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汉达、曹余章与他们的《上下五千年》

林汉达、曹余章编著的《上下五千年》是一部二百六十二个故事、八十万字的煌煌著作，而它同时又是一部少儿历史普及读物。毫不夸张地说，林汉达、曹余章两位先生三十多年前完成的这本著作，仍然是当今最好的中国历史启蒙读物。

尚未写完的书稿

《上下五千年》这部书的设想，是林汉达拟定的。

林汉达（1900-1972年），著名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他出生在当时属于浙江省宁波府镇海县的龙头场林家村一个农民家庭。不过这个地方1954年在行政区划调整中划入了隔壁的慈溪县，所以现在可以看到林汉达的籍贯有“浙江镇海人”与“浙江慈溪人”两种说法，毕竟“争抢”名人如果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起码也是历史悠久了。

林汉达13岁起，先后就读于宁波崇信中学，杭州之江大学，大学毕业后，先在宁波四明中学当老师，后来进入上海世界书局当编辑。20世纪30年代时，各地中学普遍采用3种英语课本有林汉达编的世界书局出版的版本，林语堂编的开明书店出版的版本，周越然编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本。因为林汉达编的版本质量高、内容新，销路越来越广，竟然使老资格的林语堂到法院提出了控告，诬蔑林汉达的版本是抄袭他的。不过20世纪毕竟是讲道理的时代，官司打了半年，法院做出判决：林汉达抄袭之说纯是诬告。这场官司反而令林汉达名声大噪。

1947年6月，应中共中央东北局电邀，林汉达到哈尔滨任辽北省教育厅厅长。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林汉达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和这次会议。解放后，林汉达进了燕京大学，在教育系授课，后为教务长。1950年年底以后，林汉达调教育部历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副部长。他认为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必要基础。早在1946年，他就完成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1948 年由生活书店出版。解放后，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都有再版。而从20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林汉达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通俗的历史故事上。

毋庸讳言，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采用传统的文言文撰写的“二十四史”距离大众生活越来越远，即使是蔡东藩撰写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之类历史演义，虽然发行多达几十万册，也并不适合青少年阅读。如此下去，中国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了解势必越来越贫乏，为此，林汉达最初计划是写十来本，每个中国的历史时期写一本白话文的通俗历史故事，一直写到中华民国时期。“文革”前，林先生已经完成了《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和《东汉故事》四种（统称《中国历史故事集》），出版了三种《东汉故事》因为“文革”开始未能出版。

1958 年，林汉达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受到不公正对待，被错划为右派。但他不愿白白地消磨时间，继续写了大量的书，他设想了一个大纲，要自己撰写五千年中国历史，可惜他于1972年去世，未能完成计划，只留下一个大纲，列了一百二十则题目，并写就了上古到东汉的一些重大事件、著名战役和著名人物，计五十多篇，共五万多字，离原先准备写到鸦片战争前的计划还有很大距离。

成功的续作

幸而，“文革”结束后，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相关人员慧眼识珠，将林先生的遗稿带回上海，筹划续写工作。

众所周知，续写向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大才如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也被不少人诟病未得曹雪芹的思想精髓。这次，少年儿童出版社找到的续作者是曹余章。

曹余章（1924-1996年）也是浙江镇海（柴桥里）人，与林汉达算是同乡。他当时是上海市语文学会副会长。沪上甬人向来不少，而甬属各县里似以镇海县（今分为宁波市镇海与北仑两区）独占鳌头，不知是何缘故。曹余章九岁开始读《孟子》，进而读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同时习作古诗文，1944年，曹余章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受到夏承焘、王季思、徐震堮、任铭善等名师的教导，语文与历史的功底相当扎实。从解放以来，他从1951年在上海市杨浦区市东中学任教师开始，又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熟知青少年学生的志趣，选中他来完成《上下五千年》实在是个适当人选。

说是续写，但绝大部分要重起炉灶，因此曹余章也花了很多心血。经过他历时两年的艰巨努力，除了改写和补写了林汉达写的前两册（上古至东汉）外，还续写了三、四、五册，共二百三十八则故事。作者撰写此书，是用了一番功夫的。在搜集材料，核对史实方面是费了心机的。为了忠于历史，在选材的时候，曹余章查阅了许多史籍原著，包括正、续编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有关纪传等。正史上没有的，也尽可能去找第一手材料，如写“成吉思汗”，用了第一手史籍《蒙古秘史》的材料；写《欧洲来客马可·波罗》，用了《马可·波罗游记》的材料。

这样，故事则数增加了近四倍，文字则扩大到六十多万字，各册的体例、风格和文气等也都能保持一致，从而大体上实现了林汉达先生的遗愿。1985年又作了一次修订，增加到二百六十三则故事，七十五万字，分上（上古至东汉）、中（三国至唐）、下（宋至清代前期）三册出版。

《上下五千年》上市之后，取得惊人的销售业绩，短短几年内竟发行596万册，远不是如今的“畅销书”可以望其项背的。据说，在当时各地的新华书店，《上下五千年》竟有“洛阳纸贵”之势。譬如“该书在咸阳地区店的订货数从150套调整为500套”，“江阴县城（澄江镇）举办四天书市，《上下五千年》240本只卖一天。从上海又调到500套，也只半天就全部销完。”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举办的1980 -1981年全国少儿读物评奖中，《上下五千年》获优秀读物奖，1984年教育部、团中央等举办的第二届全国中学生评书活动中，又被评为中学生“最喜爱读的书”之一，1986年上海市评选1979-1985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时，又被评为著作奖。甚至境外的媒体也闻风而动，香港的《明报》、《大公报》、《晶报》也都发表了推崇该书的介绍文章。1984年6月举行的香港书展上出现了香港读者争相购买这本书的动人情景。香港汉阳图书公司更是在1985年8月在香港出版发行了《上下五千年》的繁体竖排版。这里可以吐槽一下的是，港版《上下五千年》被改成一个极其具有奇幻小说色彩的书名——《龙族的故事》……

一代经典

直到2009年9月，《编辑之友》评选的“建国六十年的六十本书”中，《上下五千年》仍然评比入选。而这套书的体例，对以后的历史读物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很多历史普及读物都采取了此书的写作方式，甚至直接借用“上下五千年”作为丛书名。譬如北京教育出版社发行过《中华上下五千年》，长春的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有一套书叫做《中华上下五千年》，延边人民出版社还是有一套书叫做《中华上下五千年》，另外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同样有一套书叫做《漫画上下五千年》……自然，《上下五千年》这个名字刚问世时，比用《中国历史故事》、《世界历史故事》具体、明确，显得新颖独特，但泛滥之后，反而引起了审美疲劳，故而这些“上下五千年”的影响都不能与林汉达、曹余章两位先生的原版《上下五千年》相垺。

实际上，《上下五千年》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是在讲读者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而不是罗列时间地点人物的历史教科书。而历史故事又不同于历史小说，不能采用诸如大幅度地虚构情节等文艺创作的基本手法来组织内容，而必须在严格地忠实于历史、依据确凿的史料的前提下写作故事。譬如《上下五千年》在写到郑和七下西洋时，情节较为平淡。作者就在这则故事的前半部分增加了明代的建文帝出走传说，后半部分则选取了郑和在海上打退海盗陈祖义袭击的内容，加以铺叙和描绘。而在《铁面无私的包拯》一节中包拯审案一段中，有个农民的牛被割去了舌头，向包拯告发时，包拯嘱咐他宰杀耕牛。在叙述中增加了牛主人的心理状态：牛舌既被割，牛就活不长；县官命宰牛，不须怕犯禁。这一段就是心理描绘，从而增强了故事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至于明代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没有写这场斗争前期的所谓“争国本”一类宫闱琐事和官僚集团之间的无谓纷争，而直接采用了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和张溥《五人墓碑记》的材料。这未必能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或本质，但确是感人的故事。

毋庸讳言，受到时代与史观的限制，以今天的眼光看，《上下五千年》的一些论述，已有“过时”之嫌。最为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上下五千年》所选取的将近三百个故事中，极大比例属于政治、军事方面，也就是帝王将相唱了主角，农民起义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经济文化类的故事相对稀少，譬如对在中国经济史上意义很大的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是一笔带过，而明代后期繁盛一时的月港海外贸易更是未置一词。而有些选用的故事，如《李岩与红娘子》，经过顾诚先生的考证，实在是后世以讹传讹演义而成，历史上并无此人此事。在选材的详略上，《上下五千年》也并不平衡，譬如明代（含南明）大约300年，书里选取了30个故事，而之后清代至鸦片战争前大约180年的时间，却只有9个故事（这与一段时间以来层出不穷的荧屏上的清宫戏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名义上《上下五千年》写到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实际最后一个故事（白莲教王聪儿起义）仍然是18世纪的事情，19世纪早期这决定大清帝国无可挽回的走向衰败的40年，书里只用了最后一段不到200字概括，实在是有些太过简略了。

当然，这些缺憾不能掩盖《上下五千年》的光芒，作为此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位读者，笔者今天依然相信，《上下五千年》仍然是从那个时代以来最好的中国历史启蒙读物，如果有比它更好的，那或许是《上下五千年》的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