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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生活｜大城市中的青年租户：高速流动中建立关联

周由佳

2022-01-30 16:01

来源：澎湃新闻

大城市是现代人高速流动的节点。越来越多年轻人在大城市穿梭，租住正在成为主要的居住选择。上海的租户约有1000万，占总人口比例超过四成。在纽约、巴黎等先发“全球城市”中，租户比例更是超过半数。高速流动的年轻人如何通过租房建立关联，感受城市生活的包容力，这正是我们关注的。

本文深入探访了一位在上海有过多种租住体验的马睿涵先生，试图探析一位上海青年租户与所在的社区、城市建立关联的过程，挖掘更多的可能性。

2022年1月，上海远郊住宅。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周平浪图

混合多个地域特征的口音

“你有过几段租房经历？”

“六七段吧，可能不止，我一直在租房。”

马睿涵今年25岁，目前居住在上海衡复风貌区的一栋长租公寓，说着一口较为标准、时不时掺杂两个英文单词的普通话。

马睿涵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在广东读完高中后，接受了本科四年的博雅教育，并在本科期间去往深圳、北京等城市实习，后来独自前往英国深造。

回国后，他又在广东、北京、深圳、兰州、上海等城市辗转。

漂泊不定，口音或许就表现为无法辨认。

2020年7月，上海的年轻人。

选址和租金的平衡

马睿涵目前住在上海，是因为工作调动。马睿涵辗转于各个城市，主要原因都是工作调动。在他的几段居住经历里，通勤时间是房屋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前几处出租屋，离工作地点只有十几分钟的距离。

年轻人的漂泊有时是主动选择，更多是身不由己。城市环境中的社区似乎不断式微。

著名的芝加哥城市学派的学者帕克，通过对城市社区深入的实证研究，指出城市环境中的邻里关系的重要性，相比原始社会正在丧失，居民与地方的联系愈发松散。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也提出类似观点，他认为，家与工作的分离在现代早期就已发生，如今的社会生活已经完全非领土化了，当下同居一处的人只是“互不相关的邻里”。

青年们对这些观点有共鸣。住在上海长租公寓的朱先生来自北京。由于工作原因来到上海已整整两年，他仍觉得“上海只是个出差的地方”。土生土长的上海人E先生，也觉得和邻里几乎毫无交集，对这座城市以及自己居住的地方都没什么归属感。

在选择出租屋时，青年通常用“性价比”衡量对房屋的满意程度。“性价比”首先体现在居住的地段、房屋的质量上。

以往，青年人常被迫在这两者中抉择，多数人会为节约时间，而住在较狭窄的房间里。毕竟，就像已来上海两年，认为在这里“是生存，而不是生活”的祝女士，每一分钟的通勤时间都珍贵。

而随着在线办公兴起，青年越发流行不坐班，居住地段和房屋质量不必二选一，比如，受访者一帆就愿意为了三千五一个月的租金和较舒适的居住环境，接受离上海市中心几小时距离的偏远居住地。

此外，性价比中的“价”，直接体现在租金水平上。马睿涵会为比市价低20%的价格，选择忍受有少许纠纷隐患的租赁合同，也会为了节约经济成本，尝试和陌生人合租。租金价格的最大化压缩，对初入社会的青年颇为重要。

2019年10月，上海地铁站边，租房信息牌。

困难的精神交友

或许正是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会强链接的消失，使青年们转向个人精神世界。马睿涵十分喜欢上海，不是因为这座城市有朋友和家人，而是因为文化氛围。他十分重视个人的精神世界，非常喜欢文史哲，有大量阅读积累，也常观看相关纪录片和电影；此外，他爱好戏剧，在工作之余，常常前往剧场，也很喜欢相关的展览和演出等；

最初，马睿涵的这些兴趣爱好，纯粹是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他自两年前来到上海，会参加一些读书会、观影会。在参加兴趣类的文化活动时，如果活动质量不足以让他吸收到新知，他以后可能就不会再参加。

“我知道，可能也有人参加活动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但我参加活动也不是为了社交，是希望能获取更多有深度的东西。”表述参加活动的初衷时，马睿涵这样说。

马睿涵只是不强求。“也不是不想交朋友…而是那么多人，遇到真正聊得来的，真的很看缘分啊。”

但是，因为其他城市的朋友在分开后逐渐疏远。慢慢地，马睿涵的活动目的中也掺入一些社交需求。他积极参与各种青年活动，也不抗拒任何一种社交模式。以知识、兴趣为目的组织的活动，和以社交为主的活动，他都报名参加，并通过不同渠道广泛结交朋友。

最后的结果并不理想。谈及活动体验时，马睿涵自嘲：“我出门会为了社交/知识的海洋，结果发现既没有社交，也没有知识的海洋。”这仍是精神世界孤独感与自身社会化需求相背离的真实写照。

偶然的，一段见闻使马睿涵看到了新的社交方式的可能性。

2020年7月，上海定海社区的孩子。

失败的租房社交尝试

早年的求学经历，使马睿涵非常向往数字游民生活。“如果能遇到一个还不错的地方，也遇到一群相处很好的朋友，那么和他们住在同一城市会是一种不错的选择。”马睿涵说。漂流的生活给予了他精神上的自由，不必被束缚，而是拥抱更多可能的人和事。

而在辗转多地的租房经历中，马睿涵的社交需求不断凸显。一位朋友的经历，恰是马睿涵梦想中的生活。这位朋友住在自如——一所不定期举办租户社交活动的长租公寓。舍友是由公寓方面随机分配而来。马睿涵有一次去找自己的朋友聊天，来到放着爵士乐的清吧，发现朋友身边坐着另一个人，经介绍才知那是舍友。舍友之间闲下来就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在连接单薄的现代社会网络中极其少见。

讲述这段经历时，马睿涵说：“他们会经常一起玩或经常一起吃饭。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了自如，觉得很好，可以试一下。”

但是，实际真正租住进去后，他与舍友的关系与想象中存在落差，期待的强连接没有形成。他和舍友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里不会进行交流，更遑论周边邻里。

不仅没有想象中的亲密，现代都市中人对异质性的警惕，也在马睿涵和舍友的相处中体现。“说的不好听，公共区域的东西也会收紧一点拿进来。如果我有选择的话，我不会选自如了，要么就是一个人租一整个房子。”对以长租公寓为纽带的社交想象完全幻灭，马睿涵不禁思考，真的有一种社区组织形式，既对租客进行经济赋能，又能使其形成人际纽带吗？

这些问题，也是来到大城市工作，租金预算受限，同时渴望消解内心孤独的年轻人所面对的共同命题。

马睿涵与自如舍友疏远有两层原因，一是大家都要工作，很少有时间在一起，二是就算在一起也无话可说——即社交连接偏向被动，缺乏趣缘共同性。

如果说信任关系的建立部分依赖于活动，那么活动又进一步扎根于地缘的社交生态圈。不同的地缘社交生态圈，形成了不同的社交形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活动的种类与频率、新建的社交关系有效与否，以及社交意愿的强弱。

从马睿涵的租房经历中，这一点得到了有效验证。在北京的租房经历中，马睿涵走进的是三环附近20多年的老小区，社区成员多为高龄者而非同龄人。于是对马睿涵来说，社交生态便自然偏向去深度的弱信任关系。

“基本上没有交流。会和大爷大妈唠嗑，但不会有深度。”马睿涵谈到，“社区会有过节（的活动），但是我们也很忙，所以就也没有去。”

虽然，马睿涵自明是一个活动活跃度和社交意愿度都较高的人，但在不合意的地缘社交生态圈中，无法生出较高的社交意愿。于是，活动作为地缘社交的场所也不再有吸引力了。

2020年11月，轻轨穿行在上海的夜色中。

新的尝试：基于趣缘的长租公寓

马睿涵没有放弃对理想的租户社群关系的探索。在他看来，上一段租房经历中，只有中介方具有匹配室友的权限，这使他很难选择到与自己生活作息相适、兴趣爱好相投的室友，获得一段强有效的社交关系。

于是，接下来的找房过程里，马睿涵找到一家小众青年社区。这家青年社区在入住条件上展现出一种去中心化的共居模式，许多内部决策通过共同投票决定。“进去之前会有一个面试，和自如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的舍友能够共同决定你能不能住进去。那边经常会办活动什么的，我和舍友相处也很好。”

该社区设立了风险基金，每个月多出一些钱，共居中的问题发生，或购置公共物品。马睿涵很认同这样的尝试：“如果这种模式能推广的话，大概能够缓解很大一批社恐年轻人的焦虑吧。”

马睿涵对出租屋附带的社交功能的满意程度，甚至使他打破自己先前对出租屋“性价比”的首要考量，愿意接受八站地铁的长距离通勤。

类似的趣缘社区，近年不断出现，侧面反映出现代青年群体在依托租房活动而生的社交关系上的更深层需求。精神孤独，又渴望脱离孤独，或许成为城市青年的一种共性。

比起一次性的兴趣活动，或是全然陌生的邻里关系，兴趣+居住的结合，使信任建立更加容易，社交纽带持续时间也更久。在信任关系的形成上，公寓的人员整合和强地缘链条，也使得租客得到“对方并非来历不明”的安心感，进而聚焦于参与活动中的那些身影，形成符合人际需求的小圈子、小群体。于是，共同的归属感，通过活动和公寓交友变为可能。这是一种附着于地缘的社交生态圈的信任关系。

从活动参与者逐步转向活动发起者，也可能是缓解矛盾的有效途径。

或可比对另一位受访者一帆的经历。远离市中心的独居环境，部分削弱了精神上的孤独感，每天接触不同年龄段的邻里，也扩大了一帆的交友面。在尝试发起活动的过程中，一些个人理念被践行，同时也逆向筛选出相同偏好的参与者进行交友。尽管未能如愿组织活动，从中仍可窥见未来城市青年主动化解这一矛盾的可行性。