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谈明代军事史(上)

张晗

2017-03-12 11:18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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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6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新峰教授的专著《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书在作者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明前期兵制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修订与重写,以明代军事体系的运作机制为切入点,“探讨各类人员在机构体系中如何行使权力、利用关系、维护权利,依次分兵权分配、行伍组织、身份管理,大体对应着现代军制学中的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等核心内容”。作者说,此书是他对历史地理、政治制度史、军事史这些“二十四年来的学习研究领域”的一次彻底告别。此次访谈,可以视为对这些领域的一次小型而不失全面深入的回顾。本文是访谈的上篇。
李新峰(澎湃新闻 刘箏 绘)
澎湃新闻:
中国历史上,以中原或者说长城以内为核心的政权,比如汉、唐、宋、明等,大多面临着北方民族的威胁,后者往往成为导致中原王朝崩溃的直接或重要原因。与其他朝代相比,明代的北边危机与它们有何相通之处,又有何独特之处?
李新峰:
关于北方民族威胁,明代与历代相通之处,无须多言,关键在于独特之处。
在大漠南北的草原上,分布着明朝的头号敌人:蒙古人。明朝建国,并未消灭元朝,而是将它逐出中原汉地,北元政权与明朝分庭抗礼,有学者甚至视此为第二个南北朝时代。北元政权长期存在,貌似明朝武力不张,其实,明朝在草原上耀武扬威,成绩远超前代,但游牧民族的威胁并未解除,甚至未遭重创。究其原因,在于明朝面临的蒙古人,是“后成吉思汗”时代的游牧人群。
游牧生活方式保障下的骑射、马镫,造就了优秀的战士,但游牧社会整体上的武力优势,来自其政治社会结构。游牧经济的生产效率较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少数人口就需要广阔的草地,所以居无定所,按血缘关系结成较小的部族,寻找水草丰美之地。由于资源匮乏,生存压力大,个人之间、部族之间的掠夺、仇杀是社会生活的常态。
在这种暴力决定命运的环境中,如果出现一个英雄领袖统率强大的部族,其他部族与其对抗,不如投靠而加入对外征战掠夺的行列。这样,强大的部族就会像滚雪球一样,突然形成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以核心部族为名号,以受极度崇拜信任的领袖为核心,继续对外侵略。只要领袖不断带来胜利,全社就能够获得比饲养牛羊、内部争战更大的利益,帝国的秩序就会稳定,领袖的绝对权威就不断强化。但是,一旦战争失败,掠夺的利益不再,或者受被征服者影响,掠夺的模式让位于经营、榨取,领袖的权威就可能崩塌,各部族就一轰而散,回到各争雄长的内斗状态,直到下一个领袖、部族的崛起。
所以,草原上经常一夜之间涌现出一个强盛的帝国,给周边农业文明带来腥风血雨,帝国却也经常在刹那间灰飞烟灭,归于沉寂。有几组长期维持帝国形态的人群,或雄踞漠北,或入主中原,如匈奴、鲜卑、契丹、女真,倒是避免了简单地倏起倏灭的命运,但在历史长河中,仍未摆脱循环兴衰的命运。在这一模式中,英雄的武勇、智力、政治手段、魅力,使其因缘时会,幸运地走上帝国领袖之路。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扩张   
澎湃新闻:
那么,草原上会不会有凌驾时代、超越历史的英雄,不仅创业建国,而且改变上述历史模式呢?
李新峰:有,这就是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他的起家、壮大,主导游牧民族对全世界的侵略,对历史的深刻塑造,是很难用宏观历史背景和各种客观条件来解释的。成吉思汗那不可思议的长期、巨大的军事胜利,已经将领袖的权威由个人扩大到家族,所颁行的政治、社会制度终于得到整个游牧社会的认可。从此之后,游牧人凝成了内部高度认同的同一性群体,无论内部如何纷争离合,无论外部遭受何等军事打击征服,草原游牧势力不再面临循环起灭的命运,而是随时会在黄金家族的领导下整合起来。所以,明朝面对的草原势力,生命力之顽强远超前代。
《满洲实录·太祖大战马尔墩》
澎湃新闻:除了来自草原的蒙古人之外,明朝还面临来自东北森林地带的女真人的威胁。
李新峰:女真人第一次入主中原是在十二世纪,这个出自东北森林的渔猎民族像凛冽的寒风一般地灭辽侵宋。后来,他们消散在汉地的汪洋大海与蒙古人的无差别征服之下,似乎这只是农牧对抗史的一段插曲。但是,明朝在对抗蒙古人的同时,却对东北森林的潜在威胁忧心忡忡。朱元璋高度重视经营辽东,想方设法吸纳盘踞东北的蒙古-女真混合群体。朱棣不惜重金厚禄,对女真部族广行笼络羁縻,甚至出现了航行至黑龙江口建庙立碑这样匪夷所思的举动。明朝在东北的惨淡经营,并不可能威胁到草原势力,难以收到汉武帝开西域“断匈奴右臂”之类的效果,只是纯粹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付女真人。所以,与汉唐宋相比,明朝在北方一直要面临两个敌人。国力强盛之时,或可行使一些离间、胁迫之策。但一旦国力衰弱,难免顾此失彼,甚至为应付一方而对另一方委曲求全。这种与北方民族三足鼎立的局面,此前历代王朝从未长期面对。
在两个世纪里,明朝以辽东都司为控制东北的桥头堡,对接近蒙古的海西女真、接近朝鲜的建州女真,长期采取分而治之、镇压强宗的政策,将女真人一轮又一轮的崛起,扼杀在萌芽状态。这项残酷的策略如此成功,似乎女真人的威胁并不足以与蒙古人相提并论,朱元璋、朱棣的政策简直有些小题大做了。但是,万历中期日本侵朝,明与朝鲜的武力皆遭重创,此前被此两方钳制的建州女真,突然从原有模式中解脱出来,居然最终灭亡了明朝。作为事后诸葛亮,后人只能说,明朝在东北的投入,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明朝必须应付两个敌人的严重局面,确是事实。
北宋末年,内政腐朽,武力衰弱,因此女真人以雷霆之势,乘虚而入。万历时期,女真人固然整合为强大的部族国家,但此时的明朝,绝非不堪一击。中原汉地国家的武力强弱,关键不在武器是否精良、风气是否剽悍,而在于国家榨取民力、调动资源的能力高低。在这一点上,明朝比宋朝要野蛮落后得多,从而也强大得多,很难想象一个外来政权可以用军事手段灭亡明朝。北方民族政权在创业阶段,需要迅速的、反复的胜利来支撑,而新兴的女真政权,在关外与明朝相持二十五年,入关后又与各种前仆后继的反抗势力搏斗了近四十年。在此过程中,这个刚刚脱离原始状态的群体,在以小敌大、以一制千的复杂历程中,居然没有因为内部纷争和外部挫折而分崩离析,在其他北方民族史中常见的君位继承危机、汉化危机,居然都一一化解。这样的政治表现,简直像蒙古人的军事表现一般不可思议,而看似不可灭亡的明朝,就要面对这样的敌人。
总之,明朝在北方边界上,面临两大敌人的威胁。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生命力空前顽强。来自森林的渔猎民族,看似可控,却爆发出更可怕的力量。明朝国力雄厚、武力强大,版图一度远迈汉唐,但同时对付这样的两个敌人,也算够苦命的。最终,明朝在顽强的生存斗争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而丧失了东晋、南宋那样突遭毁灭而重整河山的机会。
专门记述努尔哈赤时期史事的《满洲实录》
澎湃新闻:朱元璋平定南方后,在1367年出兵北伐,不到一年时间就已经攻陷元大都,平定北方。而建国后的数次北征则证明,蒙古军队并没有衰败到不堪一击的程度。那么,1367年北伐进展神速的原因何在?
李新峰:诚如所言,明军建国前后的北伐,战果之大、进程之速,近乎神迹。明朝的建国历程,就算追溯到元末动乱,也只有短短十六年,明军持续壮大、不断获胜的历程,似乎过于平淡无奇。但缺乏戏剧性的历程,正体现了战果之辉煌,北伐战争格外顺利、格外缺乏戏剧性,“进展神速”确是敏锐之见。
泛泛而言,明朝巧妙利用元朝的内部矛盾,制订针对性的天才策略,直接导致了北伐“神迹”。但是,当时元朝的内部纷争,局面扑朔迷离,像朝廷各势力与军阀重组、扩廓帖木儿众叛亲离仍征战得胜,这些突发事件,绝非明朝可以及时得知并预先制订策略。而官方宣称朱元璋制订的策略,与后来战争形势演进严丝合缝,令人难以置信。《明太祖实录》载,进攻张士诚前夕和北伐前夕,都是开会讨论策略,都是常遇春以李逵式的姿态,叫嚷要直取平江、直取大都,都是朱元璋训斥并提出稳重策略,众人欣然接受,大获成功。这更像是官方叙事的“套路”,而非事实。所以,北伐的具体进程,还是应该从形势的即时演变与临战决策的角度去理解、评判。
朱元璋北上灭元图
澎湃新闻:如果让您来做一道选择题的话,那么,究竟是元军打得差呢,还是明军打得好?
李新峰:关于这个问题,不妨具体探讨一下,
第一步。明军集中二十五万人,由江入淮,利用舰船优势,溯运河而上。此时元朝强兵多在西部,明军目标应该就是大都了。但明军至下邳弃船,偏师沿原路北进,徐达率主力向东穿越沂蒙山地,攻取了山东。这应该是出乎元朝意料的。
第二步。明军据山东,向西北威胁大都,但突然利用黄河的掩护,转向西南,横扫汴梁、洛阳,直至潼关。目标似乎为关中,又隔河威胁扩廓,不再进军大都。至此,元朝无法判断明军意图,关中军阀与扩廓帖木儿皆只能徒劳地在内部调整重心,而不敢轻动。
第三步。朱元璋到汴梁与徐达会商后,明军东还集结,在汴梁渡河,沿太行山麓向大都步步推进。明军意图明确,就是正面攻击大都和扩廓。但行至广平,全军突然东转,到临清会合山东守军上船,沿运河兼程北进,仅用七天就抵达通州。明军避开了扩廓来自山西的威胁,而元朝中央政府突然陷入了绝境。
第四步。徐达在通州修筑了三天工事,才进攻大都,而元顺帝已经率众北遁,明军追击无果。在民间故事中,不乏徐达故意放跑元顺帝的段落。这到底是徐达贻误战机?还是明军按既定方针行事?还是过于顺利故格外谨慎?无论如何,这静默的三天,也是元朝想不到的。
第五步。明军在北平,扩廓帖木儿在太原,遥遥相对。徐达南下真定,扩廓帖木儿北上大同,双方互袭,而扩廓半途回师,双方在太原相持,对明军的真正考验降临了。但战事进行得近乎荒唐:明军派出精锐小分队,夜袭扩廓营帐,元军大溃。此前,徐达在北平留下三万人,固守无虞,令放手一搏的扩廓陷入被动,此时,明军以戏剧化的手段,花最小的代价,击破了元军主力。至此,北伐大局已定。
由此可见,明军在北伐中的每一次抉择,都以优势兵力做出意外举动,一步步化优势为胜势,几乎兵不血刃占领了华北。如果回答上面那个选择题,我的答案是:不是元军太无能,而是明军太狡猾。上述五步中,第一步和第三步,有朱元璋参与,而其他临时决策,出自明军统帅徐达。在明初官方叙事里,“徐常”并称,副帅常遇春作为早死的传奇英雄,形象鲜明可爱,主帅徐达则给人老成持重的印象,无甚亮点。但徐达死后,朱元璋亲撰神道碑,其中有一句:“诸将敬若神明。”这种用语,就算刘邦对韩信,也不一定舍得使用吧。清修《明史》看不下去,改成“诸将奉持凛凛”,就空泛了。由此,可以想见徐达的实际作用。徐达接下来在关陕判断失误,导致庆阳鏖战,后来在漠北败绩,永失消灭扩廓的机会,但此前在北伐途中,他环环相扣的高明策略,消泯了决死拼杀的篇章,简直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
将明朝北伐之神速,归因于某个人的战场决策得力,这很不上档次。可是,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明朝实力强大、人心所向,而元朝腐朽堕落、内耗严重,所以明朝肯定获胜。在此基础上,来探讨胜利何以来得这么快,这种有点儿“军迷”、 “民科”嫌疑的问题,就不必动用弘大视野和深刻眼光,就让它停留在个人在历史宿命面前能发挥何等作用的层面吧。
魏国公徐达像
澎湃新闻:与汉、唐诸朝信用职业将领不同,明代中后期与宋代类似,习惯于以文官统领军队,如于谦、王阳明、洪承畴等。原因是什么?而宋、明一般被认为是军事上趋于保守退避的,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李新峰:汉唐信用“职业将领”,同时有“出将入相”之说。当时并无明确的文官、武将之分,无论当朝论政,还是统军作战,对官僚的专业素养,没有特别纯粹的要求。宋代以来,随着科举制的推行,文武分途,方可将武将和文官加以对比。
军队中的各级将领,一般是积战功升迁而来,但统率军队者,则并不必限于战将。在决策、统筹层面,文官的知识水平与武将的人生经验,各有千秋。如果文官统领军队,并非异常现象。而文官统领军队,也并不是宋明时期的基本原则。在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武将统领军队的,例如南宋的中兴四将,再如明前期的新旧数代勋贵集团。而在新的国家体制稳定下来之后,科举制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将集团的更新换代若无持续的战争胜利,即难以匹敌。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养的谋略,和对军队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将,成为统率军队的主要成员。
由此,文官统军,与宋明两代保守退避的国策并无直接联系。宋明之外,清朝也是以文臣统兵的,如果说早期的洪承畴还是特例,中期的阿桂、福康安也不是武将,而后期的曾左胡李,更不待言,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文官任各级将领、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也不乏其人,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等等。文官统军的力度,比宋明时代还要极端,我们总不能说清朝在这些军事行动中是保守退避的。况且,保守退避背后的事实,可以是消极积弱、以秩序换效率,也可以是扬长避短、以防守对进攻。如果宋朝有前者嫌疑,明朝建防倭卫所、修长城、设边镇乃至江湖上热议的“天子守国门”,则更多地属于后者,几乎不带有负面色彩了。
提问中的三个人,的确是明代文臣处理军务的代表人物。但于谦是朝堂之上的决策者,严格地讲并非军事统帅。正德时期宁王起兵,南赣巡抚王守仁匆匆纠集当地武装,扑灭了叛乱。宁王叛乱蓄谋已久,却一战成擒,可见王守仁统兵之能。不过,这场战争规模偏小,想大也大不起来,而王阳明的军事才能,就算后来在广西,也未得到真正检验。而明末则是辨别文武统兵优劣的绝佳历史现场。时值乱世,武将渐得拥兵自主,最著者如左良玉、祖大寿、吴三桂,能力皆颇为有限,而文臣统兵者如袁崇焕、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则是公认的优秀统帅。特别是洪承畴,明代之时,在近乎无望的陕西,将旷世巨“贼”李自成杀得片甲不留,在松山前线,几乎扭转明清战局,仅因遭受错误催战才功败垂成,而进入清代,两度在满洲勋贵遭遇重挫之际出山经略,大展宏图,先平抚江南,后进军云贵,大大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堪称明清军事史上的“两朝领袖”。如此对比,可知文臣统军,不但不是保守退避的思想作怪,反而是国家不拘文武、按制度选拔甄别最合适人才担当军务的自然结果。
统领军队,并非异常现象。而文官统领军队,也并不是宋明时期的基本原则。在旧体系崩溃、新体系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武将统领军队的,例如南宋的中兴四将,再如明前期的新旧数代勋贵集团。而在新的国家体制稳定下来之后,科举制源源不断地提供大量官僚人才,而武将集团的更新换代若无持续的战争胜利,即难以匹敌。所以,文官以基于文化素养的谋略,和对军队的管理控制能力,往往取代武将,成为统率军队的主要成员。
责任编辑:郑诗亮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蒙古,女真,北伐,文官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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