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纳北大讲座｜奴隶制与反奴运动下的19世纪美国政治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威特·克林顿历史学讲席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于3月4日抵京，开启了他时隔17年后再次访华讲学的行程。

3月6日晚，方纳在北大发表题为“奴隶制，反奴隶制和美国政治”的演讲，拉开了其“十九世纪美国的政治遗产”系列讲座的序幕，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发表致辞，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主持。方纳围绕美国早期历史中的一个核心矛盾——对自由的追求与奴隶制现实的共存——讲述了奴隶制如何在早期美国史中演变成为一个威胁到国家分裂的政治问题的过程。

“生而自由”的新大陆与蓄奴制度的意识形态冲突

方纳指出，自称“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在“新大陆”开拓自己的经济、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同时却通过奴隶制奴役非洲黑人，在一个所谓的为追求自由的人提供庇护的地方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曾在1776年《独立宣言》中写下“人人生而平等”的托马斯·杰斐逊是与乔治·华盛顿齐名的美国“国父”，但两人都是弗吉尼亚的大奴隶主。在内战前的南部，奴隶制庄园是该区域的最显著的存在，黑人中奴隶的人口也远超自由人的数量。在追溯了北美奴隶制的起源之后，方纳指出，与“旧大陆”源远流长的奴隶制相比，“新大陆”奴隶制的特点是：遭受终生奴役的基础是种族和肤色，即在美国南部，只要是黑人血统，出生之后即被视为奴隶。种族、肤色是判定一个人是否为奴的标准，而非战争或者债务原因。方纳还强调，北美奴隶逃离奴隶制的机会极少，一旦为奴，终生为奴。漫长的蓄奴历史维系和加固了白人的种族歧视，至今无法完全消散，成为困扰美国种族关系的历史根源。

虽然建国精英们不希望在1787年制订的联邦宪法中使用“奴隶”或“奴隶制”等字眼，而代之以“其他人（other persons）”等来回避奴隶制问题，但他们并没有禁止奴隶制，相反，还允许海外贩奴贸易在立宪后继续存在20年。方纳指出，允许奴隶制的继续存在成为了联邦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而南方奴隶主也通过类似“五分之三条款”这类的宪政机制安排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但方纳指出，美国革命和立宪对奴隶制形成了第一轮的冲击。自由黑人和奴隶都曾提出过“自由请愿书”，要求获得自由。包括贵格派在内的白人群体也对奴隶制与自由的并存提出了挑战。与此同时，早期围绕奴隶制的争论也引发了另外一个深远的问题，即谁可以成为美国人，或者说哪些人可以获得完全的美国人身份。最早的联邦归化法规定自由白人可以自动获取美国公民资格，而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却被排除在外。这说明美国在早期是一个白人至上的国家，肤色是划分社会阶层的工具。直到今天，美国人仍然未能摆脱这个历史的负担。

随后方纳从经济维度阐释了奴隶制对于南方的重要性，1776年美国约有50万黑人奴隶，而到了1860年，在南部“棉花王国”中黑人奴隶的数量已达到将近400万，奴隶财产在当时的总值高达30多亿美元，高过当时美国所有的银行、铁路和工厂的价值总和。虽然南部的大部分白人家庭并没有拥有奴隶，但是蓄奴州的大种植园主不仅控制着南部的政治和经济命脉，而且也对联邦政治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自华盛顿到林肯的70年时间里，大部分美国总统都是奴隶主，奴隶主在国会中也占据优势。方纳还将美国奴隶制和巴西奴隶制进行了对比，指出在南美奴隶不乏获得自由的途径，如赎买、同白人通婚等方式，而在美国这些通道统统被切断，因为奴隶体制被深深地建构在法律、偏见和日常生活之中。方纳随后举出密苏里州的西莉亚案来说明当时南部社会如何将奴隶视为财产，无论主人施加任何暴行，奴隶都无权反抗。

南北矛盾与废奴抗争

方纳接着论述了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西进如何激发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围绕新加入联邦的领土是否可以蓄奴的问题，南北区域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执。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暂时平息了争论，但1848年美墨战争及其结果又将此问题进一步激化。1830年代废奴主义运动的兴起开始使关于奴隶制的争论进入美国政治议题中心。到1850年代中后期，新建立的共和党开始质疑：如果奴隶制移植到广袤的西部，那么奴隶制将会在美国整体政治态势中占据主导优势，美国就会从一个带有奴隶制体制的国家变为一个由奴隶制主导的国家，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和美国如何定义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帮助林肯在1860年获得总统提名，并赢得大选。

方纳曾在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内战前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全面研究了1850年代共和党的形成过程。在此次讲座中，他指出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奴隶制的扩展从此不再受地域限制，引发了北部的愤怒抗议，各类反奴隶制团体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共和党正是诞生在北部反对奴隶制的共识基础之上。当时的共和党是由北部废奴主义者、自由土地党人、辉格党人、前民主党和本土主义者等聚合而成，它所提出的“自由劳动”与南部的奴隶制经济形成鲜明对比。共和党人认为道德败坏的南部威胁了“自由劳动者”的文明，南部奴隶主对西部领土的觊觎更是让他们深感不安，他们认为真正代表美国精神的小农场主更应该进入西部领土拓荒。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虽然不是废奴主义者，但他厌恶奴隶制度，认为奴隶制让标榜自由的美国人显得虚伪，并偷走了劳动者的果实。林肯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同样对黑人抱有偏见。1857年最高法院对斯科特案的判决结果宣告黑人无法成为美国公民，此举让北部大为失望，认为这个国家在道德衡量标准上出现了问题。这一情形有力地帮助了林肯在1860年大选中赢得了所有北部州的选票，当然林肯的当选还有选举人制度。方纳强调，北部社会的激进主义和废奴主义者呼吁将奴隶从法律和习俗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并直接将黑人吸纳为美国公民，真实地开启了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性的历史追求。

在讲座中，方纳批判了白人解放黑人奴隶的叙事模式，强调黑人并非被动等待自由的曙光，而是努力主动向自由奔跑。为了获得自由，部分黑人在独立战争期间站在英国一边，为自由而战。独立战争后也有部分黑人为获得自由而乘船前往英国。自由黑人在废奴运动中积极行动，为南部奴隶的自由奔走呼告。同时北部黑人并不庆祝美国独立日，而是庆祝8月1日，因为1833年这一天英联邦领土上所有奴隶获得解放，在黑人眼里,是英国而非美国是自由的灯塔。

提问环节：

北部的“劳资关系”形成区别于南部的“工资奴隶”？

在听众提问环节，有人问，既然奴隶制获利丰厚，那么为何北部并不采用这种经济体制？方纳答道，这要区分南北差别，南部是奴隶社会（slave society）,奴隶种植园占据主要的经济形式，而北部是带有少量奴隶的社会（society with slave），并且从自由劳动力的成本考量以及道德批判因素的制约，都不允许北方出现大规模的使用奴隶现象。方纳也提到了宗教的因素，在北部贵格教派不允许信徒拥有奴隶。有听众从内战联系其他历史事件问，历史的发展是不是一个预定的过程，方纳认为不存在阴谋论，并没有某一群体强大到能够控制历史走向，当然处于不同层级的人对历史的影响是不同的，美国总统和中国主席在考虑问题时要格外谨慎。在内战前没有人预料到战争会持续如此长的时间，造成如此大的伤亡，也没有人预料到奴隶制在内战后被彻底铲除。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说“双方也都没有期望冲突的根源会随着冲突的停止而消除，或甚至在冲突本身停止之前就会消除”。王希在随后补充说道，在内战爆发后的第一场战斗中，附近的居民携老扶幼前去观看，他们认为内战是一场充满乐趣的戏剧，而非残酷血腥的战争。有观众问及北部以“非道德”去谴责南部奴隶制，而南部是否可以同样用“非道德”去抨击北部劳资关系？方纳指出“工资奴隶”是南部批评北部工厂主剥削所谓的自由劳动力的武器，奴隶主认为自己把奴隶一家照顾得衣食无忧，而北方却对工人冷暖不管不顾。约翰·卡尔霍恩用马克思理论抨击北部以自由之名行对工人剥削之实，认为奴隶比自由劳动者更有保障，他们即使到年老无法工作时同样可以得到照顾，而工人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被资本家榨干了价值后弃若敝履。然后方纳调侃“可是我们只听说过奴隶通过地下铁路逃亡北方，却没有听说过自由黑人从北方弃暗投明”。在被问到内战爆发起因时，方纳回答在其他地方演讲时，也被问到过内战的起因是不是其他因素，比如联邦权力与州权之间的冲突，他随后解释，南部各州捍卫州权的目的正是为捍卫奴隶制，南卡罗莱纳州第一个脱离联邦，宣称是为保存奴隶制才与联邦决裂，南部分离各州不再信任北方控制的联邦，在邦联宪法中明确使用奴隶制字眼，这些证据毋庸置疑地证明奴隶制是引发内战的根本起因。随后他补充说，并非每一个参战士兵的目的都和奴隶制有关，原因复杂多样，他们多数参战意图难说是为保卫或者摧毁奴隶制，可能是“我亲人在军队里面”，“我朋友参战了，我也要去”，南部参战白人大部分都不是奴隶主，他们赶赴前线可能只是为了不愿看到家园被北方佬践踏。

方纳的讲演揭示了19世纪早期美国社会内部的尴尬——建立在自由信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要经济形式竟然是奴隶制，剖析奴隶制如何获得宪法和法律承认并成为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随着领土的扩张奴隶制如何从地方性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如何对待奴隶制又决定对自身属性定位问题，1860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美国总统让奴隶主感到联邦和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从而意欲脱离。方纳为我们描绘了在内战前各方政治力量对待奴隶制争论不断激化的图景，从而为其后的三讲构建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