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寻亲者的人生难题：近“乡”情怯，寻根为解半生无奈

2017年3月8日，早上八点，60岁的王明新举着一张寻亲信息牌站在集贸市场门口。

信息牌上用大字写着她的寻亲信息。“我是十个半月大的时候被家人放在了上海黄浦公园的长凳上，” 王明新拿着儿时的照片一一细数当年身上的特征，“1958年5月4日，中午12点被遗弃的，穿着红皮鞋、花裤、鸭舌帽，身上还有生辰条。” 不时有过路的人停下来仔细看牌子上的字。“我知道家人用心良苦，他们希望我活命。”她向过路的人解释道，还是忍不住掉了眼泪。

这次和王明新一起来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寻亲的还有12个人，他们平均年纪在60岁，都是在1960年前后被遗弃的孤儿。彼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江南地区遭遇大饥荒，很多家庭尤其在农村，生活难以为继，不少人只好将刚出生的孩子远送他乡。其中，很多人都选择将孩子送往上海，认为在大城市活下去的希望更大。而弃婴的数量远远超出了上海的承受能力。在国家的统一安排下，江苏、上海、浙江地区至少有5万婴儿沿着北上的列车，陆续被送到了我国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当时，十个半月大的王明新很快被送上了开往河南的列车。

集贸市场门口的人群越聚越多，围观群众大多都是本地人，年龄也同寻亲者相仿。只要有本地人来看寻亲信息，王明新便会连声道谢：“我们是来报恩的，不图其他。”在河南家里，王明新只要听说有江苏人来新乡出差，恨不得请那人来她家里吃饭，“就是亲人的那种感觉。”

接近中午时分，农贸市场逐渐安静下来，围观者寥寥，这些年过半百的寻亲者踟蹰在烈日下。这片土地对他们来说很陌生，又好像很亲切。

年纪越大，寻“根”问底的想法就越强烈

三月，天气回暖，江南土地上渐渐露出了春色。这次是吕顺芳今年组织的第一场“寻亲会”。从2000年开始，坚持组织寻亲活动17年，年纪相仿的寻亲者都爱叫她“吕大姐”。与其他来参加寻亲的人一样，吕顺芳本人同样经历着寻亲过程中的煎熬：1960年4月，地里的野菜早已挖空，连树皮也都快被剥光吃净了，吕顺芳的母亲决定，把最小的年仅3岁的女儿吕雅芳送人。

2003年，母亲去世后，寻找妹妹几乎占据了吕顺芳全部的生活：“倾家荡产也要找回妹妹。” 靠着举办寻亲大会、开设寻亲网站，她先后帮助300多人找到了自己的家，至今却仍没能找到当年被送人的妹妹。

上世纪80年代，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起初是从南方各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成功者寥寥无几。直至90年代，各地逐渐掀起了寻亲的热潮。

对故土的思念烙在每一位寻亲者心里。王明新记得，小时候一出门，别人就指着她说“上海仔”。这三个字的印记越来越深，年纪渐长之后，别人只要说到“上海”两个字，她就忍不住想哭。有次和女儿怄气，女儿随口说出了一句，“你是谁啊，你从哪里来啊，为啥教训我。”这句话大大刺激到了王明新，她知道女儿是无心之过，但也为此生了好几天的气。她决定要解决这个人生难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对她来说，自己和将她遗弃的亲生父母，就是彼此人生中残缺的那个部分。2008年5月1日，王明新第一次离家南下寻亲。渐渐地，也结识了不少和她一样的寻亲者，对他们来说，年纪越大，寻“根”问底的想法就越强烈。

“三年困难时期”，江苏宜兴高塍镇上几乎家家都有弃婴。“只有送出去才有可能不被饿死，”吕顺芳说道，因此她带着13位寻亲者选择来这里碰碰运气。

家住山西黎城的任纪岗也在这次的寻亲队伍中，他是13名寻亲者中仅有的两名男性之一。任纪岗命运的开头和王明新非常相似，1960年他被遗弃在上海一户人家门口，之后在福利院待了两天便被抱走北上。“我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领养的，街坊邻居都知道，”任纪岗说，“养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谈到过我的身世，迁移信息卡都被藏了起来，上面身世家庭地址清清楚楚。”被养父母接到山西后，任纪岗如同亲生一般被抚育长大，用他的话说就是“吃着鸡蛋长大的”。25岁开始，任纪岗在山西当地跑上了业务，天南地北地出差，个人事业越做越好。关于寻亲的念头，他没有多想过。直到2014年11月，与任纪岗同村的一位村民经过DNA比对找到了亲身父母，激发了任纪岗寻亲的念头。

原本深藏的情感渐渐清晰起来。寻亲信息卡上确切地写着他被遗弃的地址：（上海）闸北区象山路140弄12号门口。“当时看到上海教育电视台在做一档寻亲节目，我就打电话请他们帮忙，”经过一番查询后，他得到了被遗弃时的地址，但被告知该地已被动迁改造，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在山西黎城村里，像任纪岗这样从上海抱养来的孩子就有七八个，可如今出来寻根的只有他一人，“大家生活都过得去，其次在山里也没出过门，也就都不出来了。”妻子也劝过任纪岗不要再南下了，家中在当地经营酒楼，生意繁忙，可对任纪岗来说一年两次的寻亲会怎么都要去。

28岁的时候任纪岗曾找过一个算命先生，“算命的说我的亲生父亲还健在，但是这一生无缘相见了。”任纪岗没有认命。“迈开这一步，未来总要把根找到。”几年间，他跑遍了南方的城市。“寻亲路这一路的滋味不好受，酸溜溜”，大部分寻亲者都有这样尴尬而复杂的感受。

寻亲已经到了第八个年头，王明新清楚记得第一次来到宜兴，吕顺芳领着她去当地一户人家做比对时的情景。王明新说，当时双方答应做完DNA鉴定以后再联系，完成检测后，王明新试图联系对方，得到的是一个已经变更的号码，从此杳无音信。

在吕顺芳看来，这样的例子并非少见。漫长寻亲岁月中，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人情变故都会影响到寻亲的最终结果，就算DNA比对成功，一些微小的原因都可能造成双方不再往来。

但寻亲者们没有放弃。

这些寻亲团举着信息卡在高塍镇街边一户户地打听，逢人就问当年有没有丢弃孩子，当地妇人三三两两抱着孩子站在路边嘟囔：“他们好奇怪。”

不能放弃的“碰运气”

90岁高龄的夏凤英老太住在宜兴和桥夕阳红敬老院。“三年困难时期”将家中最小的三岁女孩送走。据老人回忆，三岁女孩临别时哭声很大，“妈妈不要送我，妈妈不要送我，”夏凤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养活她了。

吕顺芳带着寻亲团来敬老院和老人见面。

“太像了，太像了”，寻亲团中的成员拿着手机里一位寻亲者的照片与老人反复对比。王明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侧着头，面带微笑看着老人，“我妈妈要是活到这个年纪应该也和您一样大了，”王明新说道。由于年纪太大，老人听力下降严重，大家凑在老人耳边，用北方普通话一字一句地问着，老人用宜兴本地话说着关于当年的故事。双方好像都听懂了，好像又都没懂。

王明新还是没忍住流下了眼泪。离开养老院前，一直抚摸着老人的白发，喃喃道，“我们这一走不知道哪年再回来，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的妈妈，”一旁同来寻亲的秦建英边哭边拽走了她。

阳光下，老人看着他们的身影越走越远，挥了挥手，王明新不敢再回头。

3月11日，在宜兴待了4天的任纪岗准备离开，走之前决定要买一件礼物，“带回山西去，给他们看看我故乡的紫砂壶。”

吕顺芳则安排寻亲团其他成员再去宜兴市区文化广场试试运气。文化广场当天举办着一场活动，主办方免费赠送绿植，五六十岁的人群里里外外围了两层。排队领绿植的人群缓慢向前移动，不时有市民侧目向寻亲团看去。有寻亲者在同伴肩上哭泣，“感觉自己像商品一样，都是相仿的年纪，我们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对待。”领免费绿植的队伍越排越长。

王明新走向人群，拿着信息卡四处询问，街上的群众连连摆手，“没见过，没见过。”说完连忙背过身去，不再看向寻亲团。“我想报答亲生父母养育我十个半月的恩，骨肉亲情，恩如泰山。”王明新站在街头，心里想了很多话，却没有人愿意听她诉说。王明新不是没有想过放弃，每次踏上寻亲路，她都说是最后一次。可是过了冬天、春天的时候，又坐上了驶向江南的列车。

拿着回河南新乡的车票，王明新背着书包坐上长途车，叹了口气。“我们都老了，头发都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