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关注小三线研究的哪些问题

三线建设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国家层面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战略工程。其名称来源于对地理区域的划分，这种划分主要考虑的是国防建设，同时也兼顾了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沿海地区为第一线，中部为二线，后方内陆腹地为三线，相对于西南、西北等地区的大三线，靠近沿海地区的中部腹地则被称为小三线。

从2009年开始，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的小三线研究已持续9年，成果颇丰，出版《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等系列研究论著，在国内外引起一定的反响。他的研究也引起了很多学生的兴趣，至2017年，徐有威作为指导教师，已指导小三线领域的博士后论文1篇、博士论文2篇、硕士论文11篇；越来越多的本科生找到徐有威，以小三线为题做学年论文和挑战杯论文；还有不少国外留学生前来请教。1997年出生的徐其立，也跟着父亲徐有威走访了不少小三线各地旧址，同时做过不少口述史访谈，对小三线研究颇有感触。

这些小三线的研究者，很多都是从未经历过这段历史的80、90后。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对小三线感兴趣？又会从哪些方面去研究小三线建设呢？

妇女能顶半边天

根据各厂档案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在各地小三线工作生活的女性大约占有全体小三线职工的四分之一。上海大学历史系2012级硕士生邬晓敏选择了小三线的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她们当时是怎样去小三线的？在地区上有什么分布特点？生活和工作又如何兼顾？”邬晓敏认为，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下，令小三线女性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

在小三线妇女中,基层女工占了一半左右，她们大多数在工厂车间负责开行车、零件生产线等基本工作，还有一小部分女工是负责运输的司机。此外，干部、教师以及医护人员，各占小三线妇女一定的比例。

邬晓敏自2012年起加入徐有威教授的研究团队，在随后的3年时间里共采访了47位小三线女性职工，并将采访整理成近100万字的口述史料。

通过对小三线女性工作内容、生活状况的分析，邬晓敏认为，她们最大的特点是对“男女平等”的高度重视。“男女平等”这种思想在当时被无限放大，点燃了那一整个年代妇女的激情，而对于小三线女性来说，虽然生活在封闭的山区，但也深受这种思想感染。

她进而分析了这种思想带来的不良影响：首先，所谓的“男女平等”是女性把自己放在男性的角度，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是否能做到，忽视了男女与生俱来的差异性，这也给女性在追求达到“男女平等”的过程中带来了很多困难；其次，在当时，倡导“男女平等”旨在鼓舞女性多做贡献以达到和男性一样，而忽略女性的权利意识；第三，当部分妇女在社会生产领域一马当先地“外向”扩展时，女人必须包揽家庭“内务”的格局依旧,男性并未因此而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在小三线的家庭中，这一点并不是非常过分，男性基本上会与女性共同分担孩子的教育问题以及家务）。

在所有受访者中，令邬晓敏印象最深的是上海小三线险峰机械厂的原党委副书记储媖娣。她起初被分配到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后来进入皖南小三线工作，白天接电话，晚上做打字员。这样艰苦的生活在储媖娣口中却是很轻巧的一句话：“年轻不觉得，有事情就做，蛮卖力的。”当时的女同志还参加民兵，晚上都要值班，和男同志一起，背着很重的三八大盖枪。一个晚上要巡逻两次，早上照样要上班。不久储媖娣被提名担任厂党委委员，主要管干部的调配和考核工作。两三年后她又被选上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分管政工工作。

储媖娣回忆说：“女同志心细点，很多事情，和别人谈话什么的比较注意一点，还有容易跟人接近一点，平时业余时间夏天吃好饭没什么事情，我小孩也不在身边，就这家去去那家去去，那么别人有什么情况么就掌握了就能跟我说了，给别人解决解决。”邬晓敏认为，像储媖娣这样细致、热心的女性，为小三线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何处是故乡

对于小三线的建设者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在两代人身上真实地上演着。小三线二代的成长过程与小三线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既与上海又与小三线当地有着密切关系的生活轨迹，使得他们对自己是哪里人有了不确定，产生了“何处是故乡”的疑问。

沈亦楠、金业迅和上海大学的另三位同学，把研究视角聚焦在这些有着身份认同危机的“小三线二代”身上，并以此参评2017年度的全国挑战杯比赛。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1996年出生的沈亦楠这样告诉记者：“小三线建设是一个时代的大事件，也是普通百姓家中的苦乐酸辛。历史不仅存于故纸堆中，也存于普通人的茶余饭后里。我们也是想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让这些群体记忆得以保留，让更多的人知晓，而不是仅存于当事人的记忆中、随时间的潮流而湮灭。”

通过对档案材料地梳理，以及近十位小三线二代和相关人员的口述历史收集，他们将小三线二代分为三类：第一类出生并生活在小三线厂，对原籍没有概念，尽管可能在家讲家乡话，实际上却是土生土长的小三线厂当地人，只有很少的原籍痕迹；第二类是跟随父母到小三线厂生活的，对于原籍有相当深的印象，也与原籍保持的一定程度的联系，对于原籍的感情深于第一类；第三类则是留守原籍的留守儿童，远离父母，或寄人篱下，或独自求生。

第一、第二类在父母身边得享天伦、有充分的身体锻炼、能干一手好农活，在小三线厂中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小三线厂所在地有山有水，空气清新，自然环境优美，与上海相比是一派别样风光，为他们的童年增添了许多乐趣。他们可以爬山、野炊、玩弹弓，也可以下河捉鱼、游泳、结伴打“大怪路子”。绝大多数小三线二代的童年是一种和上海完全不同的、自由自在、释放天性的新生活，少了一份历史的沉重感，多了几分纯粹的快乐。而与父母分离的第三类人则在无依中学会了坚强自立。

在访谈中，研究团队发现，大部分家庭的长辈都坚持自己“上海人”的身份，也希望儿女们继续认同自己是上海人。由于长辈们的“上海情结”，小三线厂的“小社会”特殊属性与人员构成，加上后期经营问题导致的人心思动等主客观因素，大部分小三线二代都较早定下了“回上海”的最终目标。

但小三线厂所在地的教育、基础设施等与上海存在巨大差距，相比于上海本地考生，第二代面临的竞争压力要大许多，能真正通过高考回到上海的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通过去小三线厂委托培养的对口中专技校，然后再通过各种方法回沪。回到上海后，由于文化、消费习惯等差异，小三线职工子女被部分上海人描述成只是“会说上海话的江西人/安徽人”。这样一种边缘化的疏离感，不仅对小三线二代们的就业等现实需要造成困扰，同时也会让他们产生“我是上海人吗?”的自我疑问。

研究团队也注意到，定期聚会成为小三线二代彼此互相倾诉、寻求身份归属感的重要方式。而这样一种寻求集体归属感的聚会，强化了小三线二代们“三线人”这一集体身份的印记，“既是上海人,也不完全是上海人”成为其集体身份中内涵的重要转变，也让“小三线人”这一特殊的身份认同群体能在个体化与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继续得以维系。

这几位90后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小三线建设虽然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下做出的决策，但是它所具备的一些性质并不是特有的。政策移民、返城、二代、身份认同这些关键词在我们讨论很多社会问题时都会频繁出现，在当下突出的人口流动现象、农民工迁移问题中，都可以找到与小三线职工回城相关联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