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二）：中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

【编者按】

钱学森（1911—2009），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

2005年7月29日，病榻中的钱学森向前来探望他的时任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从2005年起，钱学森多次这样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此即“钱学森之问”。

2009年9月，温家宝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调研时说：“这句话他给我讲过五六遍。……我理解，他讲的杰出人才不是我们说的一般人才，而是像他那样有重大成就的人才。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这些年甚至建国以来培养的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确实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还不能说在世界上占到应有的地位。”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十多年来，社会各界人士对钱学森之问的思索从未停止。在以下文章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马戎先生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美国布朗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的经历为线索，详细比较了中美两国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录取、培养、考核、答辩各个环节各自在制度上存在的利弊，并就提高我国博士生培养质量提出了殷切建言，包括：改革住宿制度、建立灵活的学籍制度、适当控制招生规模、建立能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现象的机制、改革成果发表和学术评价体制等。

我们希望，马戎教授的思考能对我国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改进提供一些借鉴。

马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族群关系、教育、人口迁移、边疆社会变迁，近著为《社会转型中的族群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人口迁移与社区变迁：内蒙古赤峰调查（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Contemporary Tibet》(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1)。

一、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录取

前面已经提到，国内研究生培养体制没有学生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校学习、准备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习阶段。因此，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资格考试”的性质不一样，学生准备考试所做的准备，在投入时间和精力的程度上差别很大。很显然，美国申请参加“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学生在专业基础和学术取向上都要明显强于国内参加“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学生。

长期以来，国内大学博士生录取经由统一闭卷入学考试，如本科、硕士生入学考试一样，教育部规定了具体考试时间。博士入学考试有3门，以北京大学为例，外语由本校外语学院教师统一出题，另外两门专业考试由本学科教师出题。博士入学考试的形式和专业试题在性质上与硕士入学考试相似，存在的问题也大致相似：（1）“一卷定终身”“录取分数线一刀切”，学生在闭卷考试中的临场表现决定了考试成绩和是否录取；（2）考生主要根据本专业教科书和以前历届考题备考，尤其是那些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其他专业的考生，基本上通过死记硬背教科书备考。

“无论硕士和博士生招生，都有统一的课程考试，相关部门划定统一的录取分数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师没有多少招生权”。我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招生专业之一是“民族社会学”（民族关系研究），有些求知欲很强、专业基础不错而且精通母语文的少数民族考生，我很想招收，但是他们因为外语考试只比研究生院规定的录取线低了几分就无法录取。另外有些学生三门考试成绩都及格，但对具体专业领域缺乏理论基础和感性认识，教师指导起来很困难。导师没有招生选择权，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多年任教经历中最感无奈的一件事。

近几年北京大学一些文科院系开始试行新制度，在外语成绩合格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面试录取博士生，这是非常有益的改革尝试。但是一次面试便决定博士生的录取，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复杂严谨的“资格考试”有很大差别。

从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角度看，教科书与经典文献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读物。教科书是把学界公认的已有知识内容汇编进一个体系里，分章节来介绍相关知识的主要内容的一种著作。学生阅读教科书可以获得一个知识体系的基本轮廓，未来在写作和研究工作中也可以援引和借鉴这些知识，但通常处于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水准，而且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可能受到教材编写者水平和自身悟性的影响出现偏差。经典文献则呈现了大师们的探索心路和论证过程，当读者阅读经典文献时，实际上是在跟随大师的心路足迹重温他们的知识创新之路，读者可以学习和领会他们的观察角度、思维方法和分析逻辑，学到一点灵气和悟性。换言之，不仅仅可以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学习他们如何进行学术创新。只有认真系统地阅读经典专著，我们才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并不反对学生看教科书，但是我认为教科书的唯一作用就是学生备考，以及偶尔查找一些基础信息如某学者生卒年月或某本著作出版日期等。美国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大纲提供的阅读书目，除了方法论和统计学的经典教材外，其余的理论和专业文献都是经典文献（专著章节或有重大影响的期刊论文）。博士资格考试的开卷部分，要求答题时有系统的理论思维并援引经典文献原文段落和出处，测试的就是考生对本专业经典文献的熟悉和掌握程度。这样的考试思路与国内博士生入学考试的实际情况差别很大。

二、国内大学博士生培养过程的环节

有些人认为“我国博士生教育制度是借鉴美欧经验，并根据国情制定出来的”。需要指出，国内大学的博士生培养过程有几个美国大学没有的环节。

1.博士生综合考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在入校后第二年要参加“综合考试”。通常由导师提出两道大题，一个是对本专业某个经典文献的综述讨论，一个是“研究设计”，在题目发给学生一周后，组织5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参加答辩式考试。专业方向相近的导师们从协作效率出发，往往把各自指导的博士生们安排在同一时间进行考试。北大的“综合考试”在形式上多少有些类似美国大学的“博士资格考试”，但是形式与内容要相对简单得多，有的学生准备得比较认真，有些就不那么认真。

由于这些学生在通过入学考试后已经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明确了指导教师，由学校统一安排了宿舍和奖学金等待遇，因此，在学习期间取消这一身份是很困难的，不仅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出路，而且关乎导师声誉，所以北大社会学系从来没有出现哪名博士生没有通过“综合考试”的现象。由于几乎全体学生都能通过，教师们即使对学生的表现不那么满意，至多在考试中把话说得严厉一些，极少出现学生被淘汰离校的现象，所以，中国大学的博士“综合考试”完全无法起到美国大学“博士资格考试”的淘汰功能。换言之，在中国大学里，只要学生通过博士入学考试并正式成为“博士研究生”，或早或迟总能顺利通过之后的各个环节、完成学业并获得博士学位。

2.博士论文开题

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也有“论文开题”这一环节，通常在第四或第五个学期。由导师聘请3位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对博士生提交的“开题报告”进行评议审核。这与布朗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设计报告”环节有些相似，但是听取报告的听众范围不一样。出席国内博士生“开题”活动的通常只有导师及请来的3位同行教师和同门学生，而且每次安排多名博士生在同一个半天内先后开题，每人介绍和讨论的时间有限。尽管参与的教师们在过程中也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但是博士生在随后的修订过程中会吸收多少，实际上存在很大自由度，有时使得这一环节多少带有“走过场”的色彩。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设计报告会”每次1人，时间一般为一个半小时，面向全系各专业师生，而且外系师生也欢迎出席，会上提出的问题通常十分尖锐，这使博士生在质询和讨论中有很多收获。在“研究设计报告会”后，导师会根据质询中提出的批评与学生进行系统的讨论，提出具体建议并监督学生对自己的调查设计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一修改有时会长达几个月，只要导师没点头，这个环节就没有结束。因此这个环节并不是一个“走过场”的程序，而是检验和提高学生“研究设计方案”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

3.“预答辩”

通常在正式答辩前3个月举行，博士生提交论文初稿，由导师聘请3名教授（通常来自本院系）对论文初稿举行“预答辩”，导师可以参加预答辩委员会。在预答辩过程中，首先由学生简略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创新点与不足之处，再由教师们轮流进行提问。在这一过程中，导师、参加“预答辩”的其他教授和答辩学生之间可以开展深入的交流，讨论这篇论文如何进一步改进的思路和方法。国内大学的“预答辩”环节，对于发现论文存在的问题及提高论文质量是有帮助的。

美国大学没有这个环节，通常博士生的指导委员会认为论文达到了期望的学术水准后，就组织安排正式论文答辩。对论文写作的时间也没有固定要求，有时可长达多年，什么时候导师满意了，什么时候安排答辩。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学制为4年，但根据实际论文的质量和进度，也允许提前或延期。但是导师和学生通常都按照4年学制安排选课和各学习环节，一般在第四个学年的最后一个学期，按照校研究生院的日程要求安排答辩。

4.发表论文要求

在申请正式答辩前，北京大学的博士生要向研究生院提交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两篇（有的大学要求三篇）学术论文的证明。一些学者指出：“不少‘985’和‘211’高校，一半以上的SCI数量是由博士生完成的。因此，高校要在SCI上竞赛，就会将压力直接分解给博士生，使之成为博士生毕业和获得学位的一道关卡”。这是中国典型的“硬性评价指标”导致的制度设计，与这一要求对博士生在校学习和论文写作的影响相比，大学校长们更加关注本校评估成绩，因为这与政绩及升迁密切相关。

美国研究型大学没有这一要求，原因很简单，美国学术期刊数目很少，如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一共只有十几种专业学术期刊，每期刊登5-8篇学术论文，教授们要在这几个杂志上发表论文都困难，博士生能发表更是罕见。

国内南京大学的中文CSSCI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有500多种，国内期刊登载的论文篇幅不长，通常一期可登几十篇文章，所以全国在校二十几万名博士生想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这难免带来其他问题：一是为了帮助学生发表论文，及时答辩毕业，导师往往要动用自己的关系向杂志推荐。这些杂志在接受学生论文时，考虑的并不仅仅是论文质量，还要考虑导师面子，甚至成为杂志向导师个人索稿的条件；二是一些杂志向学生收取“版面费”，这完全违背学术期刊的性质。

但最重要的是，这些仍然在校接受基础专业学术训练的博士生很难写出有真正创新性的学术论文，因此大多数论文或者是文献综述讨论，或者是简单个案描述，这样的论文发表经历对于培养学生的严谨学风和创新性思维是害处多于益处。

5.论文匿名评审

在组织正式论文答辩之前，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要求各院系组织对博士论文进行匿名评审，评审专家为5人，其中2位选自校外。匿名评审结果上报研究生院，各环节全部审查通过，由研究生院批准组织论文答辩。理论上匿名评审专家应由系里聘请，但是由于博士论文的选题范围就学科而言涵盖面很宽，每篇论文选题十分具体，实际上这些评审专家还是由导师建议。对于论文选题最熟悉的权威学者，其实还是导师最了解，而且有时也只有导师出面这些权威专家才肯参加评审。某个大学的博士论文送到校外同行专家那里，一看选题几乎马上就知道是该校哪位教授的学生，所谓的“匿名”实际毫无意义。

美国大学没有这一程序，到了博士论文阶段，论文选题应当是本专业最前沿的研究课题，而且与导师专长的领域密切相关。所以，即使把导师和学生的名字隐去，从某所大学社会学系送出来评审的博士论文，其他大学的教授们一看题目就会知道作者是谁的学生，否则这些教授就不是熟悉本学科的真正专家。因此，匿名评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国内大学可以从客观效果出发，考虑今后是否需要保留“匿名评审”这一程序。

6.硕博连读

北京大学自2004年开始试行“硕博连读”制度。硕士生在第三学期末，由导师推荐，参加院系组织的面试。通过的学生自第五个学期开始转为博士生，为期4年。这样，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博连读”学生可在年内得到博士学位，而其余的学生则需要7年（硕士3年，博士4年）。这有点像美国大学硕士“提前分流”。但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国内的“硕博连读”不要求学生写硕士论文，直接转入博士学习阶段并着手考虑博士论文。“硕博连读”所缩短的学制时间就是硕士论文写作阶段。

美国研究型大学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培养没有省掉硕士论文，有一定道理。社会科学专业的理论探索、研究方法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在课程阅读中要求学生全面掌握本学科各领域的基础经典文献，还是在课程作业写作中培养学生的理论逻辑思维和清晰表述，都是把学生逐步引入学术殿堂的必要步骤。尽管博士论文是学生掌握本学科知识体系和某专题研究能力的综合体现，但是硕士论文可以被看作展示和锻炼这一研究能力的初期练笔。美国大学要求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选题必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这一要求必然推动学生去扩大自己的阅读和思考领域。

譬如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是生育率研究，博士论文选题是人口迁移和族群互动，在这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对人口学的这两大核心领域（生育、迁移）的文献和经验研究都进行了系统梳理，拓展了知识面。这就像美国大学要求博士生选择自己研究专业的“主修”和“副修”，在博士资格考试中要展现自己对两个领域知识的系统掌握一样。国内“硕博连读”省去硕士论文这个环节，实际上忽略了这一点。

国内博士生培养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学生的阅读和知识面偏窄。顾名思义，博士应当是博览群书、除了本专业外在其他相邻领域也具有广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专业型学者。国内有些学生即使写过硕士论文，但是博士论文并不变换选题，而是硕士论文的延伸。另一个现象是，一些博士在毕业后多年里，陆续发表的论文仍然长期集中在自己博士论文的相对狭窄的领域和专题，到大学任教后开设课程和讲课时引用材料也局限于自己博士论文内容和引用文献。

这些现象暴露的，正是学生在硕士、博士学习期间文献阅读和思考范围的狭窄缺陷，这样无法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大师级人才。

三、学位论文答辩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由5人或以上组成，其中至少2位校外专家。按照北京大学规定，导师可以参加答辩委员会，这样答辩委员会人数为6人。但有些大学（如中国人民大学）不允许导师参加答辩委员会，导师不仅没有答辩投票权，甚至不能列席答辩过程，以避免导师干扰答辩过程和结果。

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每年大约只有5-9位博士申请答辩，时间可以安排在任何时间，由导师和学生商定。每次只安排一位博士生答辩，时间约为2个半到3个小时，学生介绍论文、委员会成员提问，学生作答，之后委员会成员讨论，时间相当从容。答辩结束后，导师将答辩委员会成员提出的各类问题与学生进行讨论，提出论文修订具体建议。一个学年内答辩的学生，都在该学年期末全校毕业典礼上领取证书。

国内大学博士生学习一般有明确学制期限，如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学习学制是4年，通常都在第四学年最后一个学期的6月安排该学年毕业学生集中答辩。由于每年约有20名博士生答辩，答辩委员会需要6人出席，所以通常由几位导师将他们指导的博士生安排统一答辩，相互参加各自指导学生的答辩。一个上午通常会安排好几名博士生答辩。由于时间紧张，有时论文介绍提问和回答甚至交叉进行，即一名博士生介绍了自己论文并听取了委员会成员提问后，退到室外准备自己的回答，此时下一名博士生进行论文介绍。由于介绍、提问和答辩时间过短，有时答辩委员会成员甚至没有充分时间提问，这就难免出现“走过场”现象。整体看来，国内博士生答辩过程时间与讨论深度与国外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四、博士论文抽查制度

鉴于国内博士学位论文整体质量不高，媒体和网络多次披露出学位论文剽窃抄袭等恶性事例，近些年来教育部定期组织博士生论文抽查和优秀博士论文评选活动，奖励优秀论文，通报不合格论文，目的是通过奖优惩劣，起到一定警示效果。

美国各学会（如美国社会学会、美国人口学会、美国经济学会等）在年会上均会评选出本学科优秀论文，因为数量很少而成为学科内的殊荣。但是从来没有组织全国性博士论文抽查以发现不合格论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各大学下属院系和指导教师在监督学生的学风和论文规范方面十分严格，如果某大学被揭露出一篇抄袭的学位论文，便会成为学界的奇耻大辱，会对学校声誉和未来招生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害。

20世纪80年代初布朗大学有一名美国白人硕士生被发现一门课程期末论文剽窃，被取消成绩，限令硕士毕业后离校，今后不能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据后来了解，这名学生终生再也没有机会攻读博士学位，只能在其他行业就业。如果一名学生学风不正，教师在修课期间就能察觉，不会让其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如果学生学位论文的前期实地调查或文献调查结果不理想，很难完成高水准学位论文，自有导师严格把关。这是一部分学生始终没有被导师安排论文答辩、最后放弃学位的主要原因。

我国教育部为减少不合格学位论文而推行的定期抽查制度，是针对各大学论文答辩及之前各阶段未能有效防止不合格论文出现而采取的后期检查措施。由于被抽查的论文数量有限，学生时常心存侥幸，即使被查出，惩戒力度也不大。目前这一做法不妨持续下去，但是从这些年抽查通报的实际效果看，对提高我国博士论文整体质量的效果非常有限。如果我国大学能够从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体制中吸取经验，也许今后就完全不需要采用目前全面抽查“不合格论文”的做法。（待续）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原题：“如何回应‘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博士生培养体制应当如何改进”。略去部分注释和全部参考文献，正文经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