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他的思想让他……心属自由

几年前读书界出现的那股托克维尔热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可能是因为那条所谓“托克维尔定律”已经不再值得担心。但托克维尔的幽灵还是存在，只不过不再是从空中来或海里来，而是来自于真正的阅读与思考中产生的困惑和解读，来自于托克维尔思想中那些仍然关注着我们的命运的目光。

吕西安·若姆（Lucien Jaume）的《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马洁宁译，漓江出版社，2017年2月）在“引言”开头就提出该书的核心问题：“为什么托克维尔写了《论美国的民主》这本书？”这个关于“目的”的疑问，是思考托克维尔之谜的一个基本角度。一个答案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这部出版于1835年到1840年间的作品不仅仅是关于美国的，作者只是借此机会研究整个现代社会，并审查法国社会的种种罪恶。”（第1页）但是，所谓研究整个现代社会和审查法国社会的罪恶仍然是相当笼统的说法，作者指出由于托克维尔从不直接表露他的想法，因此很难把握他对被称作“民主”这一重要的近代现象的立场和想法，而托克维尔的“本意”就是要使读者在疑惑中思考“到底该如何思考民主这个问题”；他本人多次肯定的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目的是在让读者保持自己判断的前提下，从情理两方面说服读者。

在这里的注释中若姆指出托克维尔还有一个现实目的，就是希望借此登上政坛：当上议员和提高政治声望（第2页）。到这里，作为该书核心问题的“目的”似乎已经讲清楚了。但是，借美国这面镜像关注和反思法国、促使读者自己思考民主问题和登上政坛这些目的都有待进一步阐释，才能深入把握托克维尔思想中的关键意图。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对“民主”的看法与我们今天通行的定义很不相同，学界历来对他的民主观有很多说法，在若姆看来，托克维尔的“民主”包含三种含义：地方权力、大众宗教和物质享受的承诺（第4页）。他意识到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他对民主的根本态度充满了矛盾，导致他的立场总是摇摆不定。这些矛盾和摇摆产生于他对民主可能带来的弊病的认识和恐惧，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自由的压制。他试图适应民主潮流，同时更珍惜维护自由，他时刻忧虑和警惕的是民主洪流中的缺点会摧垮个人自由，因为他知道对自由的压制完全可以出现在民主社会中。

若姆谈到，托克维尔认识到在民主社会中，由公众舆论创造的“虚构的平等”将使自由消失，这是一个深刻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解读。由于平等和相似性产生了“公众的判断”，而对每个人的思想施加“一种巨大的压力”，从而产生来自多数人的思想暴政。他指出，“托克维尔认为，没有外力束缚公民，而是公民自己束缚自己：公民自动归附多数人。拉·波埃西将对专制者的热爱形容为‘自甘奴役’，而克洛德·乐福尔则称之为对唯一的崇拜。”（77页）在民主革命带来的虚构平等的基础上，公共舆论使有思想的人怀疑自己、压抑自己，结果是全体公民对统治者的热爱、崇拜与“自甘奴役”自然而然地连接起来。即便是从语言学上看，托克维尔也是早有预见，看到了“自愿为奴”时代的语言特征一定是以公共舆论的面目出现。

托克维尔的自由观源自他的思想，正如在爱德华·甘斯看来，“他的出身为他带来了贵族姓氏，而他的思想则让他心属自由”。但是，绝不应把贵族出身与自由思想对立起来，而是要细心分析两者至今的联系。思想如何让一位贵族心属自由，以及自由与贵族精神究竟有何实质性的关系——为什么为了保护自由就必须保留贵族精神，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思考托克维尔之谜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角度，但该书对此并没有集中的论述。

若姆在本书中说托克维尔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这个标签并无不当，但他没有联系到后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关于贵族的论述来说明“自由”这个“标签”的来源，只是说“对《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来说，法国人迫不及待地渴望权威，因为贵族的根源从社会中被铲除了”（305页）；另外，在一处提到托克维尔从他先辈那里学到的议会自由主义思想潜藏在他对专制主义的分析之中（330页）。托克维尔的外曾祖父是贵族，曾赞助出版百科全书，支持启蒙运动，但又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反对处死国王，他在临终前说了一句名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这就是贵族的自由主义立场和精神。

谢尔顿·S.沃林在《两个世界间的托克维尔：一种政治和理论生活的形成》（段德敏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7月）中分析了托克维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面对法国政治的专制主义，托克维尔被迫思考自由主义是否内在不足的问题。他认为托克维尔的理论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之间一次重要的早期对决，反映了他将自由作为基本政治价值的信念，以及他对自由将最可能受到来自政治民主与社会平等相结合的威胁的恐惧（见该书“导言”）。我们知道，在后来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深入地谈到了贵族精神如何与专制主义不相容：由于贵族在精神上的强大和对社会公正的责任感，使他们成为对抗专制主义的中坚力量。而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臣服于专制统治；他认为贵族应该接受法律的约束，但绝不应该被打翻在地，消灭了贵族就会使自由受到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证之历史，这的确是一条残酷的历史教训：当狂暴的人民被煽动起来消灭社会精英阶层之后，被奴役的灾难命运就必然“平等地”降临在他们身上。

回到若姆该书所聚焦的《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一方面赞美平等带来的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则预见到在民主潮流中泛滥的平等主义可能产生的两种倾向，即无政府状态或被奴役的状态，而前者容易被人民看到并加以抵制，但后者则容易被忽视而把人民引入歧途，因此要特别提醒人们注意（《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838-839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12月）。更为深刻的是，托克维尔不但认为追求平等容易导致出现专制政府，而且指出这样的专制政府不但要压迫人民，“而且要使人类的一些主要属性从人身上消失”（同上，873页）。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使人类的一些主要属性从人身上消失”是多么令人感到痛心的恐怖景象！

托克维尔还指出，屈服于奴役状态的原因是人们过早就断定自由不可能实现，对自由持绝望态度，但他并不认为奴役是必然的、不可克服的，因此他鼓励人们对未来不要抱有让人丧失信心和毅力的恐惧（同上，881页）。在全书的最后一段，托克维尔说：“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份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885页）奴役还是自由，野蛮还是文明，这是托克维尔的思想使他“心属自由”的关键。

托克维尔在1840年致德·萨西的信中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展示这些正在我们脚下延伸的可怕倾向……我通过用鲜亮的色彩来梳理这些倾向，从而使人们对此产生恐惧情绪……使民主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引领和自我克制。……还要使人们看到，在我们进入的民主时代，政治自由不仅仅看上去很美，也是为了成为文明的大国所必不可少的。”（《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源泉》，370页）应该注意的是，说这段话是因为托克维尔原本以为萨西是最能理解他的，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认为萨西的文章根本没有抓住他的目的，因此在这封信中他对“目的”的表述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提醒人们认识盲目的民主倾向可能带来新的、隐形的专制，提醒人们毋忘政治自由是进入民主时代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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