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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洁︱《大明王朝1566》：戚家军缺粮怎么办？喝粥！

徐美洁

2017-04-02 14:42

来源：澎湃新闻

编者按：《上海书评》将持续发布徐美洁对《大明王朝1566》的观剧笔记，本文为第二篇。

看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前半部说的一大摊子糟心事，都与浙江有关。嘉靖三十九年，北有鞑靼，南有倭寇，国家到处要用钱，却发现钱没了。阁臣们开了个会，打算在浙江改稻为桑，种桑织绸，再利用海外贸易填补国库空虚，补充南北军需粮饷。至于粮饷到底补上了没有，我们台州倒还有一点“非物质遗产”保存下来，仅供猜想。

浙江台州习俗，元宵节吃“咸酸粥”，或叫“十五夜粥”。“咸酸”是当地土话，就是个咸的意思，也有点“将就有点咸味”的意思。就是尽家里所有，白米里放一些过年腌制的猪肉骨头，再加芋头、赤豆、香菇、豆腐之类熬成一大锅粥，最后放入切碎的芥菜，如是而已。祖辈留下的传说是，当年戚继光将军在我们这抗倭，但军中缺粮，就想出放入各种杂粮蔬菜熬粥的办法。后来为了纪念戚将军，我们就在元宵节熬这种粥喝，并沿习至今。这一习俗的蝴蝶效应就是，元宵节，当大家忙着普及元宵和汤圆的区别，或为了汤圆什么馅儿站队时，我却成了“你国吃这个啊”的化外之民。曾经有一位研究社会生活史的老师，对我们的传说表示怀疑：“喝粥要饿肚子，饿肚子就不能打仗。所以粥断不可能是军中伙食，传说恐怕有误。”这次看到电视里王庆祥演的胡宗宪，为了浙江的粮饷愁到生病时，我却笑了，心想：部堂大人，这下您可以作个证了，军中喝粥恐怕是真事啊！

嘉靖末年与万历朝相比，人口、田亩并无太大变化，据明张学颜著《万历会计录》，浙江省一年上交税粮，夏税折银约十万两多点，秋税折银约十五万两多点，一年总共二十六万两有余的样子，押库大半，留存地方政府小半。如果参照电视剧中艺伎芸娘的身价二十万两银子算，浙江一年留存本地政府的税收，只有这女子身价的一半。当然，这个身价银是为了表现富商沈一石的奢侈，戏说成分大。《警世通言》里，玉堂春是头牌，但王顺卿也是被老鸨赚了，哄骗去了三万两银子，当时市价，“三万两也够买三百个粉头”了。那张契约文书里写，玉堂春作为贫民“周彦亨之女”被买时，身价只有“八百文”。经过调教、习养，花去成本若干，成为一百两银子行情价的普通青楼女子，也已经是百倍身价了。一到荒年就饿殍遍野的时代，人是最不值钱的，会弹广陵散也值不了这个钱。就比如现在社会发展到五环房价都升五万了，我会弹广陵散，还会古人不会的编码，也值不了一个房本的价一样。

戚家军多金华、义乌兵，经戚继光的训练，纪律严明，所以就算粮饷不备，也没传出什么变乱来，但别的军营就不同了。同是嘉靖三十九年，南京军营就闹事了。当时士卒带家眷的月粮一石，不带家眷的减四成，春、秋两个月每石米折色银五钱。算起来也不太多，但国库空虚，支用紧张，南京户部的几位官员商议决定，减去眷属的那部分月粮，再减一个月的折色。士卒立刻闹起来，将户部督储侍郎黄懋官也杀了，暴尸街头（见《明纪》等）。监察御史赵时齐在事变后上疏，倒有一些数据可看。据这道奏疏，当时南京户部所储粮食三十余万石，只够四个月支放；库银三万余两，只够一月支放。所以请求中央政府，将浙江、江西、湖广的起运粮米，借用数十万石。同时派出官员，向这些省份收取嘉靖三十八年所欠的粮税，并主张参照正德年间例子，用些手段，加紧催收。

奏疏中也提到了浙江当时“连遭倭患，饥馑因之”，南京兵营士卒骄悍、管理不当也需改革，但他还是提出了南京是国家两百多年的根基，军队必须维稳的理由，要求南方几省粮米支援南京（《皇明留台奏议疏》）。赵时齐的奏疏，从杨博的《本兵疏议》来看，钱粮部分推给了户部处理，兵部没有发表意见，估计最后户部也没奏准。地方财政要源源不断给中央政府输血，但遇上管理不善的中央政府，非但起不到集中调配的作用，还使地方无力自保，这些明末黄宗羲等人都已作过总结。所以，即使当时嘉靖许诺胡宗宪“东南帑藏悉从调取”，但因为各地方政府的实际困难，如电视里演的向江苏借粮，是不大可能的。

胡宗宪向江苏借粮，江苏巡抚赵贞吉不同意

“天高皇帝远”，这句话让皇帝来看，觉得是说刁民难管；让“刁民”来看，分明是说“皇帝他是谁”，不见人也不管事；让上奏的官员来看，不禁要吼：“拜托，这不是比喻，是实情啊！”北京太远了。明代的驿站此时已经出现了重大问题，根本不能像电视里那样，大事小情，办个贪官，也来个八百里加急，天天北京、杭州来回递消息。即使天天递，也不大可能八九天就一个来回。要知道，嘉靖四十年，倭寇袭破福建兴化等城的军报，是四十多天后才送达北京的。兵部问迟到的原由，报告也是一肚子苦水：“问其迟留之故，则云所在驿分如入无人之境，既乏口粮，又乏脚力，风尘徒步，不胜苦楚。”（杨博《本兵疏议》）当时驿站的情况是：“十夫九逃，十马九缺，十驿九闲。”也难怪他们逃离，被户口政策“圈”在驿站当差的百姓，实在是困苦难当。吕坤的建言里说到那种苦楚：“百姓之差，驿递为重，而驿递之差，轿扛为重。招募贫民，一日才得银二分耳。……腹饥担重，力尽途长。肩凝涂靛之伤，项结覆盆之瘿。如此民艰，仁人陨泪。”

可见天天去跟皇帝要兵、要粮并不现实，况且当时各处调兵，动辄半年一年，等兵士聚集，倭寇已然逃走。且不一定会打仗，地方官又从军饷中贪腐，困难的兵士难免贻害地方。与张居正主持内阁时代全力保障粮饷不同，这时戚家军靠的是自己募兵，并于当地解决粮饷。戚祚国《戚少保年谱耆编》嘉靖三十九年谱，说征兵法大有实效，经总督胡宗宪保举后得以实行：“遂罢征天下兵饷，而土人御倭自此始。”所以，戚家军在台州抗倭的粮饷，应该是靠着地方政府的库粮、百姓的募集，以及“喝粥”的权宜，这么度过来的。所以，元宵节喝粥这个传说中的纪念，也是有些根柢可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