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最终还是服务于西方的知识谱系

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似乎成为各种文化取得长足发展的唯一出路。在此契机下，浙江大学出版社聚焦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出版了“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系列书籍。

据彭国翔称，目前国内的各种译丛，尤其有关中国研究的，更是令人目不暇接。但这套译丛聚焦于目前海外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精挑细选，作者都是当前海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时之选。翻译的质量也力求精益求精，可以说给目前海外中国研究著作的引进这一园地注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

活动现场

3月10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浙江大学出版社·北京启真馆联合举办“全球视域中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座谈活动。活动邀请了丛书主编——浙江大学教授彭国翔介绍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现状，并邀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赟和贡华南作为对谈嘉宾。三位学者分别从思想史研究与文化史和地方史的关系、探寻远方世界也要最终回归自身、要以中国为研究方法等角度阐述了自己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看法。

思想史和文化史、地方史不是泾渭分明的

彭国翔首先介绍了“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前沿译丛”的出版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而介绍了西方从思想史到、社会史、文化史、地方史等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了这些研究取径之间并无高下之分，也不是泾渭分明，只是研究对象与观察视角的差异。而该套丛书的“思想史”取其最广义，其实已经包含了一些属于文化史、地方史甚至社会史的著作。

在彭国翔看来，“思想史”不只是纯粹历史的描述，不只是来“说事”，也要“谈理”。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可以说是兼顾“事”与“理”以及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他说：“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应该是哲学专业的认为其中有思想，同时历史专业的认为其中有史。相反，一个不成功的思想史研究，大概就是哲学专业的认为思想贫乏而历史专业的认为史料薄弱。”

彭国翔

对于吸收和借鉴海外研究成果的意义，彭国翔举了那种认为应该回到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研究的主张作为反例。他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你叫我讲《老子》，我从到尾背一遍，一个字不差很纯粹，这大概是最原汁原味的了吧。但是，很可能听者昏昏，讲者也未必知道什么意思。显然，如果我们不应现代的语言加以解释，恐怕大家不懂，这就毫无意义。如果我们适当借助一些西方的语汇，运用现代的语言，可以把老子的思想讲的并不走样，甚至反而更深入、明白，这是不是比所谓的‘原汁原味’要更合理呢。”

对于中国传统包括整个人文学发展的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彭国翔做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中国传统可以比作一条河流的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长江、黄河，河流流出的每个时段，几乎都有新的水流汇进来。如果没有新的水流汇入，河流可能早就干涸了。”因此，彭国翔认为，二十世纪现代学术建立以来，中学的发展早已离不开西学的引入。现代中国学术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就在于如何处理中西（包括印度）之间的关系。不但西方中国研究的成果要充分了解，西方的各种思想理论，我们也需要留意。

有目的地追求“诗和远方”

提到中西之间的关系，贡华南想起来了前不久流行的一个说法——诗与远方。他认为现实中的确存也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农村的羡慕城镇的，城镇的羡慕地级市的，然后是省城、直辖市，直到欧美。但是很多人又在口口声声说重建我们的家，重建我们的儒学，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社会结构。贡华南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才是问题的核心。

在贡华南看来，远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去远方，但我们不是去漫游，而是要去探寻远方真正的秘密之处，并且我们还要知道归处在哪里。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从自身出发、回到自身，知往且返。

从味觉出发，阐释人生的可能性、必要性，这是贡华南十年一贯的目标。味觉就是知往且返，从自身出发回到自身，现实如何操作则是开放的，最终味觉思想要指向的是寻求一个安身之处。

陈赟（左）和贡华南（右）

贡华南认为，“我们当下要寻求安心之处可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挺立天道、地道、人道的同时，挺立一个悟道的观念。万物皆是目的，这样意义上可能才能建立心安之处。”

学术、政治、世道、人心是一体的

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提出了关于学问的理解：学无中西，学无古今，学无有用无用。这一提法涉及到了中西汇通问题，将这个汇通区分来看，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把全球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以中国为对象的研究纳入我们自己的视野。

[比利时] 魏希德：《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

在陈赟看来，这样一种研究是在西方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着眼于西方的问题意识，所以有它的独到之处。然而西方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仍然是西方的大的知识谱系当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只是一个中介，一个环节，最终还是服务于整个西方的规划。

除了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之外，西方研究更多的是他们本土的文化，这种文化对整个20世纪中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学热。有很多人说近些年来，我们国学也很热，但陈赟觉得国学热只是表面看来很兴盛，实际上还是西学主导，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西学，所以西学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如果我们要更深的了解自己，我们还要向这个部分的西学进军，还要消化这部分的西学。既要消化西方的中国研究，还要消化西方的学术，这个任务还远没有完成。

[美] 魏家伦：《晚明地方社会中的礼法与骚动：管志道〈从先维俗议〉研究》

我们中国的研究，既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了解西方的汉学，了解他们的知识谱系，了解他们文明的核心，但同时回到我们的近处，回到我们的本根上。然而，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是对象，还是方法？陈赟认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对象，我们研究中国，所以中国哲学就是研究孔孟老庄等等。但是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儒学你会发现往往不是一样，因为学术研究对现实的介入，对社会政治历史的介入，其解决当下问题的能力会被突出。

在陈赟看来，我们今天的中国思想的研究，除了理论的创新，思想的发明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土的人心、世界的了解，应该把学术的根扎到这里面。“因为在整个中国传统的视野当中，学术、政治、世道、人心这个东西是一体的。”

陈赟：《儒家思想与中国之道》

古代的儒者认为，如果某个时代政治不亲民，实际上是长期的学术不行的结果。陈赟觉得虽然我们身处专业化、技术化的时代，但是在这样的时代下，学术本身依然有社会历史、社会政治的功能。这个角度讲，学术作为一种自我教育和教育他人的方式，如何能够应对社会政治的危机就成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作为对象，转向以中国为方法。

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使学术在社会历史和世界有一个真正的根，而不仅只是我们口上讲的，笔下写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