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中︱印度文明的“真经”

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传统自孔子时代便已开始。他虽在东鲁的弹丸小国，却睛目四开，旁求远涉，整理上古各族典谟。在《尚书》与《周易》中，他确定了两个最能表达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词汇：中和几。此两者在孔子那里兼具形上与形下之双重意味。中，既意味着人的中心，也意味着宇宙的中心，故得以统贯天人于一体，这是恒常之道；而几，则属于变易之道，无常变易，有无之间，俱在应几相契，此一变道，亦开出了人道向天道上行的生命境界。此“建中立极、知几达变”的文化原则，对后世影响极巨。

今日看来，远的有对大乘佛典的消化与汲取，获得了深度的哺育，更新了文明的整体面貌，其沾溉时长，超过两千年。曾蛰居日本的青年鲁迅于《破恶声论》中云：“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文艺，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此单就印度的佛学而论，暂不细表。而近代以降的西方哲学与文明思想的全面介绍、传译，则自严复先生始，上至希腊罗马，下至近代欧洲，诸多政治、哲学、艺文思想皆大量摄入。其中有意义极大者，亦藏有不少历史之隐痛，因为这里有一段极为被动的文化劫运，其沉痛、惨怛兼奇诡，被时人唤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确实，因种种时世之迁化与文化之命途，最后造成了我们“言必称希腊”，或“言必称西方”的学问与学术格局。这种现象我们已经延续了将近一百六七十年。然因诸多原因，至今似乎仍有价值层面的冲撞，还有较远的路要走。

于是，当我们回顾近代史的开篇以来，几乎忽略了另一个惠我实多的重要文明源头，那就是看似沉默，却近在身旁、鲜活而又无比古老的印度。虽然，近代印度的命途亦是凶险异常，比之我们，某些方面的剧烈甚或过之。但是，就文化自身的承传而言，他们是成功的、自信的。别的姑且勿论，但就前面一百年的短短时日，世界级的大师就辈出而莫穷，譬如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罗宾塔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室利·阿罗频多（Sri Aurobindo）、拉玛那尊者（Ramana Maharshi）、吉度·克里希那穆尔提（Jiddu Krishnamurti）等，无不令人惊叹、赞美，其影响所及，流风所溉，真可谓是“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尤其令人振奋。

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印度文明在历史上，就与中国文明颇为默契，这种文明与文化的融汇相参在我国一直深度绵延，化入了自家的血肉。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接纳的主要印度资源，毕竟是佛教思想，尤其是龙树（Nāgārjuna）之后的大乘佛学传统。而印度这一庞大民族，学术原不止一端，佛教思想本身在印度亦非主流，虽然曾经有过高峰，有过辉煌，但很快就被更为丰富的吠檀多（Vedānta）传统所替代，佛教的高僧亦被商羯罗（Ādi Śaṅkara）等印度教大师一一击败，法息至此东移，主阵地变成了中国。其中颇有可叹惋者，惟其可惜的是，我们与印度那些最本源的自吠陀而下的珍贵文明传统却久久隔膜，近代以来尤为加剧。而印度文明跟中国相比，深度或有过之，一旦置身其中，颇有瓮天蠡海之慨。此中智慧的魅力，确实不容小觑。印度曾经拥有过人间至为尊贵的佛学智慧，而历代大师最终却将它们或放弃，或隐藏，这究竟是入了迷途，还是开出了胜境？其中因由，殊非无故，恰需吾辈深入探究。

但是，举目四望，眼下做此方面研究的人实在太少，这一点我们深有感触。真正懂印度文明根本义理的学者，在当下中国颇为罕见，包括佛教的僧侣在内。这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研究与兴趣严重不对称，也确实不符合文化大国的身份。

据我们的粗浅了解与判断，这些印度典籍跟中国的文化都有内在的联系，无论是就其精神本旨，还是就种种文化遗绪而言，皆是如此。虽然它们也许不是直接在典籍中彼此提及，但在相互的义理与经旨上，却深相遥契。我们常常发现，在中国先秦的典籍，譬如老子、孔子、墨子等人的著作中，怀古精神弥漫氤氲，对“古圣先贤”的精神境界的追思怀念之内容着墨颇多，此与印度文明当中的“世系观念”（yugas）尤为相近，而且，若我们的胸怀足够大气，也不妨视为这是对吠陀文明所推重的“谱系”（paramparā）传承的一种类似的文化记忆。

确实，印度文明当中的种种关键信息，在我们这里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譬如说“梵”（Brahman），与《诗经》当中的“维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天”（《周颂》）；“阿特曼”（Ātman）与《尚书》当中的“惟人万物之灵” 的“人”（《泰誓》）；还有蕴意深广的“达磨”（Dharma），既包括了永恒之法（Sanātana Dharma），也包括了时代之法（yuga dharma），便与中国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道”（此为先秦儒道墨通用的概念，以《道德经》与《易经》为代表，既包括了恒道，也包括了变道）的卓越智慧皆高度吻合。而“梵我一如”与“天人合一”的不二论智慧，在两国都有无从查考的悠久传统，似乎自邃古之初便有了此类思想的朦胧印迹。

再如印度的圣典《唱赞奥义书》（Chāndogya Upanishad）中的吠陀圣言“彼为尔”（Tat tvam asi），与我们《周易》的“大有卦”不谋而合：“……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还有，普遍存在的双方都有的神秘主义式的对“不死”之追求，以及绵亘久远的神定瑜伽之实践，等等。如是种种的相应，皆非始于佛教传入之后才有的文献结论，而是两国文明有着本质的、深度的相契之诸多明证也。此即谓“保和太和”的精神，或直接谓为“相应”，印度人则唤作“瑜伽”（Yoga）。故而，此途之研究，或大有可为，大有彼此可相互策发处。

我们也曾翻译过一些印度的文明原典，但其遗憾处在于，它们的数量与覆盖面远远不够，而且几乎没有注释，没有诠解。这非常不利于印度文化的深度弘扬和传播，从而参与到我们当下文明的建设中。我们恰恰需要关注这些典籍的解释学传统在印度文明史上的深远影响与意义。印度原典的注疏传统就像中国的“十三经注疏”一样源远流长，因不同的注疏而形成了不同的典籍，进而演化为各家门派，构成印度哲学和文化的精神主流。这些重要的传统文本，我们很少译成汉语。早年有几位老先生筚路蓝缕，做了一些翻译。可惜的是，或语言过于晦涩；或风格过于私人化；而最根本的，则是没有详细的解释，这就不免丧失了其应有的魅力。

所以，我们还需要拿出当年的中印两国的佛教僧人那种远走高飞，迻译三藏佛典的勇气与精神，把印度文明里面的那种含弘稳健、可大可久的思想再度引入，为中华文化于此一崭新时代的崭新命运开其疆域，拓其厚土。

但是，翻译毕竟需要更多的时日、更长的岁月来保障。在当今时代，语言的隔阂，其实远不如壁立千仞的精神与思想本身的隔阂之严峻。而外语在中国的普及，早就为我们了解与阅读世上存在的普遍性真理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若真有大部头的真经，只要获得版权，我们不妨直接以原文影印出版，就引入文化的意义切磋与对话而言，这一方式更为便捷、更为有力。我想，上海的出版家黄曙辉先生之所以有“寰宇文献”（Universal Library）的弘大构想与种种原典的影印推出，其原因，我之所猜即便不中，大概也离此不远。

说起印度的真经，我们自然不会忽略印度的吠陀文献，只要条件许可，这理当是我们后一步需要扎根与耕耘的恢弘事业，但作为基础性的工程，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与文明大系的整体介绍却不容或阙。而我们现在就面对此一类别当中的罕见大典，即眼下这部由印度加尔各答（Calcutta）恒河西岸的罗摩克利希纳道院主持编撰的《印度文明大系》（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India）。

罗摩克利希纳机构的创始人：斯瓦米·维韦卡南达

我们知道，印度向来以文献杂、语种多、历史久而著称，且历代古典文献皆以记忆为凭，以手抄为副，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文字印刷与传播，所以，它的传统虽是无比弘大、无比富赡，却也极为庞杂、极为紊乱，可谓泥沙俱下，文献学意义上的整理，难度远远要超过历来有成熟文献意识的中国人。加之起步也晚，准确地讲，应该是迟至十九世纪的前半叶，在西方人的影响下，才有了此类对文献书籍较为现代的觉醒。

《印度文明大系》第七卷第二部分

虽然近代以来，以印度百科全书为名的典籍不少，但就编撰的特色、研究的高度与涉猎的深远而言，确实罕有与《印度文明大系》相比肩者。诸多以印度文明“百科全书”为名的工具书长短不一，同时也良莠不齐。单论规模，有些甚至还要超过此套书籍，譬如最近刚刚于印度问世，即由瑞诗凯斯（Rishkesh）的著名瑜伽学院parmarth niketan ashram最高负责人Chidanand Saraswti尊者领衔主编的十一卷《印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Hinduism），著据称是献给印度现任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Kumar Mukherjee）的，规模甚巨，参与人数高达两千来人，花了二十年功夫。因此书尚未过目，不敢妄断。

但是，从很多方面而言，若将眼前这套涵盖印度文明诸大系的百科全书谓为此领域的经典钜制，也毫不为过，或许，可称之为“印度第一大典”。

因为，第一，它至为权威，譬如第一卷的主编是著名哲学家Sarvepalli Radhakrishnan，他曾是牛津大学的教授，亦曾担任印度的总统，第二卷的主编是印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学家、著名律师C. P. Ramaswami Iyer，而印度极富盛名、德高望重的梵学家，也是印度国家哲学学会的祭酒Surendranath Dasgupta则任第三卷主编，各个领域的第一流学者几乎全部到场；第二，它持续的时间长达八十来年，旷日而持久，编纂者前赴后继，薪火相传，使之臻于完善；第三、它涉及的领域极广，举凡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科学、政治、语言、文献等几乎一网打尽，后面增补的第八卷，甚至可以视作对近代印度的历史命运，追根溯源式的细节交代，完全更新了人们的视域与俗见。譬如，我们曾经以为印度的文明早已断层，古老的梵文教学与口传记忆的传统，亦因欧洲人的文化进驻而致消失，然而，若是了解了近代以来的印度森林传承依然鲜活、富有生机（奥义书——Upanishad的意思，就是森林里面，师徒相坐，口耳相传，诗人泰戈尔曾经颇为准确地说过，欧洲文明是城邦文明，印度文明是森林文明），我们就会知道，这些纯然是误判。

总而言之，该书确实是一个庞大而古老的文明大系的整体呈现。与一般的百科全书的辞条式书写亦颇多不同，譬如，它不是知识性的，而是学术性的；不是介绍性的，而是研究性的。它集合了印度一百年来最杰出的三百多名学者共襄盛举。该书最初出版的一卷，由当时已届高龄的杰出诗人罗宾塔拉纳特·泰戈尔专门祝之以序，总体上的策划、组织与运作，则由当代印度威望最高的精神文化传播机构Ramaka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领衔。故而此书对学界内外、宗教内外，以及各大文明传统（其中，理当包括我们中国的学人），皆具全面的、重大的启示性意义。

泰戈尔

我最初知道此书，是在英国伦敦的南部，那里有一座美丽的城市雷丁（Reading），玉带一般的泰晤士河穿城而过，微波荡漾。十年前，在一位英国梵学前辈的带领下，我有幸拜会此地的一个印度文化的传播中心。当时初读此中心书店仅有的该大系的前四卷，就大为心折，心想，此书若是能够引入中国，甚至翻译为中文，给我们自己的学者在研究印度文明方面可以带来多大的助益啊！我当时就把前面几卷买了过来。意想不到的是，该书的规模是如此之巨大，而且还在陆续出版。今日，它已经高达八卷九册七千多页的份量；更意想不到的是，后来果真有了机缘，不但与怀有崇高抱负的黄曙辉先生成了好友，还结识了编纂该百科全书的此道院高级僧人Swami Durgananda ji，最终，在他的帮助下，与道院总部的秘书处负责人Swami Suhitananda ji取得联系，并获得了影印与翻译此书的授权。所有事情之发生与结果，真的是念兹在兹，出兹在兹。若不算僭妄的话，此种花开蒂落的现象，用佛家语言讲，莫非果真有一“大事因缘”在焉？

当然，若要翻译，理当留待以后条件更为成熟的学者，才不至耽误与委屈了经典本身。至于我们，惟有快马加鞭、添砖加瓦。这是我与黄曙辉先生的深心一致处。记得当年英国的印度学名宿麦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曾如此赞叹：

如果有人问我在什么样的天空下，人的心灵……对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做过最深刻的思考，而且已经对其中的一些问题找到了解答，是值得被那些甚至研究过柏拉图和康德的人注目的——我就会指向印度。假如我再问自己，对我们这些几乎完全受希腊人、罗马人以及闪族之一的犹太人的思想所教养的人来说，什么文献最有匡正的效果，而最需要让它使我们内心生命更完美、更全面、更普遍，事实上也是更人性化的一种生命……我会再度指向印度。

麦克斯·缪勒

我想，麦克思·缪勒的话，一样可以运用于深受西方文化熏习一百多年的中国人身上，以开启我们对自家传统与文化创造的反思、匡正的意义。确实，东方人对生命本源、存在界本质的探索和智慧结晶，一直为整个人类提供最有质量的心灵滋养品，无论是印度，还是中国，皆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我们的民族之所以得以屹立于世界之林，保有其永不磨灭的神圣魅力，其原因之端的，固然在其本有之外弘，亦不忘旁通之内摄耳，此所谓“中正以观天下”也，是处古人曾留有明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印度文明大系》（影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