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志 | 小镇邮电家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编者按：

中国传统农历的新年，象征着一场新的轮回。在漫长的人生里，是这样顺应着节气、天文变化的历时里的节日昭示着一次次新的希望。家族志的一篇文章里写道：“称呼某地是家意味着人类心甘情愿地承认自己（曾）依附于某一片土地，这显然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在中国传统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精神依托把人与人联结起来，因而在纷乱流离的生活里，人在时空中始终有一个确定的坐标，通过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到自己。

虎年新春，湃客镜相联合北大传播学课程的作者们，共同书写家族历史。并以自身童年至青年视角的转换，折射出几代人沟通、理解和凝视。是在代际轮回里生生不息的传承——文化与情感，故土与新人，赋予了中国人“家”的精神归属。

采访并文 | 夏夕空

指导老师 | 王洪喆

编辑 | 林子尧

一

姥爷一直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每天早出晚归，日夜兼程。

有时对家人而言，姥爷更像是一个“形象”，是“父亲”、“丈夫”、“姥爷”，是忙于工作、小有建树的县邮电局局长，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提及姥爷的生活和过去，就连妈妈也只能说个大概，然后无奈摊手：没了。

或许对姥爷而言，有很多事情本就不必对家人说。甚至有一次，姥爷一个人公务出差，病倒住院了，也没有对家人透露过半点消息。最后还是查班的护士觉得奇怪，特地翻了通讯录，才一个电话打到了我家。妈妈拉上我赶到住院部，推开门责备道：生病住院你怎么都不说一声！

姥爷一个人坐在窗边，眉毛微抬，露出他惯有的眯眼笑：“来啦？没事儿，小病。”

妈妈心疼又无奈，坐在床边给姥爷削起了梨子。

直到姥爷痊愈出院，回到家中，姥姥才知道他病了一场。

“瞧把你能的！”姥姥也气得不行。

小时候觉得姥爷家就像一个藏宝阁，印着邮政、联通标记的各种小玩意儿藏在房间的每个角落，从茶杯到钥匙扣，应有尽有。我偶尔也会翻出写着姥爷姓名的奖杯、名牌、信笺，妈妈就会把我抱到一边让我别碰，姥爷却只是笑笑，眼睛眯成一道缝。

“买书去吗？”“好！”

我跳上姥爷的绿色自行车后座，姥爷就吱嘎吱嘎骑着车载我去书店看书。

“你出生之后，你姥爷还在后座上专门给你装了扶手和脚蹬子呢。”妈妈说。

图一.姥爷的邮政自行车

二

1952年，姥爷出生，刚记事不久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70来岁的人都知道挨饿，但那时候都还是小孩。挨饿的原因他不知道，只知道没有东西吃。”

那时候，曾姥爷还是一名邮电局的邮递交通员，每天骑着马给县委送信。当时的邮电局归邮电部垂直管理，下设电信总局，总管报纸、信件、传呼机、包裹、固定电话等。曾姥爷每天要投递的信件不多，路途不远，送信的范围拢共只有三里地。马儿费蹄，人不费力，跑到当地放下信件便是。

按照那个年代供给制的惯例，交通员不吃工资，只是偶尔有些零花钱。曾姥爷嗜酒，每每拿到钱也只是换了酒来在家一人独饮。家徒四壁，横七竖八的只有喝空的酒瓶子，遇到饥荒自然也无从应对。姥爷就是在那个时候认清了地里所有可以吃的树皮、青草、花朵，也学会了蒸“菜包子”——把菜和草混合在一起“炸”熟，团成菜团，在粗粮面上一滚，裹上一层比煎饼皮还要薄的面皮，然后放在清水锅上蒸菜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油、没有面，顿顿吃菜喝水，姥爷瘦成了一把骨头。

也许是对饥荒和贫困的记忆过于深刻，时至今日，姥爷依然从不在家中喝酒，吃饭也从不浪费分毫。

姥爷对上学念书有一种执迷与狂热。年底串联结束后，姥爷回家种了两年地，终于又回到了学校，在那个大部分村里孩子连小学都没能读完的年代，顺利念完了高中。

“你曾姥爷就是没上过学，也不识字，一辈子只干了邮递员这个差事。送信时也只能靠记住村子的大致位置，一路问着走。”

“人还是得上学啊，得念书。”

姥爷没能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的大潮。1971年高中毕业之后，姥爷就回到家，做起了村里的会计和生产队队长。

当时村里的作物成熟后，会先收集下来堆成一垛，由生产队定期按重量分给村民。然而由于同一垛蔬菜的收获时间不同，不同晾晒区域蔬菜的含水量不同，相同重量蔬菜的可食用部分占比不同，村民们总吵嚷着说分配不公；同时需要分配的蔬菜数额巨大，分配场地又不足以容纳全部待分配物资，只能靠人力一趟趟搬运。“一天下来，运蔬菜的人没有一个不瘫在地上，而另一边老百姓却还觉得自己比别人拿得少，就吵架吵到生产队来。”

姥爷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麻烦。每次收获之后都将作物马上上称，以百斤为单位分成不同的小份，等到分粮的时候，先把已经提前称好的百斤按份分给村民，然后再称量分发剩余的零头。分粮顺序抓阄决定，按号拿取。这样最大程度确保了公平，也大大节省了称量搬运的人力成本。

“大头对了，零头就好办了。在那之后，村里的人就再也没因为分粮吵过架了。老百姓才不傻呢，所以制定政策要用心，权衡好公平利弊，这些他们都是能感受出来的。”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姥姥、姥爷在村里人的介绍下相识相知。1974年，妈妈出生；1977年，小姨出生。

姥姥和小姨也先后从事了邮电行业，这是后话。

1975年，曾姥爷退休。子承父业，姥爷正式进入县邮电局，成为了一名邮递员，每天骑着小自行车去偏远地区送信。

“那段时间真是起早贪黑。每天天不亮就出发，天黑后才回来，一天下来基本见不到县城的太阳。”

姥爷的送信区域是根据上一任邮递员的投递能力进行划分的，而之前的邮递员工作时总是偷工减料，一次性将相邻村落的信件送到几个村共同的办事处，等有需要的人自己来取信，这给尽职尽责的姥爷带来了极重的工作负担。

“那时候，平常的信叫平信，也就是平安信。平信的投递进度是没有跟进的，寄信人不知道信件什么时候能到，有没有送达，有没有丢失，在哪里弄丢。另一种信叫挂号信，这种信要贵一些，邮递员的送信进度、送达地点都有所登记。他这种投递方式连平信的送信标准都达不到。工作是轻松了，但信件却总是在办事处积压很久，也很容易遗失。”

姥爷依然坚持着送信到村、送信到户。“送信区域是按照那个人的投递效率划分的，如果按照正常的投递标准送信，按时送达的压力就很大，但这在当时也没办法改变。”于是每天天还没亮，姥爷就已经踏上了送信的路程：“那时候，如果是普通村落，我一天能送四五十个村；密集一些的，一天能送八十个。”工作的代价是个人家庭生活的折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童年的妈妈每天起床后就很少能再见到自己的爸爸。“甚至在我三四岁时，有一次他回到家，我都不认识他是谁”，妈妈说。

在这邮递员生涯的六个月里，姥爷每天按时起床，按时出发，按时收信，按时送达，甚至每天到休息处吃饭都有特定的时间点，“不能给接待处和收信人添麻烦呀。每天和这种按时按点的任务打交道，就得把自己变成一个活钟表。”有条件时，姥爷也会尽量与人方便，能帮捎一点东西，代传一点消息的都尽量帮忙。

长期积累的高口碑让姥爷很快就得到了提拔的机会。1976年的一次工作调整后，姥爷成为了县邮电局的邮政班长，管理一部分邮递员，同时做着班里的黑板报、文案等宣传工作，偶尔也给邮递员们替替班，做做送信的老本行。那时，邮电部已经结束了军事化管理，邮电分家，曾经的邮电老大拆分成了邮政局和电信局。邮政局承继了邮电局的核心政治功能，不计经济效益，传达机要文件和保障民生基础；而电信局则继续负责报纸、信件、传呼机、包裹等工作，企业化发展苗头初现。

姥爷说：“对邮电产业来说，有很多地方的工作，交给企业来做是绝对要赔本的。在很多偏僻落后的村子，很多人可能一辈子连电话都没听说过，更别提自己打电话了；但邮电作为社会民生基础，是经济发展必要的设施，总要投入充分的人力、物力来架线、做设备，但很多时候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所以说邮电分家是一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对两边都有好处。”

姥爷和当时的邮电员工

邮电分家是市场化改革的缩影，而对年轻人来说，变革则意味着机会。在错过高考之后，姥爷终于赶上了经济体制初调的机遇，过去的小小邮递员也一点点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与智慧。

“特长很重要，”姥爷说，“在大学里、工作中，都要有亮点，要给别人留下印象。有的人会打乒乓球，给单位争光，这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印象；搞活动搞得非常出色，也是一种印象。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多学一点东西，多学一些手艺。在平凡的岗位庸庸碌碌做一辈子的人太多了。”

邮政班长时期，姥爷把自己负责的每一期黑板报、宣传册都做得一丝不苟。文笔生花，工作细致，人际口碑高，又写得一手好字，姥爷就是这样得到了邮电局领导的重视，做起了局长秘书，每天整理会议记录、管理收发档案。有时候领导们晚上开会开到九点多，姥爷就加一夜班，第二天交上会议纪要和新一天的会议稿件。

“办公桌的对面就是单位食堂。有时候写完文案，抬头一看，食堂已经点灯做饭了。”

姥爷写文稿也有自己的一套心得。“成绩和宣传必须相匹配。工作时候多想想当下还需要什么，自己能做什么；宣传时候不必刻意鼓吹，但也不要吝啬，毕竟宣传不仅是成果展示，更是工作交流和相互学习的一部分。”在繁复的文书工作和会议宣传中，这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邮电内部的工作内容及外部合作伙伴的交流渠道愈发熟悉，也积累了更多的人脉与经验。

1982年，姥爷担任了县邮电局的工会主席，帮助职工反映工作、生活中的个人意见，负责组织员工节日福利，生病慰问等日常活动，同时和行政方进行沟通，帮助工人维护基本的报酬权、休息权、安全权、培训权等。“这跟当秘书时候就又不一样了，邮电工会主席不仅要熟悉高层的政策思路，更多的还要在工人和行政之间当一座桥，了解和平衡双方的需求。”他还组织了很多的文体活动，作为员工福利，丰富群众生活。

邮电局合唱活动合影

1990年7月，这个一向平安的小城镇连降暴雨，并最终演变成了水灾。

资料记载：“黄河防洪工程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出现水沟浪窝11244条，冲走土方6.72万立方米，冲毁险工、护滩坝垛8段，毁坏房屋817间，直接经济损失约30万元。”

面对灾情，通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邮电业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了灾情影响。业务受损，员工整体生活和信心也跟着受了挫。姥爷和几个同事一起四处走访，和受灾员工聊天交流，对邮电局的受灾情况进行拍照记录并上报灾情。“那时候大水把邮电宾馆和周边的平房都淹了。屋里的水积得很深，站起来甚至都能没过小腿。我们就用砖头把床脚垫起来，防止水把木头淹坏。”

三

过去，邮电系统最主要的设备——电话网以外国进口设备为主，国外产品长期垄断中国通讯市场，行业内有“七国八制”（七个国家，八种电话机型）的说法。1991年，解放军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主持研制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04机），中国电信业开始绝地反攻，中国通讯市场发展的大潮也已经扬起。

姥爷恰好赶上了这大潮。1996年，老邮电局局长退休，姥爷接任成为了新的县邮电局局长。

那时，北方通讯业普遍落后于南方，农村落后于城镇，而基层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同样难以支撑起经济发展的步伐。“以前有一家外商已经和我们达成了投资协议，但因为那时候没有程控电话，最后还是没合作成。”姥爷说起这件事，依然觉得惋惜：“要推发展就得对外开放，对外合作，但如果没有基础设施，一切就都是徒劳。”在之后的日子里，姥爷组织邮电局进行了模拟移动电话扩容和分组交换扩容，新建了两处移动电话通讯站，又通过光缆和微波两种手段稳定长途业务。那段时间里，姥爷时常从家里揣几个馒头和简单的炒菜去上班，休息时就把饭菜和馒头拌到一起，用开水冲一冲，吃完饭，一丢饭碗就再次开始商讨、设计基站建设问题，刨坑、拉杆、架线，从村村通电话开始，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1998年，为了更好地与外国资本垄断情况抗衡，同时打破国家电信局体制僵化、经济垄断的状况，国家成立了信息产业部，开始操刀拆分中国电信，进行企业化运营。从此邮政只负责投送报纸、信件包裹等，电信的主要业务则集中于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同时邮电分家，电信局缩减部分行政职能，成为了电信公司。姥爷对此并不意外：“邮电是独家经营，发展的速度也很快，引入竞争是绝对必要的。”电信公司的职能重点进行了调整，但并没有改变其本质：民生关怀与经济发展职能兼具。

同年，姥爷当选为市人大代表。每每说起这件事，姥爷虽然面不改色，言语里却也总是带了些自豪：“我们局里过去连县级的人大代表都没有，更别说市里了。”这是姥爷的一项政治成就，也是对他过去在邮电局工作成绩的肯定。

邮电变迁的速度和规模也逐渐达到了一个小小的峰值。90年代初，传真机流行之后，电报就不常用了，后来又有了传呼机，BB机，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都非常短。“过去有报纸、信件、电报、固定电话，公用传真等，看似业务繁多，但业务的实际操作效率很低。我们以前装电话用的线路，一条线最多也就只能连几通电话，不像现在的光纤电缆，要多少传输量，一条电缆就足够了。”

2000年，为了进一步细化职责，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从中国电信中拆分出来，原中国电信寻呼业务并入联通公司。

2003年，全国电话座机飙升至2.5亿部，平均5人一部；也正是在这两年，姥爷手下的固定电话业务也逐渐达到了高峰。“跟BB机、寻呼机等这种发展高潮过后很快消失的业务不同，即使到了现在，固定电话的使用率还是很高。2000-2010年是它的发展高峰，也是我们那时重点推的业务。之后固定电话有所衰落，但直到现在也还依然存在，像公司电话，内部电话什么的。”

姥爷家泛黄的集邮册

2005年，中国电信市场南北拆分，人员、业务、固定资产等全部分成两部分，形成南电信，北网通的局面。南方十二省由于经济条件好，继续拥有“中国电信”的商誉和无形资产，可以经营固定电话、宽带等全国性的移动业务，而北方十省则由网通公司与吉通公司合并成为新的网通公司。姥爷继续在网通公司任职，任市级网通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县级网通公司总经理。

“实际上这样拆分之后，南方就占走了大头。不只是因为它继续保留了原来的名字，而是因为它的业务本身就占走了全国的大半。这样北方网通的发展压力就更大了，毕竟最后要在市场上形成竞争。”姥爷说，“但也没办法，南方一个广东省的业务量几乎能顶几个北方大省，是我们的发展太滞后了。这样南北分开之后，两边的发展速度都变快了，整个业务收入基本都是翻着番儿地往上涨。工作还是那些工作，只不过更加看重经济效益了。”

“这么多年下来，我和同事也一起走过了很多地方，从海滨到内地，周边每一个重要的乡镇都去了一遍，也去了东南亚、欧洲的很多国家，去了解和学习。要做通讯这一行，就不能只是呆在一个地方不停地画饼、造车，还是要多走、多看、永远学习和进步，不然这和邮电精神本身就是南辕北辙的。”

2007年，姥爷离职、退居二线。

2011年，姥爷圆满结束了市人大代表的履职生涯。

2012年，姥爷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