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蒂︱《蜻蜓之眼》之徐冰：他看世界的角度从不重复

1月份去北京开会，正巧木版教育信托的理事、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 刚刚卸任的副馆长Beth McKillop也要去北京，临行前，马克乐提议说：我们去看看徐冰吧。

第一次与徐冰见面，是2003年5月，为大英图书馆的《中国当代版画》的展览拍摄纪录片，去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家中拜访并拍摄他。记得他住在一栋没有什么修饰的大房子里，既是家，也是画室，房子空间挑高，砖墙骨架都暴露在外，到处是书籍、新作的设想，或是已经拆下的作品的零配件。那年我女儿还不到两岁，他女儿两岁半，如同一切有孩子的家，他的画室中也满地都是孩子的玩具：自行车、摩托车、硕大的五颜六色的粉笔，还有他女儿在水泥地上画的大手笔的画。他画室隔壁是一家卖水彩颜料、画笔、纸张的商店，店名仿佛是冲着徐冰来的，叫“大天才”。他的助手Rutherford指点我们如何去他家时，用的路标之一就是这家“大天才”商店。

拍摄的那天下着雨，5月的纽约，下起雨来很清冷。我们准备器材灯光时，徐冰就用一把巨大的可以修剪花草的剪刀，剪他吸满了墨汁的手指甲。中午休息时，我们一起去他家附近一家名叫Bomontes的意大利餐厅吃饭，那饭店真像电影中黑手党开的洗钱的黑店：深色的墙纸，窗帘紧拉着，桌椅和桌布都是深色的，来这里的食客，似乎都是头顶半秃的壮汉，埋头吃饭不言语，而饭店的服务生，也都是清一色的中年男士，说起话来声音沙哑，让人觉得所有这些人都应该是《教父》中的角色。我之所以对这家饭店印象深刻，还因为徐冰温文尔雅、充满书卷气的形象实在与这个环境冲突，但他却是宾至如归，这里如同他的食堂，他知道最好吃的是大盘的蘑菇通心粉，壮汉服务生也知道他是住在附近的艺术家。那种不同文化、不同性格却又能那么相处自如的状态，就是徐冰给我的第一印象。

后来在伦敦也见过徐冰两次，但再无机会深谈。他的作品我仍一直很关注，知道2008年中央美院全球招聘，以副院长的职位把他钓了回来，他自然是从“圈外人”变成了“圈内人”。曾一度担心事务性工作会影响到他的创作，但在世界各地仍见到他的作品，就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还记得在苏博看到他的《背后的故事2》，那用稻草、木块、麻绳、砖块及光与影构筑出的龚贤的《山水图》，那么简单，却又不差毫厘。还有他在V&A博物馆的中庭花园里做的装置作品《桃花源的理想一定要实现》，那些假山假水、亭台楼阁、陶马陶人，围着“桃花源”走走看看，儿时就熟读背诵的陶渊明近了，伦敦远了。 徐冰的每件作品，每场设置，每个展览，都能让人耳目一新，于是对徐冰，也总充满期待。每有英国或南非的朋友问起我中国的艺术家，我总说头一块牌子要数徐冰。

徐冰约我们在望京的工作室中见面，出租车把我们撂到几家并不热闹的店铺前，说这就是北京香颂。在冷飕飕的穿堂风中去找徐冰工作室，不见一块招牌，询问两家小店的当家人也都摇头不知，反问我们徐冰是卖什么的商店。终于在他助手的电话指导下，在后楼一家玻璃门上看到了那副黑色圆框眼镜的漫画，我们知道这才找对了地方。

当然，门后是我们熟悉的徐冰的世界。我们早到几分钟，也就有时间瞅瞅这工作室的各个角落。一面大墙上是他的英文方块字书法，细看是《春江花月夜》的英译文，装裱成立轴，六幅相连；还有一张大桌子上摆着一些原材料，好像是或被拆下或正在设计中的另一个版本的《背后的故事》。房间里是几张沙发，靠墙的长桌上摆着他的十几本展览目录。最有趣的是墙上挂着的他许久以前用钢笔抄写的两页纸，乍一看上去，觉得其内容肯定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什么关系，但却没有一句是通顺的。研究半天，才意识到版式是横着排出来的，内容却是竖着抄写的，按照平时的阅读习惯去看当然是一头雾水，但发现竖着抄写的秘密后，就一目了然。

徐冰多了几根白发，其他没啥变化，还喜欢一身黑衣。他先问起我的家人，问起我先生在南非建造的博物馆，还记得我女儿不停咬嚼的、黑乎乎的、小树枝般的南非牛肉干。我们说起在纽约的会面和那顿中饭，他又说Rutherford现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术家了。 他又问起在英国的诸位朋友，真让人赞叹他的心细。

话题拉杂而起，徐冰与Beth的合作是三年前的《桃花源》，他抱歉地说，这个装置后来移到大庄园Chatsworth House的花园，围着花园的池塘而摆，《桃花源》本身和英国庄园的环境有着强烈的对比，效果要大大好过V&A的院子。于是，谈到作品与展出环境之间的关系，说起他的《大凤凰》前年去了威尼斯双年展，效果并不好，因为展览场地晚上七点关门，就没有人看了；而《大凤凰》在纽约时，是在一个大教堂里展览的，效果就特别好。

从《桃花源》谈到《背后的故事》，徐冰说桌上摆着的是为罗马做的一个展览，效果不好，正在重新开始。说起这两件作品的相同和相异，它们都是重新演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但方法正相反。《桃花源》把二维的中国山水立体化，《背后的故事》把立体的装置平面化。

徐冰的《背后的故事》到现在已经有了十几个版本，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或博物馆中制作过，基本上都是以这些艺术机构的藏品为原本。第一件2004年在柏林东亚美术馆中展出，依据的原图是三件东亚美术馆二战期间丢失的藏品，其中之一是戴进的《松柏贺寿》。第二件2006年在韩国光州双年展上展出，原图是韩国山水画家毅斋许百炼的作品。苏博的是第三件，依据龚贤《山水图》而作。第四件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第五件的原图是董其昌的《仿黄公望山水卷》。《背后的故事之六》使用了董其昌的另一幅作品《岩居图》作为摹本，展于美国纽约的艺术与设计博物馆，之后的《背后的故事》还包括原图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清代画家王时敏的无题山水画、故宫博物院所藏董其昌的《烟江叠嶂图》等等。

《背后的故事》用干枯的植物、麻丝、纸张、编织袋、塑料袋等废弃物品，摹制出古代山水画，正面是意境空灵的古典山水，背面是破烂杂乱的现实场景。但是在布置这些材料时，有时还真有点像玩笔墨一样，有一种“运笔”的感觉，所要模仿的并不完全是山水画的细节，而是这些画的气韵。徐冰的随笔集《我的真文字》中，有一篇是关于《最后的故事》，他写道：“我觉得这作品有意思的另外一点是，它探讨了中国绘画和自然的特殊关系。我一直在想：用这种方法可以复制中国画，却不能复制传统油画，虽然传统油画是写实的。”“国画是注重意象的，却可以用这些实物来‘描绘’。有人说：国画皴法有披麻皴，你却用真的麻来表现了。”“东方绘画与西方绘画在与世界对位和进行艺术转化的方法上，有根本的不同。西方写实绘画中，一般是描绘某某处的一座山或一棵树，而中国山水画中，一块石可以代表一座山，这山意指所有的山。一个树枝可以代表一棵树，这树意指这一类树。这也是此种手法更适合复制中国画的原因之一。”

徐冰把《背后的故事》称为“光的绘画”，光线把三维变成二维，有的《背后的故事》是在室外装置的，利用的完全是自然光线。

徐冰说起一件事让他颇为得意，那就是他的作品很受孩子的喜欢。说着，他就叫助手取来三本《地书》，分别签送给我家小朋友和Beth 的孙子。见我试图诠释书中故事，他笑着说：这书不送大人，只送孩子，因为大人看时要琢磨，而孩子一看就明白。

徐冰最早的成名作是《天书》，后来又有《英文方块字》和《地书》。从《天书》到《地书》，时隔二十年。徐冰说，《天书》里面所有的文字看上去都像文字，但是谁都看不懂。而《地书》里面虽然完全没有文字，但却是谁都看得懂的。这两本书截然不同，却又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不管你是否接受过教育，它们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为了创作这本书，徐冰花了七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收集各种标志，实验改写推敲，最后拿到了国际书号，正式出版成书。这是一本根本不需要翻译的书，连版权页都没有一个文字，但它又有故事有情节，讲述了主人公一天二十四小时的生活。

这一路下来的对语言文字的兴趣，到了2012年，就有了动画片《汉字的性格》。他让助手在大屏幕上为我们播放了这部十几分钟的片子，整个屏幕如同长长的手卷，从书法的一横开始，到木、林、森、鸟，长长的屏幕的不同的部位上出现着文字或图像，观众的眼睛得紧紧追赶着这些点、线、图，哪里动就看到哪里。

徐冰介绍说，这件作品专门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观远山庄珍藏展》创作，它以观远山庄所藏的赵孟頫手卷为出发点，试图阐述书法与中华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徐冰说，他一直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中心。中国人从孩子时起，就要用好几年时间去学习几千个字型，要会读会写，几千年历代如此，这一定会影响到整个民族的性格。

中国的书法是第二笔跟着第一笔，第三笔跟着第二笔，是根据临时的条件来决定现在怎么做，是没有计划的。中国人看待及处理事物的方法也是这样，就像动画片中有一段城市路面的状况，徐冰提起这是美国作家何伟的《寻路中国》中所观察到的，中国人开车有一种汽车的身体语言，车子可以这么走，那么走，你先走还是我先走，不是靠规章制度，而完全是靠感觉的。还有中国文化中的拷贝观与“山寨现象”，也与从小临摹书法有关，中国的拷贝是对文化经典的敬重。中国人的自由观、集体主义，中国人爱面子、顾大局、重符号、崇名牌，中国人的“多快好省”的说法，不可能的事情也要想办法做出来：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学习写字”的文化沉淀。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中国人还有极强的消化融合其他文化的能力。所以，任何一个新的主义，例如西方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等,都能被中国人化进自己特殊的文化范畴，这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源于汉字书写的内核与能量。

看完整个片子，才意识到，这十几分钟的动画实际上是徐冰的一篇关于书法与中国特性的论文。

问起徐冰最近的项目，他说他正在做一部电影。接着，他又让他的助手给我们播放了预告片和正在粗剪的影片。徐冰拍电影，当然也会独出心裁，这是一部既没有摄影师也没有演员的片子，还是一部剧情长片，因为这部片子的所有素材，都来自于公共渠道的监控摄像头。

徐冰将这部片子定名为《蜻蜓之眼》。现在监控无处不在，他们从监控记录中提取出上万小时的影像，剪辑出一部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讲述了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

徐冰说：“这个影片中的每一个画面都是真实的，都是真实发生的。”他说他早几年就想做这样一部影片，“因为监控画面都很特殊，它有一种视觉上的紧张感。这些画面比好莱坞的画面要更真实，也更有力量”。他说有许多网站专门上传监控画面，这些画面都是实时直播的。我们能看到哪里有个酒吧，里面有多少人在喝酒，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解决版权问题，徐冰和他的团队去寻访这些监控镜头的设置方，要求授权同意他们使用这些镜头。

当然，这毕竟是一部故事片，而不是纪录片，整个创作过程有脚本，对话都是按照脚本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加上去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寺院里出来的女孩的故事，也是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故事，是一个与标准化斗争的故事。至于徐冰如何能够在没有演员没有摄影师的情况下完成一部故事片，这部故事的情节如何发展，在这里我不再做剧透，大家等着去看吧。

徐冰永远是创新的。对多年关注他的粉丝来说，读读他的随笔集《我的真文字》，就能了解到他的心路历程。从上山下乡到中央美院，从美国东村到布鲁克林，从纽约到北京，从《天书》到《鬼打墙》，从《烟草计划》到《何处惹尘埃》，从《英文方块字》到《地书》，从《木林森》到《背后的故事》：徐冰的文字平实恳切，娓娓道来。我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父亲没有暖气、没有网络的书房里，裹着被子读徐冰的随笔，就如同听他温文尔雅地说话。读完之后，再回头数数徐冰这些年来的无数作品，你会突然意识到：徐冰的艺术，也如同“蜻蜓之眼”，他看世界，就有那么多从不重复的角度。

对木版教育信托来说，我们还是期待着徐冰能在版画上再给我们一个小惊喜。这是后话，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