居民而言，传统规划方法完全是一派居高临下的家长式作风，总是想通过不切实际的表面功夫带来彻底性改变。如果要解决贫民窟的问题，我们必须把贫民窟中的居民看作是和我们一样的正常人，让他们根据自我利益做出自由选择”。关于消除种族隔离，她写道：“我认为对于美国城市而言，城市规划设计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不但无法解决种族隔离，反而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只有那些通过自己努力搬离贫民窟的少数族裔才能摆脱种族歧视”。

相反，芒福德对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并不反对。霍尔曾写道：“对于推土机，芒福德充满了柯布西耶般的热情”。芒福德曾针对纽约市衰落地区提出过彻底性重建的计划，这些区域在芒福德的眼中仅仅是“居住的机器”。他反对的是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开出的再中心化的药方，即通过提高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方式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

柯布西耶提出的“公园中的摩天大楼”的设想正是为了解决人口聚集导致居住环境恶化的问题。在解决城市病的大方向上，雅各布斯与柯布西耶的观点是一致的。但区别是雅各布斯认为摩天大楼不利于街道空间的营造，而低层高密度的传统社区空间才能孕育出丰富的公共生活。而芒福德崇尚的田园城市理论则主张去中心化，即把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和将人口向卫星城疏解视为治疗城市病的不二法门。

在1923年纽约区域规划编制过程中，芒福德与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之间爆发的争论最能体现出渐进主义传统与区域主义传统之间的观念分野。与1909年大芝加哥规划一样，纽约区域规划也是一次自下而上的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芝加哥商业俱乐部主席查尔斯·诺顿（Charles Norton）邀请亚当斯主持编制纽约区域规划。

作为一位典型的商人式规划师，亚当斯坚信规划是“基于可行性的艺术”,认为“区域规划不是革命性的药方，而是针对自由发展的一种温和性的公共控制”。因此，在纽约区域规划中，亚当斯提出了与田园城市理论相悖的再中心化解决方案，预测到1965年纽约地区的人口将由1450万增长到2100万。他明确指出“面对纽约地区工业和商业的增长而带来的问题，解决方案不是去中心化的，而是在保障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健康、高效和避免拥挤的基础上重新引导中心化”。

在芒福德来看，亚当斯的方案不过是“糟糕透顶的大杂烩”。他认为，亚当斯最大的错误在于，将区域人口增长看作是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而忽视了城市规划对其的控制作用和影响。他批评该方案鼓励在拥挤不堪的城市中心区继续高密度开发，拒绝为穷人提供公共住宅项目，以及对通往曼哈顿岛的通勤交通线路大幅投资等方面。与芒福德针对技术细节的攻击不同，亚当斯对芒福德的回应则是观念层面的。他写道：“芒福德与我的主要分歧在于，我们是应该站在原地继续高谈阔论，还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脚踏实地践行理想”。

（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年第6期，原标题为《亦敌亦友：雅各布斯与芒福德之间的私人交往与思想交锋》，经过编辑简化，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