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侃︱两种小说是作弊：一种极简，一种写文青

“好心难得躲过了一回恶报。”

《天才捕手》上映，《纽约书评》掌门人罗伯特·希尔弗斯故世，“编辑居然是有用的”这件事，大家奔走相告，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编辑。就想到我也是最近才知道埃德温·弗兰克（Edwin Frank）——“经典重现”（NYRB Classics）这套或许近年来最迷人的英文书系，以及“纽约书评图书”（NYRB）这个出版品牌，就是1999年他亲手打造的。这套书选题虽然越来越多元，但精髓还是把那些别人卖不掉、最后绝版的好书重新发行，并且赚钱。在这个时代，你很难想象一种更优美的成功方式。

 去年年底，他在莎士比亚书店做了场活动，谈“经典”系列的书目是怎么一本本建起来的。猝不及防提到Simon Leys（比利时汉学家李可曼），说澳大利亚的出版人给他推荐了一本五百页的散文集——《无用堂文存》（The Hall of Uselessness），心想这种书怎么能出，但一读之后觉得是四五年来最让他激动的作品之一。我2013年读到这本书沉醉不已，那时刚进出版社，就从来没有弗兰克的眼力和底气想到可以引进它。李可曼写中西文学、文化，气象万千，既有西方大知识分子无所不懂的气派，也有鲁迅所说那种看了中国书就不想做事的沉静、飘逸。书名用的是“潜龙勿用”，意思是纵然有大能耐，也要等待自己的时机。后来这书果然卖得不坏，弗兰克用引在上面这句话形容自己这次善举。英文那句谚语本来是“做好事难免不遭报应”，说给卖书人听很恰当；好的艺术有时等不及自己需要的民众，所以好编辑顺便受累也很正常，就跟书店、超市会遭小偷一样，应该算在成本里。

“不耐烦渐渐变成一种愉悦，又变成读者的一种自得，因为他觉得自己比作者看得更明白。”

弗兰克和他的同事如果喜欢某个作者，往往都会试着建起一小簇他的作品集；但此时正在开展的一个计划之前没有先例，那就是“重现经典”系列要出齐亨利·格林（Henry Green）的所有小说。想来我读格林的《聚会》（Party Going）都是十年之前的事了，几乎没留下任何深刻印象，只记得作者待人极不殷勤，好像我欠他的一样。但在那个莎士比亚书店的活动里，弗兰克描述格林的方式实在诱人，我决定再试一次，把据说是他最为和善的那本《爱》（Loving）读掉了。弗兰克那几句话是这么说的：“格林在书页上移动字词的方式，就像是画家在画布上移动色彩……他在对话中可以让文字在空中移动，于是它们就偏离了本意。”

 发现很多我看得起的作家写亨利·格林都写得诱人。厄普代克说正经卖文为生之后，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格林，“说到让书页上的印刷方阵活起来，本世纪的英文小说中几乎找不到能与他相匹敌的”。福楼拜说美是对幸福的承诺，所以我一向认为对书的吹捧最为妖冶；荐书文字一旦有蛊惑力，其实就是要我们托付一段生命给它。比如排除万难总算完成的《爱》，写的是二战期间爱尔兰一幢大房子，主要是众仆人间的微妙互动，的确像《唐顿庄园》，但小说读来，还是感觉演员的话筒只收到一半的台词，而摄影师腿脚慢，每每只拍到次要的剧情。手上这本Vintage小说合集，塞巴斯蒂安·福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导言写得也精彩，但里面一小段在我看来，却像是被我逮到了把柄。上面引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再连着往下一句：“于是作者就被遣散了，甚至是带着鄙夷被遣散的——只有文字留在那里，读者必须接管它们了。”我想，这已经很接近于承认：正因为文字太过精简、寥落，读者需要填补的想象太过艰巨，到头来不得不形成了一种人物生动的幻觉。当然亨利·格林没有那么简单，我也几乎能理解对它独特小说机制的种种讴歌，但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是很欣慰自己的阅读水平赶上了二十一岁的埃德温·弗兰克——他说自己年轻时读格林不理解，觉得“这未免也太做作了吧”。

“如果让他进来，我们就会变得像这个世界。”

不管是对粗鄙的我，还是对公众来说，似乎重振格林的时机尚不成熟，或是早已过去；“经典”系列里当然也不是本本大卖，但至少他们还有《斯通纳》。这本全球热销书，弗兰克介绍，在荷兰好卖到霸占畅销榜首数月，直到败给丹·布朗。他还说，这本书2013年由NYRB重新发行，刚开始卖得也中规中矩，直到《纽约客》称它为“不只是好，而是完美”，以及“你从没听说过的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才一下子势如破竹。2016年中文版面世，也陆续收到几乎同样不很节制的赞誉。我完全认可这部小说技法高超，阅读体验迷人，但始终有一点微弱的不适让我无法对这本书彻底佩服，那就是文人自诩为受害者太容易了。

 我一向把两种小说视为作弊，一种是极简，全靠读者补，其实读者才真的是“天才补手”；另一种是写阅读，写文青，特别是失败的文青，太讨巧。《斯通纳》里每写到顺应主人公开展文艺活动的段落，如沐春风，可一旦做学问受到干扰，基本都是坏人的错，下笔也顿时冷若冰霜。这种感觉最为明显的是他突然提起亡友，把保卫精神家园的“唯一希望”放在不录取一个作弊的学生上，并把学问和“世界”对立起来。文化人喜欢把自己的不得志归咎于世界的没文化，好像上帝专门创造了一个时代的百姓来气他；“好心恶报”是玩笑话，写作的奖赏是写作本身。更何况，我也不相信“幽怨体”能承载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小说家不能惧怕世界。不过话说回来，约翰·威廉姆斯并不真的惧怕世界，（和我一样）喜欢《斯通纳》的文青，一定要读《屠夫十字镇》和《奥古斯都》，它们比当代名著《斯通纳》更好。

“创作需要一种神赐的状态。要成功需要太多事情促成了——刺激和镇静，内在的平和与一种甘苦参半的兴奋。”

终于读了匈牙利女作家玛格达·萨博（Magda Szabó）的《门》（The Door），2015年被《纽约时报》选为年度十大好书之后，一直是“经典”系列里我非常期待的一本。它记录了两个中年妇女是如何成为生死之交的过程，其中一个是叙述者，匈牙利知名女作家，很像萨博本人，另一个是女钟点工埃莫伦赛，很像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吉夫斯（Jeeves）。一方面，这位强大到只在民间传说中才有的钟点工替女作家（以及整个街道）料理生活杂务，好让她安心写作，拿文学大奖；但另一方面，因为埃莫伦赛的诡谲性情，两人的心理战有时会让女作家生活瘫痪。

 埃德温·弗兰克说，一本好书会修改你对“好书”这两个字的体会。这固然有道理，但我依然吃不准，被《门》修改了之后，我对“好书”的体会发生了什么变化。或许只是：写多么难以名状的人和事，语言依然可以是通透的（对亨利·格林依旧耿耿于怀）。但不管是读格林还是读萨博，乃至NYRB能成功的一个关键，就在于：听信荐书之语，把不大不小一块生命割让给一本书的时候，最好还是要有些冒险精神，要打开门让世界进来。最好还是要把书想成活生生的人，就像女作家让埃莫伦赛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一样，没有一本书是“神赐”的，没有一个人进入你生命的时候说好了必须是暖融融一团欢喜，他们都携带着心碎、愧疚和浪费的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