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方纳：林肯发布《解放奴隶宣言》及其意义

【编者按】本文摘自埃里克·方纳著《烈火中的考验：亚伯拉罕·林肯与美国奴隶制》（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在该书中，方纳教授将林肯放回到19世纪美国“反奴隶制事业”的大历史语境之下，对林肯的反奴隶制思想的起源与演变、美国内战的起因、林肯走向废除奴隶制的过程、林肯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共和党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林肯反奴隶制思想中的优缺点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方纳看来，林肯伟大的标志并不是他作为“伟大的奴隶解放者”的形象，而是林肯在政治和种族思想上的成长能力。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解放奴隶宣言》的发布

第2天，即1863年1月1日，林肯主持了每年一度的白宫新年招待会。从上午晚些时候开始，他接待了“排成巨大长龙”的访客，包括外交使节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由首席大法官坦尼带队）、军官以及在下午两点关门之前成功进入大门的普通大众成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林肯回去研究并签署了《解放奴隶宣言》。他第一次试图签名时，他停了下来，放下手中的笔。他的手在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由于精疲力尽。“我不想让人看起来我似乎犹豫不决”，他说。片刻休息之后，他签署了这项宣言。他曾经担心过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林肯知道他将因为这个举动被历史铭记。在1863和1864年，他将允许自己供艺术家、摄影师和雕刻家把他描绘为奴隶的解放者。他允许艺术家弗朗西斯·卡朋特住在白宫四个月绘画《首次宣读解放奴隶宣言》。

这份宣言宣称，它所适用的那些地区的所有奴隶——有三百多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自此以后将获得自由”。（仍不得而知为什么林肯没有使用初步宣言中所用的更直接的短语“永远自由”。）它命令陆军和海军“承认并维持”那种自由。它告诫被解放的奴隶不要使用暴力，除非在“必要的自卫情况下”，并敦促他们“为合理的工资忠实地劳动”。它第一次授权征召黑人士兵加入合众国的“武装力量”。

《解放奴隶宣言》笼罩了许多层的迷思，这导致它的实际内容经常被误解。它以平淡的法律语言表述，其大部分内容都长篇引自9月22日的初步宣言。与《独立宣言》不同，解放奴隶宣言没有关于阐明人权的前言的内容。只是在财政部长蔡斯的建议下，林肯才在最后一刻增加了一个结尾，祈求“人类的理性判断和全能的上帝赐福于这个正义之举”。

林肯并没有像有的时候所认为的那样大笔一挥解放了所有奴隶。该宣言对4个边界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的大约50万名奴隶没有任何效力。它只适用于南部同盟，几乎只限于联邦控制之外的地区。尽管大部分内阁成员都反对，但它仍免除了已被联邦军队占领的许多地区：弗吉尼亚州沿海潮水地带的7个县（本杰明·巴特勒在那里已经开启了没收敌产政策，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战时解放奴隶），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13个行政区，以及整个田纳西州。加上这些地方的30万名奴隶，在总共390万名奴隶中，这项宣言共使80万名奴隶未被解放。

政治需要？军事需要？

这项《宣言》不是基于人类的权利，而是“基于军事需要”颁布的。在前一年五月，在他解除戴维·亨特的解放奴隶法令的命令中，林肯已经宣称，如果有必要为了拯救联邦，他作为总司令自己就有权采取这种行动。但是，在1862年秋，德雷德·斯科特案中的异议者、前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柯蒂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行政权力》的小册子，断然宣称《初步解放奴隶宣言》违宪。林肯密切关注着随之而来的法律辩论。在大约与柯蒂斯的小册子出现的同时，波士顿律师威廉·怀廷出版的论文对总统的战争权进行了详细考察。怀廷坚持认为，奴隶制是一个正当的军事目标，因为它使南部同盟发动了“针对联邦的战争”，并迫使反叛的奴隶主所拥有的“300万忠实臣民”似乎也成了叛国者。他争论说，根据宪法，国会和总统拥有独立的战争权力，任何一方都可以“以战争行为”合法地废除奴隶制。

怀廷的论文经过大量印刷，很可能影响到了林肯的观点。1862年11月，林肯任命怀廷为战争部的首席法务官，他在接下来的这场冲突中一直占据这个职位。林肯于7月份提交给内阁的解放奴隶命令草案和9月份的初步宣言都提及了《第二部敌产没收法》，给人的印象是林肯是根据国会的权威采取行动的。《解放奴隶宣言》没有提及任何国会立法。它以“我，亚伯拉罕·林肯”这样的话开篇。林肯现在作为总司令声称全权颁布解放宣言，并承担全部责任。尽管如此，他仍然担心地方法院可能拒绝承认那些由该宣言所覆盖的人的自由。此外，尽管他已经任命了三个成员，但最高法院中仍是民主党人占多数，并仍由曾毫不含糊地明确宣称宪法保护奴隶制的首席大法官统领。正如一位华盛顿的记者在该宣言颁布前一天所写道的那样，林肯确信，解放宣言只能“作为一项战争措施”、而不是“一个源于内心深处的博爱文件”，才能幸存于司法审查。他后来向蔡斯评论说，除了军事需要之外，以任何理由——包括它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和道德正确”的观念——为基础解放奴隶，都将“放弃所有的宪法或法律基础”。

然而，事实上，《解放奴隶宣言》既是一份政治文献，也是一份军事文献。司法部长贝茨曾警告林肯说，它关于哪些地区处于反叛而哪些地区没有处于反叛的条款“必须完全明确地予以宣布”。然而，林肯免除南部同盟的部分地区的决定不仅反映了实际的军事形势，还反映了他对赢得白人支持的前景的判断。即使是向林肯请求免除田纳西州的所有地区的联合主义者也承认，该州的大片地区仍“在叛军的控制之下”。但是，为了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政权和吸引奴隶主的合作，林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这个过程中，他暂时牺牲了田纳西州的奴隶的利益。

国内外的批评者指责说，该宣言实际上没有解放任何奴隶，因为它只适用于被南部同盟控制的地区。事实上，林肯并没有免除那些白人联合主义者数量很少或根本就不存在、以及政治重建很少取得进展或没有任何进展的被占领地区：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罗来纳州的部分地区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海岛地区。这里的奴隶解放是立即进行的。让许多观察家感到吃惊的是，宣言未能免除北卡罗来纳州的东部地区。其结果是军事州长斯坦利辞职了。总的来说，数万名奴隶——有人估计是5万人——从林肯笔下获得了自由。的确，在这项宣言颁布的那天，根本没有办法在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实施这项宣言；它的实施要等到联邦获胜之后。但是，正如波士顿企业家和共和党活动家约翰·默里·福布斯所写的那样：“在这种《宣言》中，语言变成了事物，而且是强有力的事物。”

《解放奴隶宣言》与林肯之前关于奴隶制和解放奴隶的政策——有些政策可以追溯到他在伊利诺伊州议会和国会任职期间——显著不同。它放弃了在解放奴隶时寻求奴隶主的合作以及区分效忠于联邦和不忠于联邦的奴隶主的想法。它是立即、而不是渐进地废奴；没有提及对奴隶主进行金钱补偿；也不依赖于各州的行动；而且没有提及把黑人殖民海外（或许部分地是因为渐进主义、补偿和把黑人殖民海外与为此文献进行辩解的“军事需要”毫无关系）。林肯长期以来都反对征召黑人士兵；现在他欢迎他们加入联邦军队。该宣言直接向奴隶说话，不是把他们作为这个国家的敌人的财产，而是视他们为拥有自己意志的人，他们的行动可能有助于赢得这场内战。

林肯并未完全放弃他之前的想法，其中有些想法将在此后的两年里再次出现。他时不时地会再次谈及渐进解放奴隶和补偿，但这些不再是解放奴隶这个全盘计划的一部分。走向不同的废除奴隶制道路的做法使得那项计划显得与此不相关。正如他与伯纳德·考克的合同所表明的那样，林肯仍对把黑人殖民海外感兴趣。但他将永远都不再公开提倡这种政策。宣言的语言否认了对解放奴隶将威胁公共秩序或造成“闲散的流浪生活”的担忧，《纽约时报》曾警告说这些事可能会发生。与把黑人移居海外的方案相比，把一些黑人用于军事并让另一些黑人为工资劳动表明了林肯对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未来地位的非常不同的设想。林肯根本没有努力去界定被解放的奴隶的未来地位问题，但该宣言不可避免地把这个问题提上了全国性的议程之中。

即使除了它所不适用的那些80万人，《解放奴隶宣言》本身也几乎不能保证不可改变地废除奴隶制；要达到这个目的，联邦的军事胜利必须紧随而至。奴隶制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制度。它经受了独立战争的错乱（包括数以万计的奴隶逃到了英国战线那里），不料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增长期。法国于1794年在其西印度殖民地宣布废奴，拿破仑于1802年又在那里恢复了奴隶制，而且除了独立的海地之外，这个制度一直存续到1848年。如果南部同盟赢得了独立，奴隶制毫无疑问会继续存在。

温德尔·菲利普斯宣称，该宣言的“伟大特点”是，它不是把解放奴隶作为对反叛者个人的惩罚，而是把奴隶制视作一种必须废除的“制度”。从法律上讲，这并不十分准确，因为正如威廉·怀廷在他关于战争权的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解放奴隶，甚至数百万的奴隶，并没有废除建立和保护奴隶制的地方法律。他指出，在总统解放奴隶之上的进一步行动对于“使奴隶制变成不合法”将是有必要的。

尽管如此，正如《纽约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解放奴隶宣言》标志着美国人生活的一个分水岭，“这个新纪元将决定性地塑造美国和地球上每一个国家的未来命运”。在此之前从未有如此大数量的奴隶被宣布获得自由。这项宣言改变了内战的性质、联邦政府与奴隶制的关系以及美国历史的进程。它在不对奴隶主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清除了美国最大的集中财产。它使协商解决奴隶制问题变得不再可行，除非联邦愿意撤消对自由的承诺。它在自由的理想和随着战争的进展其权力大大增强的民族国家之间确定了一个新的认同。的确，解放奴隶是以一个国家的存在有能力执行这种措施为前提的，这在1860年之前是不存在的。自此以后，自由将紧跟美国的国旗。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宣称的那样，“奴隶的事业和这个国家的事业”已经合而为一了。不论这个宣言有何局限性，通过使军队成为解放奴隶的推动者和把联邦的目标与废奴的目标连在一起，它确保北部的胜利将在南部带来一场社会变革，并将重新界定黑人在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在他1861年12月给国会的咨文中，林肯说他不希望把这场战争作为一场“暴力无情的革命斗争”来进行。该宣言则宣布，这正是它必须进行的。

伟大的解放者

“我认为不是我控制了事态的进展”，林肯后来将写道，“而是坦白承认，是事态控制了我”。那些推动他和这个国家走向解放奴隶之路的最重要的事件包括，无论联邦军队进入哪里，都有奴隶的行动；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的压力；试图消除欧洲干涉的可能性；试图在不把触及南部社会的经济基础作为进行这场战争目标的努力的失败；对额外人力的需求；边界州对他的渐进解放奴隶方案的拒绝；以及被一家报纸所称的“国会的革命”的反奴隶制措施。但是，林肯几乎不是其他人的行动的被动观察者。1862年10月，一位黑人作家就已敏锐地观察到，尽管林肯的行动看起来“相当模棱两可”，事实上，“经过细致观察，可以看到一种持续不断的支持自由的暗流”。

在这场战争的头两年里，林肯的政策并不是没有误算。他一厢情愿地屈服于南部联合主义的废奴程度、边界州的奴隶主接受任何解放奴隶方案的意愿、以及美国黑人愿意接受不切实际的殖民海外方案的程度等。但战争之初，虽然没有成功，他公之于众的一个解放奴隶方案就已经使联邦政府致力于寻求消灭奴隶制了。他无数次明确表明他希望“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并且签署了国会制定的每一项反奴隶制立法，包括如《民兵法》和《第二部敌产没收法》这样广受争议的措施。在认识到普遍解放奴隶的必要性方面，林肯落后于废奴主义者和激进派。在庆祝这份宣言时，《基督教记录者报》就敦促其黑人读者要感谢萨姆纳、斯蒂文斯、洛夫乔伊、蔡斯和其他的“自由使者”在改变公众舆论和政府政策方面的作用。但是，公众情绪并不独立于政治领袖之外而存在。1862年5月，卡尔·舒尔茨就给林肯写道：“您对公众舆论的个人影响是巨大的；您或许没有意识到您的整个道德力量的程度。”林肯以其自身的方式帮助创造了使解放奴隶成为可能的公众情绪。

尽管它有明显的局限，这份宣言在北部的自由黑人和南部的战时逃奴和奴隶中间引起了欢呼的场面。在海岛的波弗特，5 000多名非裔美国人庆祝他们的自由，高唱一位白人观察家所称之为的“奴隶的马赛进行曲”：“在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不惧怕死亡；我们一定为自由而战，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在北部，黑人聚集在他们的教堂里。废奴主义者本杰明·普拉姆利从费城给林肯写信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聪明和虔诚的‘感恩节’。”提及林肯的名字“就唤起了整个会众自发的祝福”以及吟唱“喜庆之年”。“黑人全都信任您”，普拉姆利报告说，“他们相信您想公正地对待他们。”当有人表示林肯可能继续进行“某种形式的海外殖民”时，一个妇女大声说：“‘上帝不会让他那样做的’……而且会众的反应很有力。”把林肯奉为伟大的解放者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内战期间，欧洲人仔细地观察着美国的事态发展。《解放奴隶宣言》的宣布在整个欧陆引起了各种感激之情。在措辞的华美方面，无人能超过来自意大利的爱国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及其两个儿子的寄语：

作为耶稣和[约翰]布朗精神的传人，您将以解放者之名传诸后世！比任何王冠和任何人类的财富都要令人羡慕！被奴隶制套上束缚自私钢圈的整个人类种族，都通过您，以最高贵的美国之血的代价，恢复了人类的尊严、文明和博爱。

在1861和1862年的辩论中，没有任何美国人把解放奴隶与恢复博爱联系起来——这让一位意大利人这么做了。更切实际的评论来自卡尔·马克思从伦敦的一个特殊场合寄给《纽约论坛报》的一段话：“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