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供版”畅销书如何帮助美军赢得二战

【编者按】

二战期间，美国不仅组织了“胜利图书运动”以抗议纳粹焚书事件，随后美国图书协会与美军还展开了一个非比寻常的“军供版图书”项目。因此，美国出版商们接到了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在战争时期的严格管制下，为参战美军提供小巧、轻便的特制平装书。到二战结束，该项目共出版了1200种不同主题、共计1.2亿本的军供版图书，为战场上的士兵们带去精神食粮与慰藉。随着“军供版图书”项目，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火了起来，《布鲁克林有棵树》的作者贝蒂·史密斯成了全民偶像……《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一书首次揭秘了“军供版图书”项目的内幕，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部分，详细介绍军供版图书的诞生。

考虑到战争局势很紧张，照明条件也不可能符合理想的阅读环境，协会计划制作一批保护视力的图书。传统的精装书每行文本长4—5英寸，并且长度比宽度大。对于军供版图书，协会规定了书的宽度，使它们的宽度大于高度，以便使每个页面能够容纳两列2.5到3英寸的文本。人们相信，对于疲惫的战士们来说，短行文本更容易阅读。这种双列格式的另一个好处是每页能够多容纳12%的文字。完成的样本“小巧、轻便又有吸引力……即使在较差的灯光下和运动环境中也能够阅读”，协会在一份关于该项目的备忘录中这样评价。

协会计划尽可能使军供版图书外包装既有吸引力，又有实用性。协会对封面进行了重新设计，而不是缩小精装书的护封。原版图书封面的缩略图出现在新的封面上，书名和作者也都突出显示了。封面用特别坚固、厚重的纸张印刷，使用耀眼的颜色。为了提醒读者在那个月的图书中可以得到的其他书，封底内页上列出了协会最近一期赠送图书的书名。每本军供版图书的封底都提供了该书的内容简介。

图书封面由卡曼德-罗斯公司独家统一印制，然后再交给几家印刷商印制内文。军供版图书印刷工作因此形成了分印组装模式，那些联印的书要切分成两部分。尽管精装本图书通常采用胶粘和缝合装订，但早期的军供版图书却采用订书机装订。（根据一家报纸报道，订书机装订颇受欢迎，因为很多士兵驻扎的地方都有昆虫啃噬粘胶的问题，而驻地潮湿的丛林或天气也容易造成粘胶溶解或脱落。）一旦图书印刷完毕，它们就会被运送到由陆军部和海军部设立的各分发站。

除了尺寸规格和重量方面的改进，为了符合陆军部和海军部的预算限制，还要尽可能让读者买得起这些书。协会决定按成本价卖给政府，加上1分钱版税，这份钱分给作者和原出版公司。根据协会的说法，“军供版图书的生产价格，跟美国同类图书的生产价格比较起来，也许是最低的”。最初，每册书的平均成本仅为7分钱多一点儿。但是，这些书引起了轰动，以至每年都需要加印数百万册，这使得平均印刷成本降到了每册5.9分钱。

在计划开始的时候，陆军部和海军部要求协会每个月提供50种书，每种书各提供5万册——总共250万册。80%分发给陆军，20%分发给海军（大致根据各自服役的人数比例分配）。到1943年7月协会与海陆空三军签署合同时，它从最初的每个月50种书减少到每个月30种书，因为印刷和编辑方面的挑战令人望而却步。

四分之三的程序集中在选题上。首先，出版商从他们的书单中选出那些服役人员需要的书。接着，协会的阅读小组——这个小组的人员来自出版界外——对每本书的优缺点提出看法——收缩选择的范围。第三步，通过代表军方的陆军中校陶德曼与海军图书馆服务部领导伊莎贝尔·迪布瓦，去寻求政府的批准。然而，任何时候陆军部和海军部都可以要求协会印刷某些图书，并且从士兵那里反馈回来的信息也总是受欢迎的。对图书选择的主要考虑是多样性。目标是让每个系列的图书都包括若干子题，以适应每位士兵的阅读趣味。最受欢迎的文体是当代小说（军供版图书中几乎20%的图书属于这一文体），其次是历史小说、神秘小说、幽默故事以及西部小说。其他类型包括冒险故事、传记、漫画、古典文学、新闻动态、奇幻小说、历史、音乐、自然、诗歌、科学、航海故事、自救、励志书、短篇小说集以及游记。

协会的军供版图书的一个最突出的尝试是它设置了宽泛的标准，尽量规避士兵阅读面临的审查制度。这并不意味着协会被允许印刷任何一本书而无须考虑它的内容如何。协会曾经收窄了潜在的军供版图书的书单，协会的阅读小组把那些触犯到美国联邦、帮助敌人或让敌人觉得舒服、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冲突、触犯任何宗教、触犯种族、触犯商业以及违反专业知识的段落标识出来。这些指南被随心所欲地解释，但它们确实起到了防止某些图书出版的作用。比如说，尽管通过了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审查，协会还是建议取消出版乔治·桑塔亚纳的《人世沧桑》（自传），因为那本书表达了“民主是可疑的”的观点。当赞恩·格雷的《荒野情天》（西部小说，女主角跟一群带枪的牛仔是朋友，他们强迫她脱离摩门教会）即将开印的时候，阅读小组的一位读者拒绝这本书，因为它“严重地攻击了摩门教”。

两本书都被拒绝了。协会通常相信宁可不印一本书，也不要花力气去修改、消除其中冒犯性的词句或段落。后者散发出太重的图书审查制度的气息，而协会不想改变作者的意图或故事。随着政府以提振士气之名为这个计划提供资金，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协会要避免那些遭到某些群体反对的或包含着对某些群体带歧视性语言的图书。

尽管如此，合计起来，军供版图书还是产生了很多的书单。约翰·贾米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位出版业专家，他说军供版图书包含了“除技术图书、少年读物以及女性生活图书外的所有文本”。有古典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以及莎士比亚的诗歌等）、现代经典（《布鲁克林有棵树》、《了不起的盖茨比》）、西部小说（《斜阳侠影》、《六枪对决》）、神秘小说（《哈佛大学有个杀人犯》、《凶手掌握了一切》）、传记（《乔治·格什温的故事》、《本杰明·富兰克林》）、喜剧和艺术（《士兵艺术》、《为战士而作的漫画》和《冒失鬼》）、运动图书（《布鲁克林道奇队》、《1944年最佳体育新闻》）。其他的还有数学类图书（《数学与想象力》）、科技图书（《您卑微的仆人》）、历史书（《共和国》）、时事（《美国外交政策》）。有些是搞笑类图书（《一笑而过》、《欢乐故事》等），以及其他一些有关人们追问自身一些问题的图书（《性是必需的吗？》、《人们的麻烦来自何处？》）。有些选题是大家都适合阅读的。到协会完成使命的时候，它出版了差不多1200个选题的图书。

那些有书入选军供版图书的作者会得到数百万的忠实读者。那些书会很快传开，且得到人们永远的喜爱，甚至传回到大后方去。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是从默默无闻的作品中被选拔出来，一举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

对于作者，当听到他们的作品达到了军供版图书的出版标准的时候，都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荣誉。埃米莉·金布罗，她和科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共同创作了《年轻快乐的心》，她说她和斯金纳都感到“入选这个版本比入选每月一书名录更让我们感到骄傲”。大卫·埃文是《乔治·格什温的故事》和《流行音乐人》的作者，他曾经说，他自己的两本书都被选入军供版图书，“真是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时他“正在部队服役，仅知道一批慰问图书会送到那些劳累、孤独的人驻扎的偏远地方”。当大卫·拉文德得知他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人的西部》被选入军供版图书系列时，他非常感激得到了如此的赞誉。“53 000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个数字……我更倾向于相信这53 000册图书的广泛传播，紧接着平装版的加印，都将为这本书产生三个精装版奠定良好的开端。”至今，这本书仍然不断再版。

每个月选出来印刷的书成为一个系列。早期的每个系列都会附上一个字母，每本书都会编一个号。比如，第一个月的图书构成了A-系列，标上1—30号，分别为A-1、A-2，等等。从J-系列开始，每个月的数量加到32本。Q-系列开始，每个系列的图书增加到了40本。T-系列是最后在书上标有“字母-数字”联结在一起的图书（尽管协会的记录里继续保留着“字母-数字”的标记方式；Z-系列后面紧接着是AA-系列、BB-系列，等等）；此后，从665号开始，每本书仅标计一个数字。随着时间推移，每个系列的印数都稳定增加，到印刷Q-系列开头的时候，每本书印刷了125000册，并且，当印刷到W-系列至Z-系列的时候，印数已经令人惊愕地达到155000册了。

范·多伦·斯特恩负责军供版图书的生产管理，他以前是口袋书的执行编辑，有平装书方面的经验，对平装书编辑和生产业务都很熟悉。斯特恩面临巨大的困难。作为协会的军供版图书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斯特恩不得不与陆军部和海军部五个不同的办公室、一家纸张公司（巴尔克利·邓顿）以及它的工厂、五家印刷厂、十多家打印排字公司、战时图书协会的全体成员（个人名义来说他们是出版商，集体名义上他们是管理委员会）、图书遴选咨询委员会保持紧密联系。即使有十位专职人员的帮助，斯特恩监管的项目和经手图书的数量也是大得令人吃惊。月复一月的选书、印刷、分发，这些琐碎而繁重的工作都证明了各相关部门的努力与贡献。当然，这个计划并非没有棘手的地方。

比如，在会见了十多家出版商并确定印刷成本后，协会决定与五家出版商合作：库尼奥出版社、斯特雷特及史密斯出版社、W.S.哈勒公司、拉姆福德出版社以及西部印刷公司，他们答应给予较高的折扣。然而，到了1943年11月，西部印刷公司开始抱怨这笔交易，甚至威胁说要退出。陆军部的代表直接与西部印刷公司的代表商量，努力说服他们继续出版军供版图书。一位沮丧的上校劝说协会应该宣称军供版图书项目是政府主导的，以避免此类事件发生。最后，斯特恩被迫谈判，答应把付给西部印刷公司的价格提高10%，以保证这家公司继续服务。整个计划中，斯特恩都会面临类似的、威胁到军供版图书及时出版的障碍。应对这类问题，他已经变得很熟练了。

1943年9月，A-系列图书送到了陆军部和海军部，一共150万册最小的平装书，这种书以前从未在美国出版过。仅仅7个月时间，军供版图书这个理念就被实施出来了，“计划，组织，并高效执行”；起草、签订以及执行合同，最后印刷成书并发放到军队中。作为整个战争期间最佳的协调生产项目，军供版图书将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军供版的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Bellamy Partridge的Country Lawyer

由于1942年到1943年，美国媒体一直密切关注着胜利图书运动，所以，种种好奇心围绕着协会的军供版图书计划。毕竟，几百万人为胜利图书运动作出了贡献，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这一取代运动的组织。首先开始发难的是《新共和周刊》。它一开始便解释道，事实证明胜利图书运动不能满足士兵们的阅读需求，因此，协会正在印刷专门供给士兵的特殊的平装书。有文章报道，协会每个月印刷5万册包括25种图书的微型再版书。每年都会印刷多达3500万册军供版图书。尽管有这样令人惊叹的成绩，《新共和周刊》却对协会的工作发表诋毁的言辞。文章说：“图书本身便设计得廉价、方便和耐用。”把书印在“脆弱的新闻纸上”，书的重量会比精装书小，但是该文作者，马尔科姆·考利怀疑它们是否耐用。考利还写道：“根据我对军供版图书的印象，经过两三个人阅读后，它就会变成碎片。”

协会已经忙碌了几个月，他们制造出了与众不同的图书，并以破纪录的时间将这些新鲜的文学事物生产了出来。所以，它对这些贬损性的描述深感失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协会的执行理事阿奇博尔德·奥格登给《新共和周刊》的编辑写了封信，为军供版图书辩护。奥格登形容那篇文章“有点儿不公平”，并继续澄清事实。首先，军供版图书不是印在脆弱的新闻纸上的。奥格登解释道：“选作军供版图书用的纸张比新闻纸高两级，它比新闻纸贵， 也比新闻纸耐用。”关于那篇文章声称的那种书在一两个人读过后就会变成碎片观点，奥格登估计每本书至少经得起六个人阅读（而且，如果人们不粗暴地对待图书，这个数字可能还会更高）。他解释说这些图书“与市场上任何同类的平装图书比较起来，都要结实得多”。最后，针对“不值得保存”的说法，奥格登解释说，军供版图书被廉价地生产出来，是为了提供几百万册好书给那些驻扎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以与他们的环境相适应。一位士兵可以选择他感兴趣的任何图书，带到执行任务的任何地方，当他读完后还可以传给另一位读者。每月增加的新书可以补充那些状况良好的书，也可以替换那些损坏了的书。

最后，《新共和周刊》单独表达了对军供版图书的担忧。跟其他的项目比较起来，这个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马尔科姆·考利的文章发表几个月后，《纽约时报书评》刊载了一篇关于军供版图书的特写，其中报道：“堆成山一样的书——都是好书，包括经典著作、当前畅销书、历史、传记、科学以及诗歌——正在分发给我们驻扎在海外的部队，这是在美国图书出版商和陆军部、海军部两者之间的一种新的安排……这些书被包装成一扎扎的，一部分通过飞机送到安齐奥海滩。

其他的要在几天之内送到驻扎在塔拉瓦的海军那里，那时那里的日本反动派残余势力已经被消灭在那些珊瑚礁上了。有些书将会被降落伞送到那些驻扎在孤独的太平洋岛屿上的前哨部队，其中很大一部分要送到世界各地的后方医院，以及分发给那些参加海外运输工作的士兵们。”

《纽约时报》的叙述得到了很多寄给军供版图书作者的来信确认，那些信来自海外各地。比如，莱奥·罗斯顿的《海曼·卡普兰的教育》（以伦纳德·Q.罗斯的笔名出版）是第一本出版的军供版图书，收到了无数封来自士兵们的“感动的，甚至是‘心碎’的”信。其中有一封信一直留在他脑海中，甚至在他的书作为军供版图书出版四十年后，他也依然记得。那封信说：

我想深深地感谢您，为我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也为那些生活在这地球上倒霉的地方的人们。白天我们像生活在油锅里，晚上又像生活在冰窟窿里。我们在波斯湾附近的地方做什么呢……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所有的……娱乐设施只是乒乓球台——且只有一个球拍。

上星期，我们收到了你关于卡普兰的书。我读了它，简直是乐不可支。作为试验，一天晚上我在篝火边读了这本书。人们都大笑起来。我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这样的笑声了。现在他们要求我每天晚上读一个关于卡普兰先生的故事：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合理要求。我读这些故事时带着口音，希望您不要介意。

……

1943年9月，当第一批军供版图书运抵陆军部及海军部时，军方高层欣喜若狂。陆军部立即要求协会增加每月出版图书的数量。考虑到这项计划尚在实施的初期阶段，出版30种书是一项重大的任务，协会没有立即答应军方的要求。然而，当B-系列的30种书印刷好，准备于10月中旬发货的时候，陶德曼要求协会将每种书的印数从5万册增加到6万册。同样，协会未做任何承诺。1944年1月，陶德曼出席了一次协会的会议，并做了一个报告说，军供版图书甚至送到了最偏远的地方：瓜达康纳尔岛、博拉博拉群岛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其他小岛。陶德曼还在多本书中盛赞这一项目的成功，并恳求增加印数。或者说，他直接下令协会这样做。协会被命令把印数从原来的每月每种书50 000册增加到每月每种书77 000册，从那以后，每种书每月的印数增加了3000册。

协会渴望了解军人们是如何评价新版图书的。尽管军供版图书的作者们收到了来自军人们的书信，协会自身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反馈。考虑到这是一个重大的计划，印刷这大数量的图书所消耗的资源，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在从前的竞争对手之间展开的空前的合作等，很多人希望协会不会是白干一场。问题无处不在。如果西部作品太多会怎么样？传记书和历史书有人要看吗？有哪些体裁的书是被协会忽视了的？军供版图书经受得起战争的残酷和多次阅读的考验吗？协会为军队出版了文学、幽默、传记、诗歌、非虚构类图书以及短篇小说等，他们只能希望这些书在军队受到同样的热情欢迎。

并非所有的会员们都有耐心等待海外传回的信息。法勒·莱因哈特出版公司的斯坦利·莱因哈特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朋友查尔斯·罗林斯——《星期六晚报》的战地记者，询问罗林斯是否可以就这一项目的进展情况给他提供一些消息。1944年6月，罗林斯从驻扎在澳大利亚的前哨站给他回信——几乎是在第一批军供版图书发往陆军部和海军部的9个月后，他感到非常诧异：协会竟对他们所做的努力仍然一无所知。罗林斯在回信中写道：“什么，斯坦利，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告诉你们出版商，这些柔软、细长的小书正在发挥什么作用吗？我告诉你们！你们应该被授予‘杰出服务勋章’。”

这些书上到了前线，它们折角了，破损了，弄湿了。因为它们就是那个样子，因为它们能够插进裤子后袋里或者塞入双肩包里，在这太平洋西南的战场里，人们正在读之前未曾读过的内容。我已经看到士兵们带着它们在霍兰迪亚海滩上待了有三天时间。孩子们饿了……啃噬着应急干粮，在这些令人绝望的沼泽地里，他们把裤脚挽到齐臀高。但是，确实是他们，保卫俘获的日本飞机，抵御那些抢夺战利品的人，或者待在海岸营地上他们的睡袋里，饭后发一阵呆……读一本书。

罗林斯说了一个故事。一天，他开着吉普车，看到营地服务商店外面有一大群人，他感到好奇，想知道是什么引起这样的骚动。他说：“甚至卖外卖的冰激凌店都无人问津。”有传言说，人们在等待期待已久的打火机，罗林斯断定“打火机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种东西我也要弄一件到手”。所以，他踩了一脚刹车，加入到那场混战中。原来打火机不是主要的吸引物——“是你们送来的书”。罗林斯说：“它们送来时用牛皮纸包扎得结结实实，似乎被保护得很好，营地服务商店正在帮忙剪开那些包扎的绳子，然后把它们放入一个大的箱子里。”士兵很快排起了长队，并互相催促。一名士兵喊道：“根本没有时间看书名，随手抓起一本书，乔，继续往前走，今后你可以用它去跟别人交换。”罗林斯说，有一位士兵很幸运，他抓到了《布鲁克林有棵树》——“抓到那本书的家伙高兴得大叫起来”。抢到这样一本流行书，就意味着要很快读完，把它传给下一位排队等候的读者。罗林斯说：“他得早日读完这本书。”图书不仅在陆地上受到欢迎。罗林斯继续说，他随一艘军舰去澳大利亚，随船运去了两捆军供版图书，“我们在船上待了整整二十五天，每天都在读书。没有别的事可做，每个人都为有了这些图书而心存感激。他要协会坚信，对这些书的任何担心和怀疑都是杞人忧天。罗林斯在信尾鼓励出版商不要放弃，因为2000万册图书几乎不够。他同时要求“协会——像我这样——不要因为没有人关注自己做的好事就感到失望”。

其他战地记者主动报道了协会组织的这件重大的工作——在他们发表的文章中和直接给协会成员写的信中都提到了协会的这些书大受欢迎的情况。1930到1956年间，刘易斯·甘尼特的专栏“图书及其他”刊登于《先驱论坛报》。当他看到军供版图书的运作后，觉得有必要为协会写点文章。甘尼特是一位精装书爱好者、德高望重的新闻工作者，一生评论过8000多本书。他对协会图书项目的观点至关重要。

军供版图书工作得到了甘尼特的赞赏和尊重，协会对此非常高兴。甘尼特说：“从英格兰的医院到诺曼底的黑人士兵部队以及……正在包围布雷斯特的部队——到处都可以看到你们的书——在前线、后方、吉普车里、碉堡里、飞机上以及基地里。”这些图书是最受军队欢迎的。无论何时何地，士兵们一旦有空，便开始读书。甘尼特说，他曾经“看到一位实习飞行员，对往返于雷恩和查尔堡之的空勤飞行任务感到很厌倦，有时便让飞机自动飞行一下，自己则从身边取出一本书来读”。他还回忆道：“在美军某师，那些在将军帐篷后方的列兵和士官们全都在读书，并时常讨论着——很多时候他们的工作仅限于值班，除值班外，他们无事可做，他们想要好书。”甘尼特说，军队中“有很多士兵渴望有书读”，并且很多“士兵很孤独，他们有大把时间”。在描述军供版图书在士兵们中的接受情况时，甘尼特说：“看到那些士兵如饥似渴地阅读你们的书时，才显示出你们的一片好心。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

另一位新闻工作者格里塔·帕默，是早期对协会作出评价的人之一。帕默是从《纽约客》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同时也为《星期日世界报》和《世界电讯报》等刊物写稿。帕默以通过争议性话题表达思想而著名，她从不隐瞒她坚定的看法，不管那些观点多么富有争议和不受欢迎。作为一名战地记者，她在地中海战区待了几个月，写了大量带攻击性的报道，批评她所看到的现象。用她的话说，她发表了“一些坏脾气的文章，指出了许多我认为在军队和平民组织中存在的不正确的现象”。当协会收到来自帕默的信时，出版商一致认为他们可能会受到刻薄的评价。

情况恰恰相反。鉴于她关于其他战争组织的批评文章，她写道：“我唯一能做的是为你们协会献上花篮，我相信，在所有为提振士气而努力的组织中，你们的工作做得最好。”帕默感到惊异，士兵们“获准带一本军供版图书进驻到卡萨布兰卡市的一家旅馆，并且可以把它带上飞机，再带到马赛的医院中，给另一位士兵读”。她观察到，这些图书的版式对“医院里的病人正适合：它们是我看到过的，唯一能让病人平躺在床上舒舒服服阅读的书”。执行任务期间，她两次住院，就她自己而言，在康复期间，她非常感激军供版图书为她排忧解闷。帕默说，选题也不能更好了。她写道：“如果不是有点鲁莽无礼，我真想代表全体士兵感谢你们，但是，我至少可以因你们给我许多快乐的时光而感谢。”

整个战争期间，军供版图书为精疲力竭、疲乏困顿的战士提供了精神依托，一再得到印证——那些依赖这些书的人很少有觉得失望的。1944年夏天到了，协会提供振作士气的图书这一使命变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盟国准备发动一场精心策划、等待已久的反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