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得过冰心奖的乡村女教师，干了一件卡尔维诺也干过的事

【编者按】《中国故事》是冰心儿童文学奖得主、乡村教师一苇整理重述的中国传统民间童话故事结集。2010年开始，她暂时放弃个人的文学创作，开启中国故事重述工作，经过六年工作，一苇选定中国根源故事300个，本书收集了81个她重述的故事。她的重述，既要完全保持童话故事的原初面貌，又要以今天的儿童观和价值观重新阐释。

中国故事，如果按照更为通行的叫法，或许应该被称作“民间故事”。

但当下，“民间故事”这个名词似乎已经背上了本不该由故事来背的污名。在大部分情况下，翻开一本民间故事集，意味着你会看到千篇一律的情节和一本正经的说教面孔，以及枯燥无味的语言。翻看这样的民间故事集，你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代代相传，其中的精神和意义到底何在。

没有孩子会喜欢这样的故事集，他们会摇着头说无聊，会把这些书抛在一边。

民间故事，就这样被“杀死”了。

中国的家长，大都会在某个阶段给孩子们准备一部《格林童话》，但他们大概不会深究，《格林童话》源自德意志民族的民间故事，其中浸润着的，是德意志的文化与精神传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把所谓的民间故事这个概念，换成更具精神性的“根源故事”，可能更为恰当，因为每个民族传承都有自己的根源故事，代表的都是本民族独特的精神传统。如今，《格林童话》大概在全球范围内都成了经典儿童文学的阅读标配。但或许很少有人会去思考，格林童话，是否真的可以代表人类故事传承的全部。

一百年前，《格林童话》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儿童意识，正处于萌发之时。当时的中国学者，包括鲁迅、周作人、顾颉刚，等等，一方面惊叹于《格林童话》的现代意识，一方面开始致力于以同样的模式发现和记录中国的故事，以成就中国人自己的《格林童话》。

但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格林童话》虽然源自民间故事，却又与民间故事完全不同，它是作为现代作家的格林兄弟的创作结果，前后经过了七次修订和重述。儿童文学评论家韦苇先生说，“从民间文学到儿童文学是一条康庄大道”，《格林童话》走的，便是这条康庄大道。

然而，尽管历经了百年之久，尽管人们收集了数以万计，字数以亿计的中国民间故事，但中国故事从民间到文学的这条大道，却没有人能够走完。以至于我们今天捧读任何一本中国故事集，都无法看到和记住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名字。相对中国故事悠久而深厚的传统，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民间故事，大部分是没有写作者名字的，更没有人如格林兄弟一样，把自己的名字置于自己民族的故事集之上。而没有名字，又怎能有性格？没有名字，人们又拿什么记住你呢？

今日世界各主要民族，很多都有本民族故事的决定性文学版本。《格林童话》自不必说，与格林兄弟几乎同时，挪威人阿斯比约恩森就完成了《挪威童话故事》的整理，其他例如雅各布斯的《英格兰童话故事》、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童话故事》、卡拉季齐的《塞尔维亚童话故事》、关敬吾的《日本童话故事》、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故事》，还有劳尔·洛伊奈的《芬兰童话故事》等，不同民族的根源故事，共同构成了传承自远古的人类精神。

翻阅这些不同民族的故事，我们很容易看到各种似曾相识的故事，例如著名的《灰姑娘》，据说已经有了数以千计的不同版本。很显然，除了专门的学者，没有人需要阅读所有这些故事，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每个民族自己的根源故事，又都需要有真正的传承。

传承，当然不是固守传统，而是要在不同的时代，对故事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换一句说，需要写作者赋予那些悠久的故事以现代价值。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工作是常做常新的，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也还有大作家们持续不断地去翻新和重述传统的故事。而在中国，这个重要的工作，实在是被忽视和耽误得太久了。故事存在于历史里，而历史，也可以存在于故事里。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智者故事纳斯列丁·霍加（即阿凡提），在中国也有与之相应的类型，明代的两位大才子徐文长和解缙，就成了大量民间故事的主人公。到了清朝，像《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小说，又吸纳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元素。

在中国，人们记录和创作故事的历史是没有停止过的，与《格林童话》相比，我们没能做到的，是站在孩子的角度，把故事讲好。

一苇，是我们这个时代讲故事的人，她为中国故事做了一百年前就应该有人做的重要工作。但我们很难说，她是中国故事的发现者、整理者，或打捞者，倒不如说，她是被生生不息的中国故事选中，要去完成那个神圣任务的人，更合适。我们必须感谢一苇，为《中国故事》写下了现代意义上的序章，但很可能，即便没有一苇，中国故事，也总是会有办法，讲述自己的。

一苇，本名黄俏燕，是广东的一位初中和小学教师，也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十年前，就获得了冰心文学奖。但与中国故事的相遇，让她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全心全意投入到对故事的搜集和重述当中。用一苇自己的话说，她是在中国故事里面长大的，小时候，祖父给她讲了无数个故事，为她创造了一个中国故事的奇幻世界，但长大以后，当她想要重温童年的美好回忆之时，却发现那些“民间故事集”面目可憎，根本不是在传承故事，反而像是在谋杀故事。在这样的强烈刺激之下，重述故事，还中国故事以文学魅力和儿童价值，就成了这个曾经的儿童文学作家，现在的故事整理者，不得不去完成的一个任务。

当然，一苇不是格林兄弟，她不需要再走遍天涯去收集故事了，她的苦恼不是缺少故事，而是要披沙拣金，从亿万字的文献当中，找到最具有现代活力，也最具有传统精神的核心故事。从这个角度，她的工作倒是和卡尔维诺有些相似——卡尔维诺就是在浩瀚的意大利故事文献当中挑选故事，然后花一年时间完成重述的。

不过，一苇比卡尔维诺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她总共选出了300个故事，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全部完成重述工作。今天，《中国故事》第一卷的81个故事正式出版，距她正式落笔，已经过去了六年，而如果从她开始构思和筹划这个工作算起，则已经有了整整十年。

十年，与故事的相守，是寂寞的。在西方，重述故事是一个写作传统，连埃柯，阿斯图里亚斯这样的大师都干过这样的事，但在当下的中国，重述民间故事，意味着几乎放弃了自我的写作道路，甚至，自我放逐于写作者的行列。当一苇选择重述故事这条道路的时候，她听到的最多质疑是，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如果别人讲不好这些故事，凭什么你就可以讲好？

他人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一苇必须解决的头等大问题。那些记忆中的鲜活故事，落到纸上却变得面目可憎，一苇刚刚开始自己工作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做的，并不比那些不肯留下名字的各路民间故事“编著者”好多少，以至于她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根本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抑或是，中国故事内部本身有缺陷，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讲述？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在与中国故事的漫长相守之后，一苇最终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获得了故事的启迪。第一是文献，一个故事讲不好，有可能是记录文献本身的问题，故事的内核与灵魂，在记录的过程当中流失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收集更多的文献，当你把同一个故事在中国大地上流传的不同版本，有时候甚至是几十上百个版本都找到之后，那些藏在不同版本当中的故事的灵魂碎片，就会慢慢呈现，故事本身的面貌，也就呼之欲出。

一苇的第二个路径，是讲述。她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故事课，每周为孩子们讲述中国故事，在这里，她能够亲眼目睹孩子们对故事的热情，更能从孩子们对不同细节的反应，找到故事被讲述出来时该有的样子。

一篇，两篇；一年，两年。有了这两条路径，一苇慢慢找到了中国故事的精魂所在，她一篇一篇把故事讲述下来，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让故事呈现出新的活力。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她捕捉故事灵魂的时候，也需要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